董必武及其与武汉中学的“渊源”
董必武的简介
１８８６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０３年考取秀才。１９０５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１９１０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１９１１年参加了辛亥, 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４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党。１９１５年６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１９１６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１９１８年回国，参加运动。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１９２０年秋在武汉建立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武汉区委委员，湖北部，湖北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候补委员。１９２８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１９３２年回国，在江西根据地，历任党校校长，党务委员会，工农民主执行委员，最高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代理。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党同谈判的代表之一。１９４５年代表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南方局副，重庆工委，财经，华北局，华北。
建国后，历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院长，全国政协副，监察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代。１９７５年１月任第四届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六届委员，七、八、九届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
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０岁。
与武汉中学的渊源
座落在武昌粮道街东端的武汉中学，不是一座普通的中学，它有着光荣的传统，与中国党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武 (1886 — 1975)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岁月沧桑，这所中学始终镌刻在这位跨世纪老人的心中，彼此有着割舍不断的情丝。在漫长的生涯中，每当缅怀往事时，董老多半要谈起这所中学。
创办武汉中学
董必武早年是孙中山的信徒，辛亥爆发后，他闻讯立即赶到武昌参加。后来他参加反对袁世凯和等斗争，两次入狱，两次亡命日本。 1919 年初春，他和同邑张国恩从鄂西到上海，为鄂西靖总司令蔡济民申冤。蔡是辛亥功臣，不是死在战场，而是遭“战友”的暗算。董必武义愤填膺，请孙中山主持正义。然而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拿不出一点办法。这令董万分失望，开始全面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他觉悟到孙中山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不能走下去，要从头来，但新路何在呢 ? 他陷入了迷惘中。
这时，董必武和张国恩通过詹大悲结识了刚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李汉俊介绍了，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天地。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认识到中国要，就要列强，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唤醒民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目前能够作的就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
1919 年 8 月，董必武先回到武昌，积极筹办报纸，终因经费无着落，该计划流产。他和张国恩没有气馁，积极倡办学校。他们先后联络江文波、倪季端、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雷大同、刘觉民、崔琴甫等 11 位同乡、同学，经过数月奔忙，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基金、教员、董事会等问题。在募集资金时，董必武将自己惟一的一件皮袍典当，向远在山西的亲戚借钱，凑齐办学校所需资金。由于董必武、张国恩都是著名的党人，为了便于立案，他们推出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为董事长，董事由以上 11 位创办人担任，董事会公推中华大学教授刘觉民任校长，实际负责人则是董必武。校址选定在武昌巡道岭省教育会西北角的清朝支郡师范甲丙堂，有教室三间，办公室兼教员宿舍一间，一个操场；还有大小几个院子，两排平房，可供学生食宿。 1922 年因学校扩大，便将武昌得胜门彭杨公祠改建成学校的二部，可容四个班学生住宿和听课。
1920 年 3 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了。第一批学生有 100 多人，分甲乙班。以后每年招两班，学校常年保持八个班学生之数，以湖北籍学生为主，还有河南、湖南等省的学生。各门课程由董事兼任，他们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从事教学，基本尽义务，报酬很少，甚至没有。倪季端任教务兼监学，江文波任总务兼监学。董必武授国文，刘觉民教修身，李缄三、江文波教历史，倪季端、崔琴甫教数学，刘还兼美术。陈潭秋虽然不是董事，但仍是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应董必武邀请，一开始就参加武汉中学的筹备工作。开学后，担任乙班班主任兼英文。他住在学校，教学很负责，与学生的关系很好，积极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武汉中学最初是宣传新思想的产物，董必武等对学校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湖北省中学国文课第一家采用白话文上课的中学，也是第一个实现男女同班的学校，这在当时迷漫着封建思想的武昌，实在是一大新闻。老师们将新思想向同学们灌输，提倡、鼓励学生在课余阅读报纸书刊，了解国际风云和国家大事。由于老师的敬业和学生们的勤奋，武汉中学的教学质量在省内外是有口皆碑的，在首届毕业生中，有 4 人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
学校。一所中学有 4 人被武昌高师录取，这在全省各中学中十分罕见。
湖北主义小组成立后，武汉中学就成为小组的主要活动基地。董必武、陈潭秋等首先在武汉中学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开展活动。李汉俊从上海返回家乡时，董必武请他到学校教授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上海主义小组还介绍了国际代表马迈耶夫妇到武汉中学与董必武联系，拟让他们教俄语或音乐作掩护，后因是外国人太引人注意而作罢。
董必武和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中心，向外扩展，在武昌高师、省立女师、启黄中学等学校发展团员和积极分子，并在此基础上，于 1920 年 11 月 7 日，在武汉中学举行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会上，董必武号召青年要“同现存的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斗争”，青年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着手改造社会。这样就能“建树起伟大的功绩”。武汉中学第二部附近有纱厂，董必武就带领学生到工厂去，接触工人阶级。在工厂办夜校，通过文化教育，向工人阶级传播新思想和宣传主义。他们将铁路、交通、船舶、纱厂、人力车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党团组织。放寒暑假时，趁学生回农村之机，组织他们到农村作调查，向农民宣传的道理，为大时期湖北农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武汉中学工作、学习过的师生——董必武、陈潭秋、陈荫林、张培鑫、恽代英、黄负生、钱介磐、董贤钰、李之龙等，在的斗争中成为的精英，为民主作出了杰出贡献，许多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5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入高潮，董必武奉党的命令离开学校，专门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虽然不直接参与武汉中学的工作，但他始终关心它的发展。武汉中学经历了大的战斗洗礼，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1928 年桂系统治湖北后，将武汉中学封闭。
绵绵不断的怀念
以后董必武为中国浪迹四海，从日本到莫斯科，回国后走遍了祖国大地，但在他的心目中始终牵挂着这所中学。 1937 年，董必武第一次接待西方记者尼姆维尔斯 ( 美国著名记者的前妻 ) 时，谈到自己的生涯，回忆了武汉中学，指出在建党时期，它“成为湖北党的中心”。 1956 年 9 月，在前夕，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武汉中学：“ 1920 年初，武汉中学开学了 ! ”“全校有一百多学生，我也教起书来。语文别人不大愿意教，我不是学师范的，但为了宣传，我倒宁愿教语文哩 ! ”同年董老视察湖北时，亲自到武昌涵三宫查勘，确定了武汉中学的旧址。
1960 年董老在与作家田海燕谈自己的前半生时，重点回忆了这所的学校。 1963 年初春，他因有关方面来信索取武汉中学的材料，再次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董必武办公室主任沈德纯于 3 月 20 日将董老的谈话记录整理成《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以供参考”。这份 5600 余字的回忆材料，详细集中地记载了这所学校的历史，特别是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是一般报刊资料所无法提供的，迄今仍是研究武汉中学的最具权威的史料。
1965 年武汉、市人委决定恢复武汉中学。董必武得知十分高兴。次年 3 至 4 月，他回到桑梓。 4 月 4 日，他为重建的武汉中学题写了“朴诚勇毅干”七个大字。他在接见武汉中学的代表时，对这 7 个字作了解释：“武汉中学过去的校训是：朴、诚、勇、毅。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奋斗；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这次我给你们加了三个字——‘干 '。 ”他鼓励学生们：“大家要下决心把学校办好，来纪念为而牺牲的先生、职员和学生。”
1971 年 8 月 4 日， 85 岁高龄的董必武最后一次回忆“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主义小组”，又一次回忆了武汉中学。当他生命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
忘这所的学校，叮嘱夫人何连芝，将贺龙送给他锻炼身体的一个乒乓球台，转赠给武汉中学。
1981 年 6 月 1 日，他的遗嘱实现了。当墨绿色球台出现在武汉中学时，胸佩红领巾的学生们显得十分激动，表示一定要更加缅怀前辈，更好地发扬光荣的传统，为实现主义伟大理想，时刻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