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的实证分析:1978-2002

学生姓名：钞小静 指导教师：任保平

院系专业：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经济学基地班

摘要：本文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中国1978-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得出我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具体到公共支出的结构而言，经济建设支出和国防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而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及其他支出会产生负的效应。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由于社会文教支出中的公共卫生支出项目在总量及结构上存在问题使得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从而抵消了科教文的正效应，导致社会文教支出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methods of econometrics to experientially analyze the

relevant data from 1978 to 2002, and concludes a result that China’s public expenditure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concretely as far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expenditure is concerned, the expenditures for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National Defence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expenditures for both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have a negative and passive domino effect. Through the further data analyzing,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expenditures for the item of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its totality and structure concerning the item of the Public Sanitation has some problems that has leaded to a pass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under this situation it has counteracted the positive domino effect of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totally made the expenditures for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produce a negative and passive net domino effect.

关键词：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结构 经济增长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在这一过

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是否有持久的影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从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学术界许多研究者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至70年代时，Arrow and Kurz(1970)将公共资本存量直接纳入私人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设定所有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私人的生产也可从中获益，他们认为公共支出只影响经济向稳定状态增长的速度，但并不影响稳定状态中的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动态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将公共支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其作为除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因素之外的能够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变量。其代表人物Barro（1990）建立了第一个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模型，他以公共支出流量为研究对象，将公共支出引入到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企业生产函数中，从理论上证明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持久而显著的作用，并且认为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决定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大小。若其尚未达到最佳规模，公共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当超过最佳规模后，会产生负的影响。

以上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分析，而国际上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也是相当多的。通常这些研究使用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不同公共支出及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立足点，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首先，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总体性作用的实践检验上主要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许多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无影响。Kormendi and Meguire(1985)研究了二战后47个国家的“消费”支出，认为在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与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其二，有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的影响。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公共支出，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而Grier and Tullock（1987）把Kormendi –Meguire式的分析扩展到115个国家，进行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混合的分析，发现在实际GDP增长率与占GDP比例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是多数结论只对24个OECD国家具有显著性。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效应 。Ram(1986)使用115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得出公共支出对总产出具有正的和非常显著的关系，规模对经济表现和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Aschauer(19)设立新古典模型，也指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

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其次，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结构性作用的实践检验上，因为不同的分类标准得出了不同结论。Kormendi，Meguire(1985),Aschauer(19),Barro(1990)和Fischer(1993)等经济学家把的公共支出分成公共消费性支出和公共投资性支出。 Grier and Tullock对这两类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二战后包括24个OECD国家在内的115个国家的集合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的投资性支出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具有正的效应。Barro利用9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认为消费性支出增加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人均增长率下降。Easterly and Rebelo(1993)认为公共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关系，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与经济增长相一致。Aschauer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美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除以上划分方法之外，Devarajan、Swaroop and Zou(1996)在理论上把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 他们利用1970-1990年间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然而当其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而非生产性支出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由此显示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性支出过多，且以降低经常性支出为代价。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从目前我们国内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成果：龚六堂和邹恒甫选取从1970-1994年间90个国家的公共开支方面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讨论花费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中发现公共开支的增长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邹薇在《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1卷上撰文指出，我国由于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以至削弱了公共支出应有的增长效应。

以上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主要表明公共支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生变量，它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进行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是相当有意义的。然而以上的文献从整体上来说，在公共支出及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上都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的分析显然不易控制所有主要变量，这就使得分析结果在特定时点特定国家的作用有限。即使是具体到我国的实证研究也只是从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上的分析，很少有学者从公共支出的组成结构上来分析其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分析两者间关系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本文着重从公共支出结构入手，来分析其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是

否有作用，作用的方向如何。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进行相关问题的明确与基本状态描述；第三部分建立基本模型并从中国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出发，展开经验分析；第四部分是简要结论。

二、相关问题的明确与基本状态描述

（一）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

公共支出结构是指公共支出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组合状态及其数量配比的总称,表现为各类支出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实际上它是财政职能状态和的体现。[1]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最常见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另一种定义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为了模型设立的方便，适合衡量指标的内涵以及清楚的反映问题，本文采用了第一种定义，即以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为经济增长的内涵，并以GDP作为其具体的反映指标。 （二）公共支出范围的界定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代西方经济是一种由公共部门经济和私人部门经济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他们从市场失灵中引申出了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即凡是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财政应该退出；凡是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财政才应介入。刘尚希在《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上撰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假设，即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而这在本质上与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要广得多，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支出所涉及的领域也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我国公共支出范围的界定既要参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也要注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判定原则。 （三）公共支出结构类别的选择

中国的公共支出分类办法有两种，一是编制国家预算采用的分类法，即按支出用途分类，此类在财政统计公报上称之为按支出项目分类；二是以职能为标准进行分类，将公共支出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5大类。按职能划分的公共支出结构形态，是研究公共支出结构中最常用的方法，它可以明确而具体地表明公共支出在各职能间分配的格局和各项职能实现的程度，并从动态上可以反映出各项财政职能在不同时期变动情况。出于研究目的的考虑，结合统计资料收集的可能性，本文主要以职能划分为基础，将公共支出划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5大类。 （四）中国改革以来公共支出基本状态描述

[1]

[3]

[2]

任何公共支出结构，都是在一定的公共支出总量下形成的，因此，首先对1978年以来我国公共支出总量的基本状态进行描述。如表1所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支出量一直迅速的增长（如图1）,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上升至2002年的22053.15亿元,增长了近20倍。但是就相对规模来看,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呈L型变化（如图2）,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4%，在1994年实行财税综合改革后，这一比重才停止了下降趋势，初步出现回升势头。1998年受我国拉动需求、积极财政的影响，该比重出现明显上升趋势,由1998年13.8%上升到2002年的21.0%。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还太低。按世界银行统计，多数国家公共支出占GDP平均比重60年代为30%，80年代为40%，且都在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平均比重均在3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平均为26.4%。[4]

表1 我国1978-2002年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 份 公 共 支 出 (亿元) 1978 9 1979 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 1990 1228.83 1138.41 1229.98 1409.52 1701.02 2004.25 2204.91 2262.18 2491.21 2823.78 11962.5 14928.3 16909.2 18547.9 18.9 16.7 16.7 16.6 5934.5 7171.0 .4 10202.2 23.8 23.7 22.4 21.6 4517.8 4862.4 5294.7 27.2 23.4 23.2 1281.74038.2 31.7 1122.0值 (亿元) 3624.1 国 内 生 产 总 公共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 31.0 3083.5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0 2001 2002 102.58 97314.8 104790.6 19.4 21.0 3386.62 3742.20 42.30 5792.62 6823.72 7937.55 9233.56 10798.18 13187.67 15886.5 82067.5 468.1 16.1 17.8 74462.6 78345.2 12.4 13.8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7884.6 15.7 14.0 13.4 12.4 11.7 11.7 22053.15 资料来源：根据2001、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120000100000800006000040000200000788082848680929496980002PEGDP

图1 公共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

0.350.300.250.200.150.10788082848680929496980002BZ

图2 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再次，对1978-2002年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基本状态进行描述。如表2所示：从绝对量上看，1978-2002年我国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和其它支出都在增长（如图3）。在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五项费用增幅较小，至90年代中期以后，五项费用增幅较大。从各项费用占公共支出比例来看（如图4），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一直处于递减状态，经济建设费递减幅度较大，而国防费进入90年代后，增长基本稳定在8%的水平。社会文教费一直处于递增状态，1980年已跃升为第二大比重的公共支出项目，至2002年已占总公共支出的26.9%。行政管理费占公共支出比重除个别年份外，也一直处于递增状况，1986年占公共支出的10.0%，首次超过国防开支的比重，居公共支出的第三位，从90年代以来一直在12%以上的水平，至2002年竟高达18.6%。

表2 按功能性质分类的公共支出

单位：亿元

年份 公共支出 经济建设费 总量 1978 1122.09 718.98 769. 715.46 630.76 675.37 794.75 968.18 1127.55 1158.97 1153.47 1258.39 比重 .1 60.1 58.2 55.4 54.9 56.4 56.9 56.3 52.6 51.0 50.5 社会文教费 总量 146.96 175.18 199.01 211.46 242.98 282.51 332.06 408.43 485.09 505.83 581.18 比重 13.1 13.7 16.2 18.6 19.8 20.0 19.5 20.4 22.0 22.4 23.3 国防费 总量 比重 行政管理费 总量 52.90 63.07 75.53 82.63 90.84 103.08 139.80 171.06 220.04 228.20 271.60 比重 4.7 4.9 13.9 7.3 7.4 7.3 8.2 8.5 10.0 10.1 10.9 其他支出 总量 35.41 51.01 44.99 45.59 44.44 52.05 80.22 105.68 140.06 165.06 162.04 比重 3.2 4.0 8.6 4.0 3.6 3.7 4.7 5.3 6.4 7.3 6.5 167.84 15.0 222. 17.4 193.84 15.7 167.97 14.8 176.35 14.3 177.13 12.6 180.76 10.6 191.53 9.6 200.75 9.1 209.62 9.3 218.00 8.8 1979 1281.79 1980 1228.83 1981 1138.41 1982 1229.98 1983 1409.52 1984 1701.02 1985 2004.25 1986 2204.91 1987 2262.18 1988 2491.21 19 2823.78 1990 3083.59 1991 3386.62 1992 3742.20 1993 42.30 1994 5792.62 1995 6823.72 1996 7937.55 1997 9233.56 1998 10798.18 1999 13187.67 2000 15886.50 2001 102.58 2002 22053.15 1291.19 1368.01 1428.47 1612.81 1834.79 2393.69 2855.78 3233.78 37.33 4179.51 5061.46 5748.36 72.56 6673.70 45.7 44.4 42.2 43.1 39.5 41.3 41.9 40.7 39.5 38.7 38.4 36.2 34.2 30.3 668.44 737.61 849.65 970.12 1178.27 1501.53 1756.72 2080.56 2469.38 2930.78 3638.74 4384.51 5213.23 5924.58 23.7 23.9 25.1 25.9 25.4 25.9 25.7 26.2 26.7 27.1 27.6 27.6 27.6 26.9 251.47 8.9 290.31 9.4 330.31 9.8 377.86 10.1 425.80 9.2 550.71 9.5 636.72 9.3 720.06 9.1 812.57 8.8 934.70 8.7 1076.40 8.2 1207.54 7.6 1442.04 7.6 1707.78 7.7 386.26 414.56 414.01 463.41 634.26 847.68 996.54 1185.28 1358.85 1600.27 2020.60 2768.22 3512.49 4101.32 13.7 13.4 12.2 12.4 13.7 14.6 14.6 14.9 14.7 14.8 15.3 17.4 18.6 18.6 226.42 273.10 3.18 318.00 569.18 499.01 577.96 717.87 945.43 1152.92 1390.47 1777.87 2262.26 35.77 8.0 8.9 10.8 8.5 12.3 8.6 8.5 9.0 10.2 10.7 10.5 11.2 12.0 16.5 资料来源：根据2001、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80006000400020000788082848680929496980002ECSCEDNDGAOTHERS

0.8图3 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项的绝对量

0.60.40.20.0788082848680929496980002ECBZSCEDBZNDBZGABZOTHERSBZ 图4 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项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与具体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及回归结果 ⒈计量模型一：总量分析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资本、技术以及公共支出等。劳动力因素是生产发展中相当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因此模型分析中使用我国的从业人数作为其衡量指标。资本因素是投资于有形资产所形成的物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其它因素发挥作用的载体，本文分析中使用资本形成额作为其衡量指标，此外由于资本额中包括了公共支出项目中的经济建设费用，因此在处理数据时加以剔除。[5]公共支出是一国为了满足其职能发挥需要的花费，在回归分析中选用了1978-2002年的公共支出量作为其衡量指标。技术进步因素是带动生产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剂，由于模型采用了对数函数的形式，因此回归分析后的常数项中就包括了技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一： LnY = a0 + a1*LnL + a2*LnK+ a3*LnPE + e

其中的变量分别为⑴Y：国内生产总值；⑵L：从业人数；⑶K：资本形成额；⑷PE：公共支出量。

利用计量软件EViews3.1,可得如下的回归方程:

LnY = 1.270 + 0.071LnL + 0.631LnK + 0.297LnPE (2.390) (0.243) (0.052) (0.041) (0.531) (0.291) (12.0) (7.217)

R²=0.999,F=4851.558,通过检验在显著性水平α=0.05时除从业人数外每个解释变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劳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可能与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关,但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⒉计量模型二：结构分析

具体到中国公共支出结构部分，本文采用的是按职能进行分类，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以及其他五项。由于从模型一已经得出公共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因此,对于公共支出结构的模型二主要设立如下:

GDP = a0 + a1*EC + a2*SCED + a3*ND + a4*GA + a5*OTH+ e

其中的变量分别为：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C代表经济建设费，SCED代表社会文教费，ND代表国防费，GA代表行政管理费，OTH代表其他支出。

利用计量软件EViews3.1,可得如下的回归方程:

GDP = -21492.91 + 19.6EC - 14.808SCED + 110.685ND - 24.378GA - 2.252OTH (6075.444) (14.143) (26.123) (30.951) (15.6) (11.831) (-3.538) (1.407) (-0.567) (3.576) (-1.556) (-0.190)

R²=0.984,F=234.974,并且每个解释变量除其他支出项外在显著性水平α=0.5下均通过检验,而显然其他支出并不是本文所要分析的。 （二）公共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正如本文在文献综述中所描述的那样，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颇有争议的。通过对中国1978-2002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计量模型一，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在总体上起到正的作用，即公共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0.297个百分点，根据计算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98%，这一分析与Barro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公共支出仍未达到Barro所指的最优规模，还存在进一步加大的空间。从我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也可印证这一点。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其中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等国这一比重高达50%以上，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也要高于中国。当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会影响到这一比例，但这一数据依然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中国现实中公共品的缺少、陈旧，公共服务的落后也都可以说明中国公共支出存在总量太少且结构也不合理的问题。 （三）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为开发国家自然资源并使其与市场连接，就必须提供交通设施以及作为私人部门生产资本形成之先决条件的公路、道路和港口设施，此阶段私人部门弱小、资本市场不完全，因此只能由提供这些支出。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和私人部门的成长，应逐步从生产性投资领域退出而投资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非生产性领域。

在经验上，Barro通过对西方国家公共支出的实证分析得出：当生产性支出规模较小时，生产性支出的增长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当生产性支出规模较大时，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率。[6]为了能与Barro的理论作以比较，可将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五大类进行简单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划分，即经济建设费支出相当于物质资本投资，归为生产性支出，而其余四项归入非生产性支出。本文模型二对1978-2002年我国国家公共支出各个组成部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由此可以看到：

1. 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⑴ 经济建设支出总量分析

从模型二中对各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亦即经济建设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22.042个单位，并未达到Barro所指的最优规模。从1978-2002年，正如本文基本状态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经济建设费用一直呈递增趋势(如图3)，

但其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却呈递减的趋势（如图4）。一方面，这一比重从改革前的平均60%下降到改革后的平均46.9%，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下降了13.1个百分点，这刚好说明随着经济的改革、职能的转变，公共支出正在从盈利性领域退出而保留在公共服务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费用比重的持续递减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正如前所分析，经济建设费用并未达到最优规模，对经济增长仍然会有较强的拉动作用。而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建设支出年均仅递增2.3%，比公共支出年均递增13.5%低11.2个百分点，这还没有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低甚或为递减。因此，经济建设支出的总量应当加大，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也需相应的提升。 ⑵经济建设支出结构分析

中国用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支出（主要是经济建设支出，另外占比例较小的两部分分别是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投向以盈利为目的或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这一部分经济建设支出因为国企在竞争领域的错位而效益低下，对经济增长贡献甚低。另一部分主要投向为社会提供公品或是有自然垄断性的准公品的部门或企业，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农业援助、能源物资储备及高科技企业等，由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降低且侧重于第一类的支出，使得投资于这部分的公共支出严重不足，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增长。范九利、白暴力和潘泉在《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述，认为美国基础设施资本对产出的弹性基本处于0.16-0.25之间，而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对产出也存在充分的弹性，这就要求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加大这部分费用的份额。[7] 2.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社会文教支出是提高国民素质、增进全面提高健康的必要支出，一般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支出，对经济没有直接的增进作用。然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都会通过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技能水平、精神状态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理论”，“科教兴国战略”无不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然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经验分析表明，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主要原因正如以下所分析： ⑴社会文教支出总量分析

模型二的结果显示，我国社会文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即社会文教支出的增加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抵消经济增长的部分正效应，社会文教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反向变动14.808个单位。本文这一分析结果与Devarajan、Swaroop and Zou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即卫生、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弱的负相关。[8]

尽管从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为负，但并不意味着其总量已经

过多，相反从相关数字和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文教支出的总量偏低，尤其是卫生费用支出总量投入较低，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从1978-2002年，我国社会文教支出绝对值上升迅速，但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1991-2002年，预算内社会文教支出总量由708亿元上升至5924.58亿元，绝对数增加了8倍多，但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则低于同期公共支出增加的幅度，从占GDP的比重来看，1990年为3.9%，1998年为2.7%，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文教支出所占比例比较大。这里仅以教育为例，1994年我国教育支出占GNP比例约为2.18%，而同年其他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甚至印度也均大大高于4%，至近年中国与别国这一差别进一步拉大。

造成我国社会文教支出偏低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大量外收入游离于预算外，造成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且由于财力分散，使得在社会文教费的支出上难免会捉襟见肘。②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过高，从而挤占了一定的社会文教支出量。③统计口径上的不足导致。一方面是大量的制度外的收入虽已用于社会文教支出，但由于未列入预算而不能在财政性科教文卫支出中反映；另一方面是预算内经费支出统计口径过窄。

总之，中国社会文教支出的总量太低并未达到应有规模，使得其没有完全发挥到正常的作用。 ⑵社会文教支出结构分析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数据所限，本文模型二只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四项之和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到社会文教支出内部的结构问题，本文将其分为两部分，即将公共卫生支出单独列为一项，把剩余的科教文列为一项，以1991-1996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模型三：

GDPW = -3428.247 + 96.369KJW - 183.3WS （737.160） （5.621） （21.444） （-4.651） （17.144） （-8.563905）

R²=1.0,F=19147.72,并且每个解释变量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通过检验。 由模型三可见，科教文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即科教文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会引起GDP同向变动96.369个单位；而公共卫生支出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即公共卫生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会引起GDP反向变动183.3个单位。也就是说公共卫生支出并没有实现最优的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它会抵消科教文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从而使得我国整体的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净效应。

对于科教文支出，具体以教育支出为例，在我国教育经费中人员经费所占比

重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公用经费应得的份额。而且据统计，我国教育支出中约有85%用于人头费，余下的15%中，还要减去教育行政等开支，剩下真正用于投资的经费相当的少，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从而降低了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作用。

公共卫生支出的问题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从模型三可以看出，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负，这主要是由其总量及结构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①从公共卫生支出总量上看，我国卫生费用在1991-2001年间年从最初的202.29亿元上升到800.6亿元，增加了近4倍，但是绝对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是度量一国卫生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90年代以来，我国该指标值下降严重，从1991年的0.93%下降至1996年的0.67%。虽然2001年略有上升达0.82%，但仍未赶上1991年的水平。卫生支出的严重偏低，使卫生服务滞后，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非典”疫情使我国国民收入受到损失，增长率远低于预期的增长率。

②从公共卫生支出内部的结构来看，它由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公费医疗经费两部分构成。1991-1996年，公共卫生服务费占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由1991年的75.08%下降至1996年的70.5%，降低5个百分点。而公费医疗经费在预算卫生支出中所占比重却从1991年的24.92%上升到1996年的29.50%。这一情况说明用于全社会成员的卫生经费降低了，而用于某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卫生费却提高了。从另一角度对公共卫生支出进行划分，可分为基本卫生服务支出和保健服务支出，在中国后者呈上涨趋势，且所占比例过大，表明中国公共卫生支出过多的用于某些高收入特殊群体。

公共卫生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消费函数既定；第二，具有充足劳动力可使用；第三，应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以被使用。然而，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不仅在总量上偏低，缺乏必要的存货，而且在结构配置上也过多的侧重于特殊的群体，从而阻碍了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由于公共卫生支出在总量及结构上存在问题使得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从而抵消了科教文支出的正效应，造成整体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净的负效应。因此，对于公共支出中的社会文教支出，我们不能因为其在实证分析中产生了负的影响，就削减其支出的总量、降低其支出的比重，相反由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文教支出还太少，所以应该从总量和比重上提升它的重要性。 3.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防支出是保卫及和平建设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支出，作为公共支出

中购买支出的一个部分，它会影响到社会总供求关系。较高的国防支出具有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刺激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公共支出总额既定的前提下，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国防支出的扩大会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挤占其他项目的支出，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正如Landau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然而当其增大到某一点后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⑴国防支出总量分析

模型二分析结果显示，在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即国防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同向变动110.685个单位，这一分析与Barro以及贝涅特（1978）的研究一致。贝涅特对44个发展中国家从1960-1965年间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军事支出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而且影响程度高、贡献率大，要远高于经济建设支出的贡献。[10]对我国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还未达到最优规模，因此国防支出总量还应继续增加，其结构还应继续优化。由表2可以看出，从1978-2002年，我国国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一直呈递减趋势，1978年为15.0%，1992年为10.1%，而2002年仅为7.7%。值得指出的是，自改革以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国防支出的增长事实上几乎近于零。根据1980-2000年的资料分析，20年间国防费总量增长了6.26倍，国防费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9.38%，但若考虑到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9.86%，那么国防费的年平均增长值实际上为负。尽管国防费的大幅度下降，可以为其他支出提供了资本，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军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国防建设支出已呈现出严重不足的问题，客观上需要加大对国防支出的投资量，下面一组国际军费数字比较也说明了中国国防费偏低的现实。2000年，中国国防费146亿元，相当于美国的50%、英国的40%、法国的48%、日本的30%、德国的%，而1995年国防费按人均分担中国只有45元，美国折合人民币9183元，埃及人均也达201元人民币。[9]由此可见，中国有必要加大国防投资力度，一方面可以增强军事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有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⑵国防支出结构分析

中国国防支出按支出项目分：包括人员生活费，主要用于军官、士兵、文职干部和职工的工资、伙食、服装等；活动维持费，主要用于训练、工程设施建设及维护和日常消耗性支出；装备费，主要用于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采购、维修、运输和储存等。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国防支出中人员生活费、活动维持费、装备费呈“三足鼎立”之势，国防费的大部分都用于人民生活和正常活动维持上，而根据目前世界发展的要求，国防支出应该侧重于武器装备的支出。我国武器装备与人员生活费之比为0.96：1，而同期美国的武器装备费与人

员生活费之比为1.26：1，显然其他国家更注重的是武器装备及技术上的研发，而不是一味的强调人员的数量[9]。因此，一方面我国应该继续增加在国防上的支出，而另一方面也应当注重调整人员生活费、活动维持费以及武器装备费三者之间的比例，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

表3 2000年度中国国防构成

单位：亿元

类别 人员生活费 活动维持费 装备费 数额 405.5 418.1 3.3 比重（%） 33.43 34.47 32.1 资料来源：转引自丛树海，2002，《财政支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130。 4.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行政管理费用在整个公共支出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总量与结构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⑴行政支出总量分析

模型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这与Barro的分析是一致的，即行政管理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反向变动24.378个单位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的问题。行政管理费用属非生产性支出，从1978-2002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局面。在对我国1978年以来行政管理支出及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①行政管理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如图4）。在90年代中，行政管理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8.48%，比同期公共支出平均速度快了1.69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占公共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并在2002年达到最高水平18.6%，这说明我国公共支出的相当部分被用于应付行政管理支出的不断膨胀，挤占了本应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份额。

②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一升一降一升的过程（如表4），在90年代以前该比重呈现上升趋势；1990至1995年尽管也出现过微弱的反弹，但该比重总体上还是有较大下降；从1996年开始该比重又出现迅速上升，至2002年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92%。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了一国的纯消耗性支出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在职能范围比较稳定的前提下，其数值与机构的工作效率成反比。我国9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持续的上升，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机构工作效率低下，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表4 行政管理支出与GDP对比

单位：亿元

年份 GDP GDP增速（％） 行政管理费 行政管理费增速（％） 比重（％） 1952 1955 679.0 910.0 --- --- --- --- --- --- --- --- 9.69 16.55 23.22 30.02 35.01 25.06 16.09 9.69 5.21 4.55 15.49 21.54 31.39 26.34 32.00 41.81 75.53 171.06 414.56 414.01 463.41 634.26 847.68 996.54 1185.28 1358.85 1600.27 2020.60 ---- ---- ---- ---- ---- ---- ---- ---- 7.33 -0.13 11.93 36.87 33.65 17.56 18.94 14. 17.77 26.27 2.28 2.37 2.15 1.53 1.42 1.39 1.67 1.91 2.24 1.92 1.74 1.83 1.81 1.70 1.75 1.82 2.04 2.47 1960 1457.0 1965 1716.1 1970 2252.7 1975 2997.3 1980 4517.8 1985 .4 1990 18547.9 1991 21617.8 1992 26638.1 1993 34634.4 1994 46759.4 1995 58478.1 1996 67884.6 1997 74462.6 1998 78345.2 1999 81910.9 资料来源：转引自丛树海，2002，《财政支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93。

⑵行政管理支出结构分析

行政管理支出按其使用方向可分为个人经费与公用经费，由于缺乏正式公布的行政管理支出的有关数据，因此本文主要从个量意义上，通过人均人员经费与行政管理部门人均经费的对比来说明公用经费与人员经费的变动情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①在行政管理支出稳定前提下，行政管理部门人均经费越高说明机构办事效率越高。但是1978-2002年，我国行政管理部门人均经费的不断提高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此外，由于行政人员的增速慢于行政管理支出总量的增速，从而造成行政管理支出结构向公用费用倾斜。

②个人经费多少除了取决于从政人员的数量之外，还取决于在职从政人员工资水平、保险福利水平及向离退休职工、退职职工所支付的费用。从表五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个人经费中离退休费增速持续快于其他项目，所占比重的上升，使得在职人员个人经费减少，再加之不同行政级别间个人收入差异，缺乏有效激励，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甚或使得有些行政人员向公用经费伸手。其二，从政人员工资是个人经费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增速持续低于行政管理支出总量增速，会导致行政管理支出在整个结构上向公用费用倾斜。这在理论上讲应是好事，但在我国实际情况中却并非如此，因为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经费能更多地用于行使其职能所需的各项开支。由于我国公用经费支出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透明、规范、严格的公用经费支出管理制度还未建立，使得公共行政管理支出并未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结论

公共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总量联系上,而且公共支出的结构对经济增长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主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公共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的贡献，并且贡献率接近于2%。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相比，中国公共支出的总量仍然较小，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最优规模，这影响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还需要随着GDP的增长进一步加大公共支出。

第二，中国的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在总公共支出中，生产性的公共支出比重较小，而非生产性的公共支出比重太大，抵消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促进作用。这客观上要求在增大公共支出总量的同时，加大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例，同时适量的减少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例。

第三，在生产性公共支出中存在着结构问题。如在经济建设费中，对公品的支出较少，而对处在竞争领域的支出相对较大，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进一步支持了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即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进入公共领域。

第四，在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中也存在着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管理费支出比例过大，而社会文教、国防支出的比例较小。具体而言，各个分类中的结构也存在着不合理。如在行政管理支出项目下，在职人员的收入减少及工资的不合理分档影响了行政人员的积极性；而向公用经费倾斜由于支出范围缺乏明确界定，管理混乱而使其并未起到应有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五，特别是要加大公共卫生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在总量上的不足与在内部结构上的不合理使得它对经济增长起到负的作用，抵消了科教文支出产生的正效应，从而使得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在整体的净效应上为负。此外，公共卫生支出中用于高收入和特殊群体的支出比例过高，了乘数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开始由数量型消费转向质量型消费，他们追求生活的安全感。而我国近年来各种疫情引发的问题也充分说明公共卫生支出严重滞后，影响了人们福利水平的提高，存在着显性以及潜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大公共卫生支出以及合理调整其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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