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演变40年

1对日内瓦会议某些方案的观点分歧。美国和南越在会议的最初阶段提出法越双方武装力量实行间插集结，发对在越南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而越南则认为，“当时有能力全国（1979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30年越中关系》）”，也主张双方插花集结。周恩来团长建议南北划线。在老挝、柬埔寨的“外国”问题上，越南坚持驻扎在两个的越南不应该算为“外国”，无须撤出。中国则认为，在两国的“外国”，理应包括法国联军和越军，应该一律撤出这两个国家。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越双方至少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胡志明在划定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越南某些领导人对此一致保留看法，认为越南“当时有能力全国”。

2对越南土地改革问题的分歧。早在1953年，应越共之要求，中国派出土改顾问团赴越帮助开展土改。然而，1956年秋召开的越南劳动党二届十中全会刮起了土改“纠偏”之风，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看得很重。黎笋甚至说，越南土改硬搬“外国”的经验，这显然同中国对越南土改的评价有分歧。

3对苏共领导的看法和分歧。中越两党直至60年代初，虽然都认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团结，但对苏共领导的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看来，苏共以“老子党”自居；20大之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修正主义。但越南则不认为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此，中国一直认为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应该相互尊重，因此，尽管存在分歧，中国始终本着求同存异和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的原则，坚持不懈地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努力维护两个人民的友谊。 由上述3点可见，1965年以前，中越两党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这段时间里，两党和两国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密切的。 二、1965年以后出现的矛盾

1965年以后，中越关系的暗流日趋扩大，有的问题还发展到表面化，而且有的矛盾带有利害冲突的性质。例如：

1越南杂志、报刊利用历史制造。越南《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登载了利用历史的文章，历数过去越南民族反抗中国封建王朝的战争，借古喻今，含沙射影地攻击现今中国。

2妄图侵占中国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占据北部湾三分之二的海域。越南南方后，争端表现得尖锐和激烈。1975年4月，越南当局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越南当局还企图占据北部湾三分之二海域，这是在1976年8月中越两个就划分北部湾海域问题副外长级谈判会上越南明确表示的。

3越南攻击中国的外交。中美缓和后，越南某一领导人却攻击中国的外交，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1977年9月10日李先念同范文同谈话备忘录）”。硬说中国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可见，对尼克松访华一事，中越早就存在这原则性分歧。

中越关系裂痕的扩大绝非偶然，原因诸多，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越南的某些领导人存在对外扩张思想，因而发展至把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划归越南，甚至派兵侵占中国的某些岛屿。外因是当时苏联的挑拨离间。例如，1965年，苏联接口援助越南12架米格21飞机，要求中国让苏联专辟通过中国的空中走廊，并拨出昆明机场供苏联专用。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拒绝。苏联以中国拒绝为由攻击中国缺乏援越抗美的诚意，

从而加深中越之间的矛盾。 ?

1975年4月底越南南方后，特别是1976年7月越南实现国家同意后，越南当局利用从西贡政权手中缴获的大量美国现金武器和军事物资器材以及中国和苏联的“军援”，军事力量得到发展，自诩为“第三军事强国”，滋长起向外扩张的欲望。于是从那时起，越南当局开始实行对外的大调整。

越南向外扩张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在越南支配下的“印度支那联邦”。

20世纪30年代，信奉马列主义的越南者贯彻了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真诚地帮助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掀起斗争。但是，1939年的“印度支那党”（即越南党）一届六中全会和翌年的七中全会上，却也提出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共和国”和“国民军”的政治路线。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党改为越南劳动党，仍然提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主张。越南统一后，越南当局自恃兵强马壮，同时，仗有苏联做靠山，从而滋长了对外扩张念头，终于在70年代后期，出兵侵占柬埔寨，企图和老挝柬埔寨一起结成“特殊联盟”的关系，以实现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在调整过程中，越南采取了如下两大措施。

1对苏联加紧靠拢。1978年11月3日，越南和苏联签订了《越苏友好合作条约》，这样，越苏之间在70年代后半期完成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全面合作，并且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约实质上是一项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

2对中国表里不一。越南当局执意推行对外扩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一贯主张国际主义和奉行保卫和平的中国的坚决反对。而令一方面，越南当局的对外侵略扩张却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这样，越南当局就实行了以连苏为既定国策。但越南领导人衡量利弊，同时需要一定时间来整顿组织，派出异己，扭转人民的和心里承受能力，他们不采取断然措施，而是逐步迂回进行。他们一方面维持表面的友好姿态，一方面又在背地里进行排华活动。

到1978年夏召开的越共四中全会决定把中国和柬埔寨当作“直接的敌人”。随后越南当局向下传达的指示中，又把中国称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动员令。自此以后，中越两国关系的恶化完全表面化了，并导致了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的爆发。 ?

1978年下半年到1990年为中越关系处于对立的时期。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有所差别的小阶段。1978年下半年至1986年为第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中越关系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由于越南当局坚持侵柬，使越南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越南军费开支占越南国民财政预算一般左右；工业部门的设备利用率只有40%-50%。1986年与1985年相比，米、肉、蔬菜的价格上涨约5倍，糖、盐上涨9倍，油上涨29倍，交通费上涨10倍。1986年，通货膨胀由1985年的50%升到350%。在侵柬战争的包袱越来越重的情况下，越南当局不得不考虑其内外所带来的困难。

1986年12月越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越关系进入了这一对立时期的第二阶段，即中越之间的对抗程度逐渐地减弱下来，尽管这期间层发生中越在南沙群岛的冲突时间，但并不影响对抗逐渐减弱这一总趋势。这主要是越共“六大”以后，越南当局的对外有所变化。在越共六大会上，越南领导人以“改革”为基调，力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对外中，虽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也做了一些调整。对柬埔寨问题，越南当局开始谋求问题的政治解决，承诺1990年前全部撤军。越南当局表示，准备随时通过谈判解决中越关系方面的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由于越南在侵柬这一中越关系恶化的根本问题上

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试图把柬埔寨问题同改善对华关系问题分开。因而在这一阶段里，中越关系的对抗程度虽有所减弱，但总的来看，两国的关系仍然处于对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