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障碍来自何处

理解的障碍来自何处？

——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

张静2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社会学及广义社会科学方法观念的求知路径问题。

在对经验论和非经验论两种设问图式进行区分之后，文章试图说明，主流的经验论方法观念的求知路径存在局限，它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在相似的经验——文化、制度、语言、实践等条件下，为何存在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动选择，以及相反，在不相似的经验条件下，为何普遍存在相似的价值追求和行动选择问题。这一局限与遵循“发现”（finding）、而非“制作”（making）的支配性哲学理念有关。

以社会建构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非经验论的求知观重视意识构图的作用，意识对信念追求和理想目标的建构、理解和认同，等于生产和制作价值取向、制度原则和正当性逻辑。对这类知识产品的生产、建构和认同困难，可能构成更基本的理解障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不仅仅是若干事实的发现，更是一系列价值原则和正当性逻辑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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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 经验障碍与非经验障碍 * 型塑社会世界的图象 * 哲学基础

* 本质主义的“实践”及“结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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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思与两个研讨会有关：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方法观念与哲学”（2005年6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方法与社会科学”（2005年5月）。作者感谢这两个研讨会给我的责任成就了这篇文章，感谢王绍光、谢立中、李雪有价值的反馈评论。此处论文经过再修改。阅读批评欢迎传至：******************.edu.cn.2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问题

社会科学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来自差异文化的知识体系：把它当作人类知识产品的一部分，拿来运用，还是当作他者的局部知识，不能共享？我们是否可能通过学习，充分理解外来的知识体系？外来的知识是否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现象？这样的难题，已经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显现为一系列方争辩：普遍性知识对应地方性知识、进化论对应修正论、一元论对应文化相对论、制度结构对应行为过程、理论模式对应实践形态……。在设问观念层面，这些争论涉及的共同问题是，在认识社会现象的时候，学者应当遵循怎样的设问和解释途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看法认为，将外来知识体系用于分析中国，自然发生问题意识错误，因为那里的问题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经验和制度实践。这一争论甚至事关学术研究的立场：究竟应该站在哪里？西方还是本土？

丁学良称上述问题为，华人社会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遭遇的“特定困难”。他指出，这些困难的根源来自三方面：其一是语言性质的（linguistic）。不少西方的观念术语，在中国很难找到对应物，即使费力找到，也难免扭曲。其二是本体性质的（ontological）。两个社会的历史经验、研究者的生活经历、个人化的社会情景……，都无法提供准确理解的参照系统。其三是方性质的（methodological）。西方社会科学之观念构筑的逻辑、方法和技术，与中国思维定势存在差异（丁学良，1997）。3

这些看法和吉尔兹、彼德. 温奇、乔伊斯. 阿普尔比等人的观点类似，他们都对——跨文化知识系统之间的“充分”理解——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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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兹，1999，2000；彼德. 温奇，2004；乔伊斯. 阿普尔比等，1999）。怀疑的论据，有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相对论，还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它证明，概念和范畴的存在依赖群体生活，概念语词的确切含义，逻辑地依赖人的社会交往。因此，无法用一般化的概念，来说明一个具体的语词在特别情景下的意思，因为人们并不是首先进行一般化，然后再用概念表现他们；相反，只有先凭借他们已经拥有的概念，才能进行一般化思维（彼德.温奇，2004：44－45页）。5语言是逻辑分析和意义理解需借助的工具，语言及其感觉经验的来源——生活实践的差异，使得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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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社会科学学报》，10期，1997。 参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编译出版社，2000；《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彼德. 温奇，《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及与哲学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乔伊斯. 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编译出版社，1999。 5

彼德.温奇，2004。

于说明一切生活形式和文化形态的普遍知识体系，没有可能成立。因而，可能“接近”精确理解的途径是：进入对方的语言意义系统（吉尔兹，2000）。6

如果着眼在方法－设问观念的范型上，上述论证显示的进路，不妨称之为经验论图式。这一图式假定，生活经验（实践场景）和沟通媒介（语言含义），决定着理解的程度和导向，还决定着知识的内容和生产。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图尔干的“社会事实”、乃至被称为“后现代”（布迪厄，1998a）7的布迪厄之“场域”和“惯习”（布迪厄，1998b）8……等等分析中，都不难看到与此类似的设问观念。布迪厄说，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上，可以观察到行动者被强加的客观的、决定性的因素——关系和权力的和支配；场域的概念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布迪厄，1998：页133－134）；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分类图式构成的体系，它具有稳定性、历史生成和社会性，它产生于社会制度，通过人们的原初经验和社会生活建立起来，是各种社会经验组成的体系，其本质，是生存的客观条件内化于行动者自身的性情倾向（同上，页171）。显然，这两个概念，都强调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经验、制度、关系和权力，并将这些生活世界的要素置于重要的解释地位。

可以说，在当今的社会学、乃至广义的社会科学中间，经验论图式的研究观念随处可见，它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用社会世界说明精神世界，用社会关系说明行动意向，用实践活动说明知识生产，用生活经验说明价值偏好。在这种观念下，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实践活动，被看成是精神世界和知识生产的基本源泉。知识的性质是现象发现，而非价值和原则的设立。这种设问将人的追求、偏好、价值和判断看成是其经历的产物，顺理成章的，它们不会对并非自己生活经验的价值、正当性逻辑和规范原则发生认同。观念不可能超过经验，跑到它的外面去。

与此不同，另一种分析观念采用了不同的设问逻辑，这就是，先构造一个理想的观念类型，然后以之比附于生活世界的现实，并根据之总结出原则和标准，用以对现实进行分类和分析。这样的研究近路，很显然，并非仅仅将经验现实、而是将观念建构置于主导地位。比如韦伯，他曾经论述这样的想法：宗教中对于“神和人”，“上帝和我”关系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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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兹，2000；转引参见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一期，2002。 布迪厄认为，“后现代”，是美国人给他和福科按上的标签，他们的作品到美国转了一圈，回来就带上了后现代帽子，但他自己的社会学还是坚守实证主义的。参见张静、于硕，“Bourdieu教授访谈录”，《中国书评》，1998， 秋季卷。 8

参见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编译出版社，1998。

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秩序的看法和构想。进而，人们把这种构想，和在世俗世界中的自我角色、义务和责任的认同性选择联系起来，并给予后者以正当性说明，让自己确信并赴之以行动（韦伯，1987）。9和德国哲学——非经验性假设、以及从个人直觉推论行为——的智识传统有关，韦伯运用一般化概念建构的“理念类型”，灵感并非完全来自经验世界（科亨，2003：页94），10但这种设问不介意用拿观念与经验世界的“不相合”做对照。它假设，二者的不一致并非不正常，相反，制作观念产品，并将其作为知识改变生活世界，是人类意识的特殊才能。

还比如帕森斯，他对于社会“四个系统”的整合说明，运用意识型构力量，对纷繁复杂的现实进行化约、分类、推论和统合，目的在于论证推演其“功能均衡”的构想（帕森斯，2003）。11在关于“行动”的分析中，他明确指出，行动者自己确定各自行动的意涵，他们的“手段－目的”理性与意义理解有关。在这一点上，“帕森斯表现出一种至关重要的立场偏向”：他把“对于意义的理解、 即价值，作为理性行动的基础”（科亨，2003：页98）。

再比如， “社会建构理论”阐明，事实来自于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概念性表述。比如，种族差别不是必然的，并非一些种族的自然属性更强或更弱，这些“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支配行为，不过是人的概念定义，是社会文化性建构的产物。事实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建构（C. A. M. Hermans, G. Immink, A. Dejong, J. van der Lans，2002），12这些建构被人们习惯并定型化（typification），“定型化就是制度化”（P.L. Berger & T. Luckmann，1997：71）。13在建构理论看来，制度“籍由先被正名的行为模式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且使之有一定的导向……，更重要的是，人的“控制”意图内涵于制度化中，并且先于那些具体的制裁机构而存在。这种区分相当重要，因为具体的制裁机构是为支持制度而设，其控制的效能只是其次问题。故，当我们说，某些人类活动已制度化时，指的是它

。在这里，“控制”，作为人类的意已经被纳入控制之下（同上，页72）

图，产生了规则，并在实践中定型为行为秩序，然后才是建立执行它们的机构（组织）。

这一设问观念，和上面的经验论图式之不同在于，在知识生产方面，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科亨，“关于行动与实践的各种理论”，布赖恩. 特纳主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3。 11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 12

C. A. M. Hermans, G. Immink, A. Dejong, J. van der Lans eds.,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Theology ( Brill, 2002). 13

P.L. Berger & T.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社会现实的建构》，邹理民译，巨流图书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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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视意识的建构作用。它不是用经验说明行为，而是运用抽象、想象、区分和归类等等精神手段，对现实世界进行归类构造，生产信念、价值和、正当化逻辑——等规范标准，去“组织”和“构造”现实行为。意识和精神自由可能超越于现实、并以知识的形式展现人对现实的希望。

（2）经验障碍与非经验障碍

在处理理解的障碍问题时，两种图式注意的知识重点极为不同。经验论重视的是，通过例证（比如生活实践）和表述（比如语言）——证明我们想说的东西确实“存在”，确实“真实”。但是它难以提供这样作的规范标准——当我们表述和取证的时候，以什么原则为标准？何者为正确、公正、善意和德性的表述和说明？在经验范围内，这些标准是多元的，人们经常有分歧，这就需要选择，但选择又需要对标准进行判断取舍，否则根据什么选择？又为何某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这些事关“原则”和“标准”的问题，经验无法解答。

经验也许有益于比较——什么是更紧要的需要和利益，有多少人具有这样的需要和利益，但“利益需要”和“正当”是两件事情，虽然它们经常胶合在一起。有时人们作出合乎利益需要的决定，并把它说明为正当，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在某一个角度看来，一些利益需要是正当的，而另一些则不。利益关乎生存需要，但正当关乎价值追求。如果正当性论证的标准仅仅由生活经验提供，如果仅仅从利益和需要推论正当，那么它不得不随着利益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毫无确定的正当性可言。

正当性论证关涉到价值原则的合理性证明，它们属于超越利益需要的精神活动，和具体的生活经验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比如，食不饱肚、衣不遮体的人，仍然可能热衷某一哲学和宗教体系；富裕阶层的人，仍然可能赞成剥削理论；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甚至土著居民，仍然可能被同一音乐、绘画触及心灵；而同一种族、语言甚至宗教的人，仍然可能在何为公正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在这些例子里边，我们不幸发现，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方面，生活经验并非唯一重要，而人们的精神和意识的取舍导向——对于“正当”的判断和相信，对于“价值”的建构和认同反而不可或缺。

我不得不问，为何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事实、却对它的阐释是不同的？为何不同的人处理同一资料、却对它引起的关系联想（洞察）是不同的？为何对同一件经验，不同的人定性如此不同？相反的问题也存在，为何尽管存在着语言、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的差异，但不同社会中都有人，对于什么是好的、善的、美的、公正的价值具有相似看法？为

何有些价值经久不衰，延续至今，没有因为功利动机、利害导向、社会关系的变故而消逝？总之，经验世界的各种差异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何一些人的价值选择如此的不同，而另一些人又如此相似。

经验论图式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其原因，在于它假设，价值选择来源于经验世界的发现，而不是精神世界的制作。根据这一图式，所有的规范、价值、原则、知识体系等东西，都是现实世界中的“前在”和“出生”，经验生活是它们产生的母体，它们不是人的意识“赋型”或者“制作”出来的。14换句话说，关于价值的知识是现实中本已经有的东西，不是无，因此，研究者的作用是发现，而不是制造。经验论图式的核心是“发现”，它必须以经验世界的实在之物为前提：比如关系、实践、语言、文化、利益以及经验。作为知识生产和观念的来源，脱离了这些实在，理解便无从产生。

对于知识理解来说，上述经验障碍确实存在。但，意识赋型和制造的价值原则、思想体系、关系设定、秩序构想……等等方面的差异，更为基本。这些障碍，即使在一致的语言、文化体系中也频繁发生。对于价值原则的认同、对于其重要性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其正当性的推论和说明……，是更难以克服的理解障碍。因为，大家认同不同的原则，采用不同的类比推理标准，对重要性地位给予不同的评价，进行不同的关系设定和正当性说明。这些意识导向的差异，在信奉者那里往往不容争辩。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何美国进入伊拉克的事实，在当地产生不同的反应。分歧的核心在对军事行动的定性方面，但这种定性极大地依赖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价值选择提供了正当化说明的根据，让同意者相信、认为合理并产生认同，反对者则不接受这种正当化逻辑，对其不相信、不认为合理、也不认同。

显然，上述认同障碍事关价值的建构和正当化，这不仅不能完全从文化、宗教、地域、语言方面得到解释，而且造成了更大的沟通和理解困难，因为价值信仰是不容交易/质疑/且难以讨论的。对911事件的不同反应再次表明，文明冲突的原因，与其说是文化误解和曲解，不如说是价值原则、乃至主权政治的冲突。即使在共享同一文明和文化的人群中间，也存在着价值认同的冲突，在美国本土，这样的认同冲突同样存在。价值的取舍，并非总是以文化/语言/宗教和生活经验为边界的，对于原则的信念和正当化，显然还有其他来源：这就是精神世界的来源。

显而易见，如果以经验论图式处理中国研究和外来知识体系的关

本杰明. 史华兹使用了procreation、giving birth、fashioning、creating作对比概念，来说明一元论和整体宇宙观的隐预。参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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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论必然是，他者的经验、语言、文化和问题国家都不是我们的，所以无法有用；但非经验论图式的处理方法更具有开放性：社会行为和规则是人类意识力量的建构产品，他者和我们都可以创建这些产品，并用之构造生活世界。在这种设问观念看来，如果不是在谈论政治问题、或是对学术进行政治化处理，那么知识产品就是人类的公品，其适用性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与它产生的地点无关。而选择关乎对于道理的认同，道理的制作是产生信念的正当性来源，因而选择不仅仅与生活经验、文化、语言、历史有关，更与偏好、价值、标准和原则的建构和认同有关。前者来自于生活世界，后者来自于精神世界。

因此，在面对差异性知识体系的时候，需要对理解的障碍作出类型区分：经验障碍和非经验障碍。前者指经验涉及的障碍范围，包括语言、经历、实践、文化……等等生活经历的差异，后者指经验无法涉及的范围，包括偏好、推理、逻辑、区分、判断、正当化等意识取向的差异。前者构成的障碍主要在，因经验现实不同发生的概念歧义方面，后者构成的障碍主要在，抽象、推理、概括、关系设定、重要性判断、以及价值原则的自我正当化方面。

（3）型塑社会世界的图象

非经验图式重视人（的精神世界）对社会世界的“构图”、进而依据这一理想构图控制人类行为的作用。它对世界的看法是规范主义的。规范主义者相信，人们根据理想构图、希望和梦想的构造，去设置自己和他人的现实关系，构图，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他所认为的生活世界“应当”之模样。虽然事实上的自然“模样”并不一定如此，但人的意识总是力图用“应当模样”的构图秩序化生活世界，并给予其正当化说明和理由。用制度安排规范人类行为时最梦想的例子。比如，用交通规则秩序化行走秩序，用家庭规则秩序化性秩序，用法律规则秩序化权益分配秩序，用等级规则秩序化地位秩序，用权力规则秩序化服从秩序，用信用规则秩序化行动机会秩序……。

重要的是，这些常见的规范秩序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人定义、并强制施行的。它们时人造的，不是发现的。制度规范属于观念构造，其作用是调整生活世界中的行动机会结构，使之达到均衡状态，以满足意识构图中的观念秩序。这些观念秩序的典型形态是法律、税制、以及各项用来约束公共关系和行为的制度建制，正是由于人的天然行为达不到人们观念中的理想秩序标准，它们才被构造出来并附之于强制性。虽然这些理想构造过于依赖对人类理性和控制能力的确信，而且实际上有成

功也有失败，但总体而言，可以说，我们理解的人类“文明”，一般是指，用观念秩序控制天然生活状态的程度、用观念设定的标准衡量并改造天然行为的状况。人们总是用希望改造现实生活，希望作为观念设置不断成为人类的行动目标。尽管控制的方式和衡量的原则各不相同，但文明，反映了人类用那些定义为“应当”的规则，去规范构造实践秩序的能力。正象用家庭制度构造群婚秩序、用合约制度构造市场秩序一样，人们相信，没有这些观念秩序及其控制，人类的自然生活可能是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的福祉和利益都无法得到确定保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惩罚，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会遭到社会疏远，用“疏远”和“孤立”进行惩罚，意味着人们对其没有遵守“应当”的规矩作出反应。在这里，惩罚，正是对不符合观念秩序的自然行为进行抗拒。而惩罚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成员对于该规则及其原则、即观念秩序的认同。当人们不再认同一种规则的时候，这种观念秩序的正当性（存在道理）便消失了。

观念秩序是精神世界的产物。不同于实在和经验秩序，观念秩序必须借助超越意识——超出现实来构想现实——获得表达,比如制度安排，不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而是人通过观念构成的规则体系。让制度安排符合什么价值原则，则必须先构造这些价值原则，并对各种价值原则的良莠取舍作出判断。判断标准同理想目标有关，它具有超越性、自足和逻辑自洽性，它于被创造的秩序和现实。15也就是说 ，我们创造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判断标准，但标准不依赖于我们的制度现实而存在，它是、自主、因而是超越于生活世界的存在。观念秩序首先是意识构图——人对理想秩序原则的生产，这些构图的工作是一种制作（making）和创造（creating），人们制造一些社会关系的类别，并用概念框架将现实世界重新组织、整理和格式化，将生活的混乱碎片重新组装起来，赋予生活世界一定的塑型（样子）。

这些社会关系框架通过意识的简化过程完成，它先在少数人中间产生，通过交流、分享式的理解、产生共有预期，逐渐扩大社会认同，形成社会知识。这个过程实际上不是在反映现实，而是通过创造、或者学习价值、标准和正当化逻辑，来对现实进行重构，即，用抽象的一般化概念，认识生活的现实世界。比如，用“资本主义”说明一类市场经济形式，用“精英主义”说明一种权力分布形式，用数理模型说明一类要素关系，用“结构”说明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用“制度”说明对社会行为发生约束和激励作用的规范，用“角色”说明不同人的社会身份及其作用，用“公

关于超越性的定义，哲学家这样这样说：“ 如果B的存在、意义和重要性，只有依靠A才能充分的说明，反之则不然，那么，对于B来说，A是超越的 ”（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1999，页194。转引自孙兴周，“超越之辩与中西哲学的差异”，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2005第一辑，页7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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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说明个人与公共组织的新型关系……。所有这些我们都无法“看”到，它们属于观念构造，但人们不仅确信它存在，而且生活世界依赖它的存在而运转。

构造观念秩序依赖人类的简化能力，将复杂丰富的社会现实简化为一组要素关系和一组行动规范，成为初步的知识产品后，它被抽象化为事物的一般性特性，成为暂时脱离了具体情感、社会、历史和生命的存在。显然，简化与具体事实本身是有距离的，但这一距离，在知识上是可接受/并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一个有道理的观念构造，它是用人为定义的道理和概念关系，去理解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多样化秩序。

意识的另一个工作，是给予这些构图逻辑和正当性说明，将现实按照人为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组织。这在法律方面表现突出：“法律在理论上是规则定位的，学生们被教授一种思想程序，关于如何寻找所谓事实，选择适合的法律规则，然后把这些规则应用于事实，以产生一个合法的、正确的结论”（玛丽，2004：页65）。16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的拟定，所谓的事实就是相互没有联系和意义的碎片，是不合规则的陈述，这在法庭上会被认为不合逻辑，因而和关注的议题毫不相干，也难以对判决发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规则逻辑对于事实的“组织”会大相径庭。

意识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思。精神世界能够以人自己作为对象，确立新的目标、并要求人类自身根据这一新目标不断改进，而不是被动地屈从现实。“这种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脱离那些类似自然律的习惯，创造出新的行为和思想”（石元康，2000：页52－53）。17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和社会世界虽然可能出现更替和演化，但那只是周而复始地活着，并没有新事务产生，“只有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新事务才会发生”（黑格尔，1999）。与自然不同，人或者精神性的存在所服从的律则，不是由外界或者他人、而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人可以在精神上设置更高的目标，并用它不断要求、鞭策和控制自己，这就是意识自由。黑格尔认为，意识是一种“自足”、即并非依赖它者的存在，而自由，是人的“精神本质”（黑格尔，1999）。18

反思须有标准，而标准和价值判断有关。价值体现在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中，目标和现实差距产生标准，理想和现实的“对比”甚至“紧张”于是发生。很明显，这种“紧张”构图与“天人合一” 的构图不同，它假定，如果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完全和谐一致，如果精神所设置的理想目标没有超出现实，没有创立新的行为标准，反思无法开始，改进更无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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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规则与关系”，载郭星华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局，2000。 18

黑格尔，《历史哲学》，英译本，页61，62，104；转引自石元康，2000，页52－53。

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是以新的标准检测现实，以新的规则构造现实，以新的目标改进现实。一句话，以人创造的新知识要求现实，这些目标当然与现实构成紧张关系。这里的“二元”（简化）、“紧张”（关系设定）、和“目标选择”（正当化说明）都是精神产品，是意识型塑社会现实图象的途径。这样，反思就能提供对比、标准和压力，使得人具有在反省错误中辨别正确的能力。

（4）哲学基础

精神为何优越于现实？因为它独有的抽象、简化、反思、逻辑和正当性说明能力，给予社会世界注入了目标、原则、价值和标准，还有更重要的，是生存的希望和思想竞争：人们为希望而思想。精神世界的优越地位，必然提高人和思想的地位，提高人的愿望、目标、理想和德性的地位，提高人对“合理社会”的追求之地位。

追求的发生依赖于“区别”：我们所指的事务（we refer to when speaking）、与我们对其的评判（statements we construct about that which we refer to）存在区别。追求是人类用自己设置的超现实目标，去衡量并要求现实改进。现实乃社会世界的事实，而目标和评判则是精神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二者的根本不同，John Searle 称之为：“本质客体”和“认识客体”的差别。前者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而后者是由某些本来未必存在的规则构成的，具有符号的表征性、象征性和规范性内涵，包括人们创造的权利、承诺、责任、义务、身份等特性。这些规范性特性依赖人的精神世界（追求、希望、梦想和期待）存在，“在没有语言的自然事实中无法找到它们，也无法还原为本质客体”(郑宇健，2005,\"意向性、规范性与社会科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方观念研讨会“论文集，)。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客体区别、并“优越于”本质客体，它可以使竞争性

19 （K. Gergen, 1999）。言说取得更大的自由，可以用的方式说明现实

精神世界的这种优越地位，在我看来就是，它可以创造规范、准则、目标和理想：它生成辨别——什么是合理价值，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德性，什么是公正原则……，所有这些，给社会世界带来希望和理想，因而人类的生活充满力量、信心和光芒。但同时，也在人和人、群体和群体之间，制造了无法逾越的隔阂与不认同。知识生产也是如此，它生产价值、评判、正当性证明、原则和追求。

对于这一立场，实用主义哲学说得再透彻不过：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19

K. Gergen, ,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东西，都与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关（Richard Rorty，1999）。20自帕雷多以来，哲学的主要工作被定位于，发现现实世界的真知（true knowledge），不同于这一传统，Rorty指明，实用主义提供的是关于希望的哲学（philosophy of hope）。这涉及到区分事务自己的状态、及其与他物的关联，特别是与人类的需要和兴趣的关联。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发现”应当服务于判断的标准，而判断，无疑是人的兴趣和追求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发现或者探索，是人类的制作和主动请求。如果我们称这些发现是客观的，等于是在承认，这些发现同时也是主观的。所以，过分纠缠于它们究竟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并无多大意义。实用主义哲学关心现实的性质，并用导致其变化的目的去描述这些性质，这些人要解决的是，现实如何变化的问题。是故，当实用主义哲学表达一个陈述时，不是因为这一陈述外在或内在于我们的本质，而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设想的目标和未来行动。因此，正确的问题应当是，什么样的目的有用于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所知的某一信念是客观真理，等于说，没有其他我们所知的可替代信念，更值得用行动去实现。

所以，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没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也没有社会科学和政治，或者哲学、政治和文学的区别，更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因为理论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实践本身。在实用主义哲学看来，信念不是一种表述而是一种行动，言词也不是象征而是达到目的的行动工具。一些被定义为普遍主义“原因”、或人类“性质”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关于“应该并能够实现”的理念，它们表达的是我们的愿望和生活理想，而非客观外在之物。

根据这一理念推论，外在于我们的事实没有本质，只有人的目的和希望，使得它们具有本质（Richard Rorty，1999） 。不存在一般的正当性，只有在给定情景下的、确定目的下的、具体的正当性。因为，把事实和正当性缔结在一起，不过是把现实和人们关于未来的设想联系在一起。因而，主流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差别，是封闭对应开放的差别。如果保持对理想、信念和人类变迁的追求，就必须对未预知的未来保持开放，坚持主动行动的观点，在稳定、安全和秩序的追求下，坚持创造新途径、新天堂、新地球，和新的人类自己。 Rorty说，这种人类本身的追求，在知识探索上遵循不同的设问目标，和被动性知识对比，可以罗列为下述问题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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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London, UK, Penguin Books,1999.

* 真实的信念应当是 ( a ) 现实的表述，还是 ( b ) 有用的行动、规则和思想？

* 现实 ( a ) 具有内在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去发现他们，还是 ( b ) 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兴趣产生，因而是对各种关系之可能的、平等的表述之间的选择行动？

* 我们思考，是因为 ( a ) 着迷、沉静、专注于对真理的沉思使我们快乐，还是 ( b ) 为着解决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实用主义哲学的回答是b（Rorty，同上）。这样，知识生产就无法回避人的目的和追求，即，我们无法摈弃什么是“好”社会的问题，不能听由各种社会和历史的经验，敷衍或推卸回答这一问题的责任（Leo Strauss, 1957）。21对好与坏、健康与病态、德性与败坏的辨别，关系到追求理想社会的目的性。而这些价值判断是精神世界的产物，社会世界中的关系、利益、压力和强制，人类本性中的自利、胆怯、贪婪和世故，反而可能干扰这些辨别，影响对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为何正义女神需要遮住双眼——看不见人，也看不见社会世界的利益和关系，单凭证据和标准作出判断？因为她不想让这些身外之物影响了她的标准。在这里，辨别的标准有自足性，它并非来自社会契约，也不是来自他人的默许和同意（虽然这样它将显得更有力量），它们超越于社会世界，“是一种自然正确”（列奥. 斯特劳斯，2003；罗杰．斯特劳斯，2005）。22

与好奇于经验事实的“发现”相比，这是一种基于不同哲学原则的知识探求方式，这一原则就是：好奇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制造”、人对社会世界的构图、目标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时生产价值、原则、目标和标准的知识。自然，对于这些“制造”的不同判断、选择和追求，势必构成“理解”的巨大障碍。

（5）本质主义的“实践”和“结构”观

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实践、结构——的前提设定。根据经验论图式，（价值）知识产生于实践，而且实践存在着自己的逻辑：“社会实践是自在的逻辑”（布迪厄，2003）。23在布迪厄看来，过于相信人类理性的唯智主义者对于生活世界的看法，比

Leo Strauss,1957,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19,No.3 (Aug),转引自张美川，2005，“论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政治哲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22

罗杰．斯特劳斯，《保守主义的含义》，编译出版社，2005。 23

布迪厄，《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转引自张浩，“对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一点认识”，2005，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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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元对立等等，不过是“用逻辑的事务代替了事务的逻辑”，24但那显然不是实践本身的逻辑。这样，实践被设定为外在于认识活动的本质主义存在，从本质主义的实践观出发，势必困惑于，如何“更真实地”描述和理解——模糊不清的、流动的、碎片化的、逻辑矛盾的生活实践，也是必焦虑于，怎样让实践“透明”和“说话”。

但根据非经验图式的设问立场，这样的假定是不存在的。实践是人类自己——运用各自意识框架（framework of consciousness，Paul G. Schervish & John J. Havens, 1997）中设置的目标、兴趣、信念、原则和规则等——构造的行动。因此，能够让实践“透明”的，并非是的实践本身，而是认识实践的知识，能够让实践“发生”的，并非是无目的的肢体动作，而是基于确信和判断采取的行动。这些确信和判断，常以道理、理论或规则的形式存在，是观念中的逻辑。它如同一根绳索网络，可以将观察的事实碎片联系起来，从而对实践和经验，按照人为的目标和逻辑进行说明。25因此，这些实践即使“”存在又有何妨？如果它和人类当下的认识目的无关，（暂时）就是无意义的（nonsense），就被定义为混乱、无逻辑、不能说话的，如果它们关系到人类的兴趣和目标，就必经认识者意识框架的秩序化，使之被描述为合乎于某一价值、信念、原则、逻辑下的实践。

从建构的立场来看，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实践”等概念，事实上是在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解生活世界的观念架构。他试图让这一新的分析模式取代旧的——他称之为“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等于提倡使用不同的分类标准观察社会世界。这种标准的变化，不是源于生活实践本身的变化——生活实践还是照常，而是源于分析者的价值原则、区分甄别和研究目标的变化。正是分析模式的变化，让人们“看”到生活世界的权力宰制，或者说，认同并采用布迪厄的概念架构，使人们将社会生活理解为权力支配的世界。显然，布迪厄视社会生活为一个充满权力支配的世界，他的这一观念以及批判使命，决定了他的概念构造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阐释框架，借助这些阐释框架，他试图重新说明实践的意义。正是他的分析框架，赋予了实践新的意义和内涵。这恰恰证明了本文的观点：价值信念以“知识”的方式，“秩序化”社会生活。

同样，对于结构问题的看法，也取决于将结构（制度）定义为一种

马克思语，转引同上。

不少学者的研究证实，即使是自然科学“理论”，也不过如此。参见Carl G. Hempel, Fundamental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Empiric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p36; 转引自詹姆斯. 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003，页26；参见布鲁诺. 拉图尔等，《实验室的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东方出版社，（198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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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实在体，还是意识框架26构造的行动原则。在本质主义定义中，规范、结构和制度等，被认为是有明确边界的“它者”，因而种族、性别、阶层……等等制度现象，被假定为客观存在的、前政治的、前价值的、绝对的单纯分类（Margaret R. Somers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37－99）。27但是在非经验图式看来，它们都是人们根据当下的目的、价值、原则和兴趣界定进行的关系建构，然后，人们用“实践行动”表达和呈现这种关系建构，无论从实践者还是认识实践者的角度看，实践行动都以信念（belief）、价值（value）和意愿（desire）为基础。

在关于结构研究的最新发展中，人们已经注意并逐渐接受结构的观念性质——它依赖于一系列信念体系出现并得到巩固。温特给出了一个例证，来说明信念如何构造知识、并进而构造社会（实践）结构：当西班牙人的扩张在1519年与Aztecs人相遇的时候，双方产生的关于“自我”和“它者”的自有信念，建构了他们各自不同于对方的利益，进而使他们重新界定了面临的环境。“虽然这些信念缺乏实际经验的基础，但双方都认为它是真实的”。他们开始交往以后，这些信念成为他们相互间关系的知识，“并产生了双方都没有预期到后果。”按照韦伯的说法，只要人们考虑到对方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导向，就构成了最低程度的“社会”结构（a minimally social structure）（亚历山大. 温特，2000：页180）。28

如果将结构（关系规则）理解为人们认同的信念体系，行动者根据它定义自我利益和身份，并将其正当化为值得追求的价值、原则和规则，那么，结构和实践的关系，就不是“互动“的关系，而是“互构”乃至“互造” 的关系。通过对一些价值原则的排斥和认同，行动者产生了自我利益和身份的定义，即形成了分类后的自我形象，而后，他们将自己定位在某一种角色（规则的）类别上（Tajfel and Turner, 1979）。29人们根据这些信念以及正当化论证，定义了自己是谁——这样一个社会身份，并根据这些身份关系的构造从事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和规则的变化依赖社会成员对价值原则的判

意识框架，指根植于人们意识中的，足以引致某一行为的思考感受方式，如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社会关怀等，定义来自Paul G. Schervish & John J. Haven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haritable Giving: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tions,1997, 8:3, pp235- 260 ; 转引自于明潇，“影响公民对义务认同的结构因素”，2005，页3。 27

Margaret R. Somers and Gloria D. Gibson,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ed. by Craig Calhou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Blackwell, 1994, pp37-99. 28

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29

Tajfel and Turner,1979；转引自Hayagreeva Rao, Philippe Monin and Rodolphe Dur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 Nouvelle Cuisine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 AJS,Vol.108,No.4, Jan 2003: 79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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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选择、认同和放弃。Hayagreeva Rao等人的研究证明，制度变化的基本性质，在于社会成员对现存规则的认同，被新的规则认同所替代。规则认同的演进和变化，往往开始于差异性的价值认同出现，一旦价值认同更为混合多向时，制度规则的比较竞争就会发生，人们开始依据新的信念重新选择。对规则认同的竞争导致行为差别，同时在社会上引发“认同差异”的暗示，从而毁坏对原有规则和角色的认同。作者发现，在四类作为变迁来源的“认同差异”暗示——行为者的社会政治合法性；被接受的新角色的理论化；社会捍卫；领先者获益——中间，理论化，即对新价值的正当化说明，是比“领先者获利”更有影响的认同差异暗示（Hayagreeva Rao, Philippe Monin and Rodolphe Durand, 2003）。30

这些新近的研究表明，规则和制度是一组关于价值的社会认同现象，认同所以相信，相信所以追求，并且不“理解”不相信者。虽然社会可以通过惩罚来加强和固定原有认同，但惩罚所以能够得到实施和尊重，还是和价值认同有关——它们是否那么重要，乃至于值得花费力气去保有它的权威？由于认同的存在，价值选择可以写在文本上，比如法律和制度规则，也可以只以信念的形式存在，关键是，一系列原则、目标和使命在社会成员心中确立。这是以规范铸造现实秩序，以理念建构实践的过程。

根据上述讨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就不仅仅是若干事实的发现，它更是一系列原则的建构；作为知识产品，它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说明（descriptive claim），更是一种规范性建议（normative recommendation）；它也不仅仅是对某一处（西方或者中国）生活经验的反映或证明，更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对于人类本身的价值、信念、理想、追求和目标的生产或制作。在这个设问立场看来，如果对某种外来知识产品发生接受或者拒斥，原因并不仅仅来自生活经验、文化或语言的异同，更来自对其建构的价值信念和目标追求是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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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greeva Rao, Philippe Monin and Rodolphe Durand,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 Nouvelle Cuisine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 AJS,Vol.108,No.4, Jan 2003:79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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