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白鹿原》的剧作得与失
影视剧作期末作业
《白鹿原》小说封面 《白鹿原》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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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1290120100**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0级广播电视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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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白鹿原》的剧作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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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单行本小说，尽管只发行了不到一万五千册，但是该作还是在问世伊始，即引起文坛及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就是陈忠实先生创作的小说《白鹿原》。1997年，陈忠实先生修改后的版本在次年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受到很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时间到了2012年，伴随着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的上映，沉寂多年的小说《白鹿原》得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小说与电影的在故事情节与构架上的对比成为评价电影的一部分。但是，对比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原著和电影在主角选取、人物性格设定、情欲戏处理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
电影是以图像和声音来叙述故事的艺术形式，相比较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而言，比较直观，注重视听，同时，电影的表现实在有限的时间内，往往需要压缩故事的空间来赢取时间上的压缩。因此，从小说向电影的转换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转变，表现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所以，剧作对于电影的成败显得至关重要。
电影《白鹿原》被王全安导演改编成了什么样子？原著中的人物被保留了多少？原著作者、著名作家陈忠实是否参与其中？他对改编又有怎样的看法？这可能是衡量电影《白鹿原》在剧本创作时候的一些重要指标了。
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主要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其中白姓家族的大家长白嘉轩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小说中，白嘉轩作为族长，带领村民在祠堂念规矩;作为父亲，严厉管教三个儿女;作为商人，同对手鹿子霖斗智斗勇，通过白嘉轩的视角，小说向读者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迁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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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性格命运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
电影版的《白鹿原》，原在小说中“惊鸿一瞥”的田小娥成为了整个影片戏份最重的一个。田小娥几乎从头到尾出现在影片中，而且她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感情纠葛变成了故事主线。到了影片后半段，田小娥所居住破窑洞都变成了主场景，难怪有媒体戏称电影版《白鹿原》应该改名叫“田小娥传”。原著中，白鹿原上的大名人朱先生以及白嘉轩的小女儿白灵没有出现，其中白灵的角色在拍摄时是存在的，但后来被全部剪掉。因为这两个人物是《白鹿原》里头的主要人物之一、之二，他们是两代人，但电影是有遗憾的艺术，受时空很大。电影《白鹿原》加大了对田小娥的着墨，白嘉轩、黑娃成为关键人物，突出表现田小娥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来展开剧情，产生冲突，通过小人物的生活情况来反映时代变迁的大环境下人们命运的改变。
“小说《白鹿原》给读者提供了很多想象空间乃至意境，电影表现起来难度非常之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与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的观影评论活动中说到。“这部作品是写土地和人的关系的”，导演王全安曾提到，电影往往展现的是以一个人物为主线的故事，不具备小说的涉及面的广阔和任务的复杂。
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不能纠缠于是否忠实于原著。但是，是否抓住了原著的基本精神和内核，无疑是电影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点。就《白鹿原》而言，白嘉轩这个人物能否塑造成功是衡量改编是否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仅此而言，电影中的白嘉轩很被动，他的主动性、丰富性，他跟土地的关系，跟其他人物的关系都时隐时现，是伴随着其他人物的出现和冲突而出现的，没有充分在银幕上凸显出来。当然，电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试图完成一个史诗的建构和表达，但可惜的是最终没有完成。最终，电影自然不自然地成了“田小娥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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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田小娥传”而言，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田小娥只不过是众多旧思想中的牺牲品的一个。此外，鹿子霖、白孝文、黑娃和鹿兆鹏的人物形象都不够鲜明，性格也不够饱满，没能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的短板还是出现在叙事，也就是在对故事进行二度创作的时候，没有把人物饱满起来，这是剧作的一大失误。影片里出现的麦浪、秦腔、油泼面、海碗、长筷子，追求画面和影像的质感，但可惜只起到了符号性的作用，而没有有机地融入叙事，推动叙事，这也是众多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电影画面和影像的冲击力一定是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叙事推进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情绪、情感，产生了情绪、情感才会产生艺术感染力，才会打动我们的内心。而只有打动了我们内心，我们才会认同电影的表达。叙事没跟上，再多形式上的因素都仅仅是符号，很难引导观众，也不能有效征服观众。
但是，该电影的剧作并非没有亮点，电影中的特殊场景、情节和人物个性直观的展现了不同阶层的冲突，推动着情节的继续发展。秦腔戏台的运用，具有象征意义，是多次出现的主要空间，最开始是一群农民在上面唱秦腔，接着是军阀强行征粮，然后是农会公审鹿子霖，第四次是上台。不同的人在戏台上上演一出出戏，农民在看他们演戏，也在看自己。同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同时表现出了农民的高贵感和尊严，代表人物就是白嘉轩，但是由于剧作的短板，白嘉轩的人物个性并不是特别鲜明。电影《白鹿原》在剧作的时候保留了政治、军事、党派、家族的争斗，它的好处是，能将之转化为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于是呈现出文化交战的惨烈图景。不可否认，这部作品有强烈的“史的意识”，以白鹿原为时空，展开了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变迁。整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多于批判，这也许恰恰拯救了它。
总的来说，由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的转换并非易事，特别是史诗类的文学作品，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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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的复杂，和表现形式的间接、含蓄，在对他们进行影视剧作的二度创作的时候很难把握其中的经络，所以必须有所取舍。同时对电影来讲，我们必须要更深入地去分析它与文学创作、与其他艺术形式创作的差异性，凸显电影创作特殊的规定性、规律性。电影《白鹿原》的剧作在创作方面由于忽视了原著中的一些人物以及人物关系，把田小娥这样一个处于边缘的小人物提到主线上来，弱化了白嘉轩这个重要人物，使故事的叙事出现了一些短板，给人一种“舍本求末”的感觉。同时，我们在分析电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影视作品呈现形式的特殊性和二度创作的难度，剧作在情节的冲突上，在田小娥的刻画上还是比较出色的，通过他放荡的个性，展现了命途多舛的农村妇女始终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命运，与黑娃一样是个充满个性又有很大的悲剧性的人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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