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饮酒诗文化意蕴诠析

李白饮酒诗文化意蕴诠析

朱雪里

󰀁

　　“饮,诗人之通趣矣。”唐代诗人中嗜酒者

觥,维以不永伤。”为了怕长久的伤心,主人公频频饮酒,可见他已经将酒与自己的情绪联系在一起。此后,人们愈来愈看重酒中蕴含的社会文化

功能,而酒的自然属性逐渐被人们忽略。在汉代,饮酒被当作“人生苦短”情绪之下排忧解愁、及时行乐的一种方法。乐府诗、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

!

少“何以忘忧?弹筝酒歌”之类的诗句。魏晋时代,文士们把饮酒当作挑战君权王道、否定虚伪礼教、高扬以人格为核心的新的人格模式的一种抗争武器。唐代前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酿酒业空前发达,酒充分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日常礼仪和取乐追欢的需要。文人雅士普遍地将饮酒与赋诗结合起来,使之进一步雅化、文明化乃至诗化,文酒之会、诗酒之席成了即兴作诗的主要场所和精神娱乐方式。中唐诗人刘禹锡诗云:“终

∀朝对尊酒,嗜兴非嗜甘。”饮酒并非追求口腹之

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以酒为号者。初唐诗人王绩自号斗酒学士,盛唐诗人元结自号酒民,中唐诗

人白居易号醉尹、醉司马、醉傅和醉吟先生,晚唐诗人皮日休则自号醉士。不过,其中饮酒最为出名的当数酒仙李白。

李白之嗜酒与豪饮世罕其比。他有知己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饮》);朋友不在时则“独酌劝孤影”(《独酌》);高兴时“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忧愁时“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友人会宿》);酒瘾发作时恨不得江水变为美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酉发醅。此江若变成春酒,垒麴便筑糟丘台”(《襄阳歌》);遇到知心朋友而囊中羞涩时不惜“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不但有嗜酒行动,而且还有爱酒的理论:“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月下独酌四首》其二)既然天地都喜欢酒,那么自己爱酒也就天经地义了。于是他便“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这些诗句虽有夸张的成份,却道出了他对酒的嗜好程度。因为好饮,他写下大量的饮酒诗。《全唐诗》及其《补编》存其诗1050首,其中有饮酒诗237首,占其存诗总量近四分之一󰀂。王安石曾说

李白诗“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此语虽有偏见,但却指出了李白多言酒的特点。

酒是一种文化意蕴极强的特殊饮品。早在先秦时代,人们饮酒已经不再仅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诗经・周南・卷耳》中写道:“我姑酌彼★68欲,而主要是一种精神享受。李白的饮酒诗反映

了诗人极其复杂的文化心态。

中国封建时代属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使古代的中国人较多地认识到群体内部关系协调的重要,在他们的心理素质上较多地产生对人际整体的依赖感和亲切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特别强调中和,士人只有协调好群体存在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求得外在关系的亲和平衡,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充分享受到人生的快乐。李唐王朝自建立至玄宗前期,的确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较为罕见的人才环境。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前程,从精神上激发起士人的功业志向。武后时期打破士庶界限,从现实上造就了以寒士阶层为主体的富有生机活力的新兴政

治力量,激起广大下层士子“拾青紫于俯仰,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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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于朝夕”的功业欲望。玄宗前期继续发扬光大贞观时期鼓励为君辅弼的精神追求,进一步推进武后时代放手选辟贤良的现实措施,为广大寒门士子进入仕途广开通道。这些举措无不以出将入相、君臣际会的人生理想与宏大目标对文人造成巨大的精神激励,使得士人深蕴胸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信念空前强烈地被激发出来,从而造就了追求远大目标、富于理想意味的极具时代特征的社会心理与精神风貌。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充满豪情与幻想的李白确立了“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政治目标,同时又希望自己能象先秦游士那样保持人格尊严、象魏晋名士那样高扬以人格为核心的新的人格模式,以“不屈己,不干人”为原则参与政治、博取功名,实现自己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玄宗后期,由于天下承平日久,明皇已经失去前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治国热情,忧患意识日趋淡薄,朝政悉委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对人才不再真正重视。厌倦朝政、沉湎声色的唐玄宗此时要的只是“野无遗贤”之誉,并非真心重用天下之士,崇尚人才的社会风尚只是因历史惯性徒存虚名而已。事实上,先秦游士时代早已随风飘逝、一去不返。国家的统一、士族的破落与科举的实施使朝廷牢牢控制了用力,士对政治势力的依附日渐加强,求取功名愈来愈难以保持人格。天真的李白似乎没有觉察到现实社会的这些变化,在政治上,依然试图寻求一种自由平等的政治关系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始终未能真正跻身朝列、合于君王,建立他所期望的那种非师即友的君臣关系;在生活中,他也未能自始至终保持恩爱、和睦的夫妻关系,建立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应为宗)。”李白经过正式婚礼结合的两位妻子许氏和宗氏都是故相的孙女,他是以赘婿的身份居于妻家的。在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妇女没有人格和自主权的封建时代,男子入赘妻家被视为反常之事,赘婿一直受到社会及妻家的歧视。唐代社会尽管比较开放,但在汉族聚居之地、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士人中间,歧视赘婿的社会风气仍

然比较严重。李白寄居妻家,“性度高廓,不拘小

节”,纵酒狂醉,功名无着,自然也会受到妻家厌薄、轻怠,他的妻子在家族面前也会因丈夫而产生自卑感和羞辱感。“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这些诗句说明他空怀壮志、功名不就的非常行止又受到世人的误解与嘲讽。李白与许氏、宗氏以及没有举行过婚礼、只是同居的刘氏和“鲁一妇人”都未能白头偕老。四次结婚,四次离异,家庭生活极不正常,伦理关系无从建立,这可以说是李白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白满怀大唐盛世赋予他的自信与豪情积极入世,要以一种平等的政治关系建功立业,了却“事君”、“荣亲”的人生夙愿,没料到却陷入在朝廷中难与君合、在家庭中难与妻合、同时又不为世人理解这样一种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窘境。“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古风》其三十六)“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其十五)为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世人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世人。他哀叹“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天下无人知我心”(《悲歌行》)。热爱生活、充满自信的李白为世所弃。“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其一)在当时的社会上他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仰慕李白的王屋山人魏万在《金陵酬翰林谪仙子》中说他“才高世难容”,诺大的世界似乎没有他的立锥之地。狂放不羁的李白要籍醉酒张扬的内在生命力,与弃他的世人以及现实世界奋力抗争。他仗着酒胆、借着酒劲傲

∃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贤去道赊,兰亭雄笔安足夸!”(《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他要用比魏晋名士更为大胆的醉酒任诞行为挑战世俗传统和虚伪礼教:“木兰之木世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

69“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忽忆绣衣人,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掉海客,喧呼傲阳侯。半道逢吴姬,卷帘出揶揄。我忆君到此,不知狂与羞。”(《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但他傲视权贵、纵酒携妓的醉后轻狂举止非但没有缓解他与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反而招致世人更深的误解与嘲讽,“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一句狂言惹得“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捶碎黄鹤楼》)。

为世所弃产生的孤独、悲愁与迷惘压得李白喘不过气来,他拼尽全力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只得用酒来宣泄、消解这些悲愤情感:“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江夏赠韦南陵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月下独酌四首》其四)“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涤荡万古愁,流连百壶饮。”(《友人会宿》)“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他倒空生命之杯中的悲哀、忧愁是为了在其中装满快乐:“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过汪氏别业二首》其一)“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酩酊大醉的李白摆脱世间的纷扰与烦恼,热情、天真、豪爽、洒脱的个性才得以充分张扬:“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蓍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革是。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酉发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麴便筑糟丘台。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车傍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襄阳歌》)诗人象当年的山简一样烂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来满街的喧笑。他酒意正酣,远远望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象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足以垒成一座糟丘台了。诗人醉骑在骏马雕鞍上唱着小曲,后面还跟着车子,车上挂着酒壶、载着乐队、奏着劝酒70的乐曲。那清风朗月可以不花一钱尽情享用,酒

醉之后象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该是何等潇洒、惬意!陶醉在酣醉的浪漫幻境中的李白洒脱自由、无拘无束,他那超凡脱俗、任性自在的情态的确令人心向往之。

《晋书》卷九八《孟嘉传》云: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李白在《月下独酌》其二中也说:“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可见酒中自有其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快乐问题上,主要受儒、道两家文化影响。儒家入世文化从社会群体的角度以等级名分去规定它,使欲望的追求与满足有节制有法度,不追求极端状态,而是把各种感性追求压抑到最低水平,并上升到道德感的满足、家庭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的高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的情感及其反面痛苦的情感都不要走向极端状态。儒家文化的入世之乐是以他人或者说是以社会的标准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亦即别人以为高兴的事情、社会认为快乐的东西,自己也去追求。这是一种被动的、物化的、社会化的快乐。道家出世文化则从自然个体角度以生命性情作为获得快乐的依据,把人自身的自然天性作为追求快乐、追求自由的基点。庄子所说的“吾丧我”就是要求在获得真实自我之前先排除假我,只有这样,人的自然天性才能从社会角色与家族角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才知道自己基于生命性情的真实需要。道家文化认为,人们普遍存在的盲目追求外物的心态使人丧失了眼下的生存快乐;人们不是以自然天性的自由伸展为快乐,而是以占有外物的多寡为快乐,这样反而会招致终生痛苦。要使真我复活,要使受到戕害的自然天性得以恢复,要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快乐,只有重新退回到人生的起点——婴儿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生命活动都以自然天性为准,决不追求生命所需之外的事物。道家文化的出世之乐才是真正以真实的自我为核心、以自然天性为衡量标准获得真正属于自我的快乐。这种快乐不在于对外物的占有,而在于自我天性的愉悦。在以真我为核心的快乐基础上,道家文化引导人们超越自我,能够在意念中从自然外物的角度去体验它们的生命愉悦,在物我高度融合的情况下得到对自然万物内在结构及其规律性变化的直觉体验,进入“不得于己”、“以道泛观”的精神愉悦境界。

儒道思想对李白都有很大的影响。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入世事功方面,他愿为辅弼、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显然主要源于儒家。道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世享受、追求人格与精神自由方面,他傲视权贵、狂放任诞、任情自适和追欢取乐显然滥觞于道家文化。“才高世难容”的李白通过醉饮忘掉自己的现实处境,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与压制,忘掉与现实世界对立带来的孤独、痛苦、悲哀、忧愁与迷惘,重新恢复到物我相融、逍遥自在的自然真我世界,从而在醉幻中凭藉酒性赋予的热烈奔放,让内在生命之力得到充分张扬,在对生的积极肯定之中实现对异化的现实世界的超越,进入到精神上的自由之境,重新寻找到生命的本然,肯定自我存在、实现自由人格、体验人生之乐。“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其二)“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其三)在醉的幻境中体验到的“通大道”、“合自然”、“齐死生”、无吾身的美妙感觉正是他津津乐道的“酒中趣”;在醉的幻觉带给他的神奇世界中,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真率的个性得以舒展,的人格

得以实现,生命的活力得以充分张扬。

人生如梦、及时行乐,向来被认为是李白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有人甚至因此把他归为颓废派诗人。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才华横溢的他在生活的现实世界处处遭受挫折、失败与误解,只能在醉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归宿,这是对他所处的现实社会多么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与揭露啊!他生活的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力最为强盛、思想较为自由开放的时期,这样的盛世尚且容不得富有理想、人格自觉的伟大诗人,何况其他各个封建朝代呢?李白的饮酒诗表现出来的这种否定压抑、扼杀人性的现实世界以及肯定让人个性舒展、人格自由、心情快乐的酒的世界的批判精神,应该说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历史认识价值。然而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高贵的人格不可能超越生命的脆弱,孤傲也无法承担心灵对世俗必然的依恋。没有谁的醉完全丧失理性,相反,都是带着痛苦与矛盾的心绪步入醉乡,得到暂时的解脱和安抚之后又重返现实苦境。醉的世界毕竟是幻想出来的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但愿长醉不复醒”(《将进酒》)也只是一厢情愿,“本不弃世”的李白只能含悲忍痛走向人生的终点。

注:

　　󰀁[清]宋大樽:《茗香诗论》。

󰀂《唐代饮酒诗统计表》,见孟锦贵编《唐代饮酒诗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乐府古辞・大曲・善哉行》。∀刘禹锡:《偶作二首》其一。#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杜甫:《饮中八仙歌》。

(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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