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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方式发展初探
作者：陈竹影
来源：《新一代》2015年第04期
摘 要：从有文明以来，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内容一直都在改变，文章通过追溯人类认识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明确人类认识世界的线索，并质疑新的认识方式。 关键词：知识；认识；直观；本体
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人类一直都试图去了解它，它的构成、发展、本质等等都是人们好奇的对象。当然，不只是好奇，人们还期望通过了解它来利用它，甚至是驾驭它。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说，一部人类自身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世界的认识史，在这些认识中，人类也成就了自己。
我们对世界的种种认识里，有一些是歪曲的、错误的、含糊的，这是人类智慧的极限和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共同造成的。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相信更多的误解和谜团会解开。 我们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古希腊，人们依靠较为单纯的直觉思维，也即是直观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外向型，人们的目光是投向人自身以外的客体，由此形成了最早的本体论。
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水是世界最根本的形式，无论万物如何多变，他们最终都会回归到水的形式上。在他看来，水是万物统一的基础和原因，万物从水中产生，又还原为水；世界万物形形色色，千变万化，唯有水是不生不灭的。阿那克西美尼相信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是世界的本原，之后恩培多克勒依据此观点形成了“四根说”。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世界是由火构成的，在他的眼里，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总是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总是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当然，他这是看到了事物不断变化的特点，而火的形象则让人很容易将它与事物变化的特点联系起来。
与之意见相左的南意大利哲学家们则将世界的本原归于一些更为抽象的事物。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原，因为它是如此的智慧与和谐。“存在”是巴门尼德的观点，他说：“我们不能不这样说和这样想：只有存在物是存在的。因为存在物的存在是可能的，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
原子论的最大代表德谟克利特则将万物看作是由原子构成，这个想法可以说集合了伊奥尼亚学派和南意大利学派的双重优势，既看到了世界的物质性，又充分地展示了事物的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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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世界的朴素认识，雅典哲学开始不断繁荣，智者学派开始兴盛起来，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大胆地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认为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之后，高尔吉亚在他的著作《论自然或不存在》里提出了著名的怀疑哲学的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在智者学派两位哲学家的观点中，我们已经隐约可以看出人类认识角度转变的一点端倪，那就是，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开始以自己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待事物，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向外注视”。
这个转变在苏格拉底那里得以彰显。苏格拉底的口号是“认识你自己”，这本是雅典太阳神德尔斐庙门上的一句题词，苏格拉底把它借用来当作自己的哲学主张，表明他想要把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人事和自己的心灵，认识人事中的善和心灵的善，改善人的心灵。此后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逐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反省的阶段。这一阶段关注的是认识主体本身、人的自我，由此逐渐形成了知识论，或者说认识论，以及心理学。
苏格拉底认识世界的方式是通过人。他虽然是雅典最渊博的人，但还是在不断寻找更有智慧的人。在他看来，人类本身就已经蕴涵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通过美德来体现的，当他与学生斐德若在雅典城门外时，苏格拉底说：“能让我学得一些东西的是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他将城邦里的人视为无价的财富，并且爱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希冀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美德，认识美德，铸就美德。
希腊晚期的哲学家沿袭了苏格拉底关注自我的传统，无论是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还是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义，实际上都是从树立美德、成就道德的角度来关注人的自我，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对道德的认同也有差异，但他们从人本身入手的出发点却都是反省式的。
之后中世纪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发展则更是将这种认识方式进一步深入。在这种认识自我的独特视角里，人类思维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事物的把握也更加显示出完整、透彻、全面的趋势。
认识自我是人类认识中的重要环节，人们与外界事物接触得越多、对外界事物了解得越多，就越会被一种无形的动力驱使着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认识自我被恩斯特·卡西尔称作哲学认识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认识活动，既是以认识自我作为探究的最高目标，也是以其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动力。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更好地生存，需要不断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是，这个过程又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密切地联系着，没有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界定和把握，没有对人类情感表达方式的认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就会缺乏基础。卡西尔在他的著作《人论》中指出，在这种对自身的认识中，既有外在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也有“一种新的和更可靠的研究方式”，这即是“内省”的方法，“如果没有内省，没有对各种感觉、情绪、知觉、思想的直接意识，我们甚至都不能规定人的心理学的范围。”在我们静观自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脑海中的各种内容，它们或者以语言的形式、或者以图像的形式、或者既无语言也无图像而纯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受存在着，这些唯有通过内省才能达到的独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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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相互传达不可言说的内容时可以借助的少数途径之一。
从中世纪到近代，人们关注的“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转变，即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开始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卡西尔认为，“这里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新的事实的发现，不如说是新的思想方式的发现。”其中，新的事实的发现指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而新的思想方式则指的是布鲁诺对日心说的哲学解释。人们对宇宙秩序的认识的转变最终导致了对人的秩序的转变。此前人们认为人在宇宙中占据着最高的位置，而一旦新宇宙学提出日心说的观点，这时，人类理性的傲慢被彻底粉碎，这个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人要求成为宇宙中心的权利失去了它的基础。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在这种空间中他的存在似乎处在一种孤独的尽头。他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包围，被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和他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所包围。”于是，“对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最初反应不消说只能是否定的反应，是充满怀疑和恐惧的反应。”
作为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代表人物，培根和笛卡儿同样都开始考虑人的思维方式和人对事物的把握能力，这样，哲学实现了向知识论方向的转向。
虽然对善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但培根与笛卡儿的研究起点则不同。前者希望从经验出发，走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他认为通过他的方法，不但可以得到普遍的东西，而且可以得到公理，进而扩充知识。笛卡儿则认为从现实、感性出发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数学家，他对演绎的方法情有独钟，所以他希望找到一个推理的起点，他认为这整个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结论的可靠能够由前提的可靠来保证，这种可靠是“清楚明白”的，无须再去讨论。 但是，无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在对世间万物的认识上都有着各自致命的缺陷。经验论的缺陷就像之后休谟指出的那样，经验的检验虽然是事实性的、不可辩驳的，但是经验论归根到底毕竟是用已知去推断未知，用有限去证明无限，用过去判断未来，即便是千万次的检验和重复，也不能保证真正实现确凿无误。在唯理论中，哲学家们则意欲找出最不可怀疑的公理，以其作为演绎的起点，他们试图证明，只要这个起点没有错误，演绎的步骤不出现错误，那么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知识。笛卡儿认为获得知识的两种途径是直观和演绎，他还找到“我思故我在”作为一切推断的逻辑起点。遗憾的是，唯理论信奉前提真、结论必真的信条导致推导出的种种结论虽然真，却没有获得比前提更多的内容，结论包含在前提中的特性使它的正确性得到保证，却使得它无法产生新知。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遭遇这样的瓶颈，需要再次转向。现当代哲学作为人类认识的第三阶段，即自觉阶段，追求的是主客体的统一，哲学开始了它语言学的转向。这一阶段的开始标志乃是康德的“哥白尼式”。
人类的认识如何才能符合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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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否认，符合与否，任何检验手段都最终要回到人的感觉经验上，所以休谟说感知之外，一切都不可知，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认识论上不可能的任务，康德大胆地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认为我们头脑中先天地具备了认识的能力（形式），人的认识活动就是用这种认识形式将后天的感觉经验纳入该框架，这样就得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将“我们的知识应当与对象相一致‘倒转为’对象应当与我们的认识相一致”，这就是康德在认识领域掀起的哥白尼式。尽管这一观点仍然存在着问题，但是，它的进步之处则在于使我们的思维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拓展。康德的批判哲学最终也是为了道德服务的，他探究人类的理性，探究人类的认识是如何可能，并且承认对于“物自体”，人类是无法认识的，这虽然是为宗教留下了地盘，却让我们相信，人是自由的，人又是需要道德的。
纵观人类认识世界方式的种种转变，我们会在考察认识内容对错的同时开始思考认识方式的正误。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思考这一把握方式也很重要，而且，也许它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哲学思考。如今，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和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我们的认识方式需要怎样改进和转变？这似乎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相信只有不断反思、不断转变，人类才能获得真知，改善自身，才能真正理解存在中的人的种种问题。 参考文献：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前苏联]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 侯鸿勋 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3][中]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中]叶秀山.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中]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