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二、鉴真对日本佛教发展的贡献 1、鉴真和尚

鉴真和尚俗家名字叫淳于，从小手家庭环境影响，对佛教很感兴趣，于是在他十六岁时便到大云寺出家跟随当时有名的智满法师学法。由于他好学善思，学习努力，学业自然进步很快，神龙六年，他又到光州龙兴寺跟随当时被誉为天下四百多州的“授戒之主”的道岸律师学法，道岸不仅对他精心培养还亲自为他受菩萨戒，菩萨戒是大乘菩萨所持的戒律，起只要内容是三聚净戒，也就是摄律仪戒，饶益有情戒，也即聚集了持律仪、修善法、度众生等三大门的一切佛法。景龙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长安实际寺，他又从弘景律师那里受具足戒,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比丘僧。 受过具足戒后，鉴真便以一名正式僧人的身份云游长安各寺，他在长安认识了许多有名的高僧并跟随他们学习。从而使自己在佛学上有了很大提升，他以律学为本兼习个家，又把各家佛法融会贯通，这也是他佛学思想的一个出发点。鉴真在二十六岁便奉为律师，首次律疏就获得成功。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是一边弘扬律学，一边继续学习，特别是对律学以外的定学，慧学也深入学习，因此，他很快便成为一名精通三藏的学问僧，他学成回到扬州，他在那里除了弘律师戒，传法授戒，他还“主持修造寺塔八十多座造佛像菩萨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抄写佛藏《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这些佛教活动与讲经说法活动交相辉映,使江淮佛教盛极一时。”[7]

鉴真似乎是为佛教而生，只要为了弘扬佛法，再大的困难也阻止不了他，在日僧普照,荣睿前来邀请赴日弘法的高僧而他的弟子都不愿前往时，他决然的说：“为了大法，宁可不惜生命，你们感到为难，我自己去。”[8]于是，他不顾自己年迈体衰，毅然答应东渡，东渡过程中，五次失败，也没有让他放弃。在他的坚持下，最终完成了东渡。我很佩服他锲而不舍的精神，他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2、鉴真和尚对日本佛教的贡献

鉴真师徒历经艰辛，终于在第六次到达日本，他在日本受到天皇的亲自接见，而且对他委以重任。天皇专门颁布圣旨：“大和上远涉沧波„„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9]从这里看，鉴真和尚在日本传律授戒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扶持。鉴真在到达日本后，天皇委任他负责筹备立坛授戒忽然设立戒坛两项工作。天平胜宝六年（754年），在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前设立的戒坛建成，而且天皇、皇太后、皇后都登坛接受鉴真师徒为他们举行的受戒仪式。接着，又有沙弥修正四百于人受戒，最后为内道场兴行僧神荣等五十五人重授大小乘戒。五月初一，圣武天皇下诏于东大寺佛教殿的西边修建戒坛院，鉴真又在那里为已授过戒且在佛学方面有所造诣的日僧灵福、道缘、行忍等八十余人受具足戒，这些人其实都已受过戒，只是他们认为 ，中国僧侣都是要受过戒才能成为僧人，而且要有三师七证的正式手续，才会被认同，而他们过去所受的戒没有三师七证的正式手续，而这在以戒律为入道的正门前，毕竟是不合法的，所以才要求中心受戒。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统治阶级把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形成政教合一的传统模式。这样，自然会有一套对僧侣的监督和统治管理的行政制度，虽然还不够完备，但还是有章可循的，鉴真到来之前，一切与僧尼有关的事物，都由大僧正、大僧都、少僧都为中心的僧刚制来管理和处理，受戒、训练和教育也是他们所管理的事物。天皇为 了把这方面的权利划出去，由鉴真来支配，他在戒坛院北边修造了一所专门训练和教育僧侣的唐禅院，鉴真和他的徒弟们迁居到这里居住，主持弘法事业。从此，日本的僧侣没经过戒坛院和它所属下寺，就不能受度得戒，这样也就不能取得度牒，也无法取得僧籍，因此也就不能得到免课免役的 ，

这对于旧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却是一件有利的事。鉴真在未东渡日本时，在中国已是律学的权威了，对于讲授律学，传律受戒很有经验，他在日本设立戒坛院，负责培养、训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僧侣。学成之后，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个地方的寺院进行经营管理。这样避免了日本一直以来的私度、自度的现象，日本佛教一直以来的混乱现象得到了一定控制。

日本佛教制度与中国的有一定区别。其他寺院的僧侣到某个寺院学习，寺院是不管吃住的，这样，慕名到唐禅院学习的僧侣，自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鉴真向天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在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天皇把备前国的水田一百町赐给唐禅院，接着鉴真又在天皇于755年十一月所赐的新田部亲王旧宅哂纳感，修建了一座新的佛寺。759年八月落成，天皇赐额“唐招提寺”。这是一座完全按照唐朝佛寺的模型所建，也是日本奈良时代唯一保留下的唐代建筑艺术，被日本视为国宝。这样日本的僧人来学法时的吃住问题得到了解决。而这时，天皇下诏：凡出家人必须先到唐招提寺学习律学，然后再选择自己的宗派。这样一来，四方僧徒云集寺中，唐招提寺成了弘扬律学的中心，由此而创立了日本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律宗。律宗的创立，使日本佛门之律仪，逐渐严整，使日本原本不太规范的日本佛教走上了正规的佛教道路。律宗的开创，正如史料所载“师师相传，遍于寰宇”，被誉为“一灯燃百千灯，暝者皆明明不绝”。[10]就这样，律宗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鉴真则成了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虽然日本最初也有律宗，但因为的不到规定的三师之证，而不能执行四羯磨的别受戒。鉴真和他弟子的到来，才开始能够进行符合法制的别受戒。

鉴真和尚在设坛授戒、传播律学、主持修建律学的同时，天皇还下诏让他对日本佛教所以的经典进行一次全面的校正，因为当时日本的印刷业不发达，很多佛经都是用手抄的，这样就容易发生错误，而且一直没有纠正过来。当时，鉴真和尚的双目已失明，但他由于记忆力极强，大量的佛经都能背诵，饿而且准确度很高，因此，由他口述，僧侣把他的叙述记录下来。这一次佛经经典的校正，对日本的佛教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3、其它文化艺术

作为一代律学大师，鉴真除了在佛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外，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研究，而他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并不只是对佛教进行学习，佛教以外的其它文化对他来说也很有吸引力，也是他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对盛唐时期流传于京师的其它学说、技艺以及已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十分欣赏，特别是医学、建筑学、文学以及雕塑、音乐、园艺等方面，也是在留心的学习。他把这些文化艺术带到日本并且进行传播，这样中国唐朝时期的许多先进文化艺术都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鉴真到日本后很受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不仅佛教事务由他处理，还封他为大僧都，这样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顺利宣扬和传播。中国的佛教是注入了国内本土的儒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华的佛教，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传统文化自然也被一同带了过去，他在宣扬佛法的同时自然也就把中国的许多先进文化也介绍给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当时中日文化交流频繁，大量的留学僧学习中国佛教回国后，对它进行倡导，“在遣唐留学僧的大力倡导下，大量的佛教经典也不断地输入日本，在佛经输入日本的过程中，其中融进了不少的中国传统思想，其经义已不再是原版的梵文经义，而是地道的中国经义了。”[11]日本的各种文化艺术和政治制度都受到了唐代的影响，日本的街道、房屋、绘画等都有了唐代的风格。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说：“日本的中古制度，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然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这我们就不难看出，日本不仅受中国佛教的影响，还受中国的传统的各种先进文化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日本社会制度的发展。今天再去看日本的各种传统文化，依然还可以看得见当时唐文化的味道在其中，这也就证明了中日的友好往来是从很早就有的，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好的传统更是应该永远流传下去。 唐朝建筑在当时十分有名，鉴真把唐朝先进的佛教建筑带到日本，至今都对日本建筑产生了

很大影响。而当时所建造的唐招提寺，是完全按照唐朝的建造风格来建造的，把当时唐朝先进的建筑技术带到了日本，对日本后来的建筑风格有了很大的影响，即便是后来逐渐融入了自己本国的传统因素，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能看到唐朝时期的建筑的影子。在鉴真和尚圆寂前夕，他的弟子根据他的形象为他塑造了一座等身坐像，属于干漆夹伫造像，这在当时属于先进技术，整个塑像给人感觉很真实。这座塑像一直保留至今，被定为日本国宝。而当时唐朝的各种佛教教义传入日本时是以中文出现的，日本在学习佛经的时候自然要对汉字进行学习，这样，僧人们在研习佛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学习了汉字，因此在奈良时代汉字在日本有了很大发展，佛教文化的传播为汉字在日本传播打下了基础。鉴真到日本时，“带去了王曦之、王献之的真迹法帖，弟子中又有写一笔好王字的，这对以后日本书法界流行的王字这点是有极大关系的。”[12]汉字、汉文的流行对日本文字有极大的影响，日本文字其实也就是根据中国汉字而发明的，而且今天的日文中有一些文字的发音还跟汉文发音一样。鉴真一行能在文化领域的多方面对日本产生深渊影响，是因为和他同去的僧侣都是精通各种技术，在佛教的过程中，把各种文化也融入日本文化当中去，对日本文化自然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鉴真在佛教以外的另一贡献就是医学。在唐朝传播律学时，为了救济贫苦百姓，为其医治伤病，自然会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学习，而且他对本草颇有研究，而他的医学功底也就地在长安、洛阳求学时打下的。在他东渡时，把医学技术带到了日本，还给圣武天皇治过病，鉴真还著了一部《鉴上人秘方》，当中的很多验方流行至今。当时，日本的医师施药时，常把药名和药物搞错。日本史记载：鉴真凭手摸、鼻嗅、舌尝、牙嚼风方法对日本流行的草药进行重新辨别，并传授了药品收藏、炮制单位能够方面的知识，这样，鉴真在医学方面的作为，使日本医学界在十四世纪前一直奉他为医学始祖。 三、鉴真和尚在日本的地位 鉴真是唐朝时期有名的高僧，对中国的文化或许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却在日本文化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鉴真是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一种文化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出现的，它不光要适应社会，更要适应社会的环境、民情。“佛教与其它文化一样，要在一个国家存在，必须要适应这个社会的环境、民情，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生变化。”[13]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也算早，但却一直没有发展，不是它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需要，相反，日本当时尖锐的国内矛盾正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者也大力推崇，但佛教还是没有发展，除了当时的人民对传统的氏族神的崇拜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对佛教典章制度的宣扬和对律法的传播的人。特别是当时的日本宗教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而宗教则成了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多利的工具。当时势力较大的物部氏一味的反对佛教，“恐触怒国神”来与苏我氏对抗。后来虽然提倡佛教的苏我氏得势，促使佛教也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毕竟时间不长，而且大多数人不了解佛教，对它并不支持。而且他们提倡佛教是为了让它能为自己服务，不是真正的信仰它，所以当时日本的佛教制度混乱，教义缺乏，没有一套完整的佛教制度，自然无法进行管理，人们也就不会去信奉它了。而鉴真的到来，不仅使日本佛教走上正轨，而且也把其它文化带到了日本，对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他使日本佛教向新佛教迈进了一步。

其次，他也是其它文化领域的始祖。日本人民之所以这样尊敬他，是因为他所带去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使当时还比较落后的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变，政治制度有了改进，经济、文化由比较原始落后的状态向前迈进了一不，使日本的许多领域都有了发展。因此，他被日本人民亲切的尊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之恩人”。[14]他把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建筑艺术带到日本，并使之得到广泛运用。他独到的辨别药材的方法对日本医药学做出巨大贡献。当时日本流行王字也与他所带去的二王的书法字帖分不开。可以说他

的到来不仅让日本佛教走上了正轨，也给本不先进的日本文化注如了新的元素。以至在他死后，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佛门之内更是陷入一片悲痛之中。朝廷下敕料理完其后事，再派使臣赴华报丧，可见当时日本朝野对鉴真的尊敬与重视。

再次，他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今年五月访日，参观了唐招提寺并献了鉴真东渡模型船。更是对他为中日友好往来所做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今天的日本是很强大但是每个日本民众都不能忘记鉴真和尚在当时为日本文化所做的贡献，而且，这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一个见证。历史不会重来，我们却可以学习和借鉴历史。

鉴真的这种精神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中日两国自古就进行友好的文化往来，作为邻邦，这样有着一衣带水特殊关系的两国来说，确实需要相互学习和交流，来促进彼此的发展和进步。在两国关系紧张的今天，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前人为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所作的贡献。 四、结论

鉴真东渡的事迹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了，他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把唐代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传播到了日本，通过他个人的崇高的德望、深湛的学养和坚强的意志，地完成了文化传播使者的时代使命；这样两国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为了宏扬佛法，他坚定的意志值得我们学习，他与当时的留学僧之间的事迹，使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两国人民悠久深厚的文化关系和友好传统，同时也在激励我们今后为进一步推进这种关系与传统而作出我们的努力，

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702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赴长安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先后达三年，遂返扬州，学识渊博。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这对以后赴日传播中国文化打下结实的知识基础。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鉴真赴日传播中国文化背景。在鉴真东渡日本之前，佛教早传入日本，但是当时佛法制度还没成熟，还在初始阶段。戒律极不健全，僧侣内部十分混乱，僧尼取得正式增籍的“具足戒”，也因有资格作为“三师七证”的高僧大德难以凑齐，无法授受。在如此背景下，采取相关措施去禁止这种趋势，但是仍然不奏效。在这情况下，那些处于种种目的归身寺院的人们，多采取在佛像前自誓受戒的办法出家。如此轻易地取得增籍，免流于放任伪滥，产生弊端。为力，认识到借用佛徒所信奉的事迹的最高命令戒律来约束僧侣，他们便要求和增隆尊和会人亲王到中国去邀请中国高僧赴日传法。在这种大时代改革佛教制度的趋势下，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国邀请高僧的前提下，为鉴真提供赴日前提条件。 鉴真六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影响。第一次东渡失败是由于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二次东渡时候， 鉴真个人出钱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但不料遇大风，宣告第二次东渡失败。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次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阿育王寺静养等待第四次渡海。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赴日传播佛学，他发现朝廷不怎么留意的福州，他决定由福州渡海赴日。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前往福州未遂，第四次赴日失败后，鉴真便在扬州继续准备赴日物资。在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随后又再次遇上大风，鉴真众人随风

漂泊，失去路向，在海上漂泊，淡水用尽，食物缺乏，等最后他们靠岸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到了海南岛的振州。留居一年，鉴真重返扬州，可惜在返途过程中，荣睿积劳病重，去世，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宣告第五次东渡的失败。五次渡海失败，旅途的艰辛使到鉴真的积劳成疾，眼睛开始渐渐的模糊起来，但是种种的不幸和艰难困苦并没有吓到鉴真，相反，使他东渡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在第六次东渡日本，他们再次克服重重障碍，经历千辛万苦抵达日本奈良。鉴真六次东渡，当中经过风浪，穿过艰难，避过监视，饱经风霜，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等等众多常人无法经历，忍受的艰难险阻。正因为他这种精神才给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留下令无数人感动的一页。他的愚直精神，“言必行，行必果”的做人原则深深地影响日本人民，给佛法文化带来活生生的事例体现戒律精神。1963年是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了广泛、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互派代表参加，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中国佛教界则在当年荣睿示寂的端州地方（今广东省肇庆），建立了一座纪念碑。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通过这两次纪念活动，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关系。不管是从古代东渡日本还是从今日真像再次回国探亲事件，鉴真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情感关系有着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地位。他象征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交集点，增加交流传播的节点。有利于中日文化交流传播，有利于中日深入了解邻国文化，有利于加深两国之间的羁绊。 鉴真赴日后对日文文化的影响。鉴真赴日后立刻受到的欢迎，并让鉴真作为律宗高僧， 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在日期间，鉴真到各地去弘法和传授律宗。中国佛法得以在日本传播，此后，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还亲自主持修建仿唐建筑，最盛名的耐唐招提寺。当时鉴真就在那里传播佛法，使得它成为日本的总大寺，也同时影响日本寺庙的建筑风格，开启仿唐式建筑的风格。日本的佛经多由僧侣口述传承，错漏自然较多。当时鉴真已经失明，但是，凭着其超强的记忆能力以及对经书的熟悉，纠正了日本佛经里的很多错误。这使得日本佛经传承更加严谨，使得佛法的奥义更加全面坦露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鉴真对佛经的修正是对日本佛法的修正，促使日本佛法更加严谨与广泛地传播。鉴真使得佛教日渐走上正轨，便利了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许多弊端，这样促使佛教的传播，佛法得传播，使得当时的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及其弟子的努力使得佛教得以发扬，成为一国宗教，他们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及其的深渊，给中日文化间留下一页不可抹去的印记。在日本的日子里，鉴真除去各地传授律宗和其它各种佛经外，还广泛地介绍中国的医药学，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用鼻子区辨正了日本药物的真伪，为日本医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大力传播《伤寒论》的病理知识，促进日本医学的发展，还留有《鉴上人秘方》，被誉为是日本汉方医学之祖，可以说《鉴上人秘方》是《伤寒论》日本化，它因为鉴真，使得它赋予日本本土文化，人文自然环境因素，让其更适合本土国人，进一步促进日本医学进步和中日医学的交流与借鉴。在书法方面，鉴真和他的弟子也有很高的造诣，他随船携带了王羲之和王献之等名人的书法卷。这对日本书法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让中日书法文化得以交流，让中日书法联系上加深彼此的认识。鉴真本人的 “请经书贴”也被列为日本国宝。想必鉴真对日本的影响以根植到他们观念中去，从另一层面影响着日本一代又一代人。 鉴真僧人虽然仙逝已千余年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不屈不饶的精神，依然会铭记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信念跟精神会长存于两国之间，搭建起一条文化大桥，促进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传递、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