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焦必方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三农问题依然严重。本文在对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进而,笔者就维护农民根本利益,重视农村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式集中转移,改变农民低组织化状况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瓶颈
2005第4期
122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然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却无法掩盖农业脆弱、农村落后、农民低收入状况长期难以扭转 的事实。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农 问题曾发布7个一号文件 ,前5个分别发表于1982-1986年,后两个则相隔18年,分别发表于2004年和2005年。一号文件 ,尤其是近两年新一号文件 的连续颁布,既反映我最高决策层对三农 问题的关注,也足以说明我国三农 问题得以解决的艰难性。
一、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农业虽有发展,但增幅小。我国一、二、三产业的GDP值,1978年分别为1018.4亿元、1745.2亿元和860.5亿元,1983年分别为1960.8亿元、26.2亿元和1327.5亿元,5年增幅分别为93%、52%和54%。显然,受农村率先改革并获得成功的影响,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在这一时期的5年增幅曾领先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然而,1983-1998年的15年间GDP的每5年增幅,第一产业分别为95%、80%和111%,均低于第二产业的149%、149%、135%和第三产业的240%、251%、122%。而最近的2003年同1998年相比,第二、三产业的5年增幅虽分别降为59%、54%,但第一产业更降至17%。
第二,农产品人均拥有量低!!!解决吃饭问题很重要。
有资料表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农产品生产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如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均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然而,由于人口多,农产品人均拥有量很低。如谷物,2002年中国谷物总产量39799.0万吨,占全球谷物总产量202938.6万吨的19.6%,是法国的5.75倍、美国的1.33倍。然而,中国人均谷物拥有量仅0.312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94.3%,为法国的26.7%,美国的29.8%。
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曾达到51230万吨,为历史最高产量,该年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为410.46公斤。目前,我国人口控制的目标为16亿人。假设1:若人口目标控制实现日的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产量的51230万吨,则人均粮食320.19公斤,低于2002年0.331吨的世界平均水平。假设2:若人口目标控制实现日的人均粮WORLDECONOMICPAPERS食拥有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0.46公斤(尽管这一指标也并非很高),则我国粮食总产量必须达到65674万吨。显然,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更何况粮食事关人类基本生存和。
第三、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若以农业经济活动人口人均谷物产量 指标作国际比较,2002年世界平均水平为1.539吨,亚洲平均水平为0.948吨,我国为0.779吨,而该年美国为98.604吨,法国为76.928吨,分别是中国的124.0倍和98.8倍。即使巴西和印度也分别为3.814吨和0.810吨。可见,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同欧美的差距甚远,也落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印度。
第四、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尽管在1991年达到历史最高值的34186.3万人后呈波状下降,2003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总数依然高达31259.6万人,人均耕地面积仅约0.41公顷(约6亩),学界普遍认为按现有生产力水平,约过半数的劳动力为过剩。
第五、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乡差别扩大。
改革开放后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均有提高,但人均纯收入(城市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农村低于城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一度有所缩小,如1985年同1980年相比,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由2.50:1缩小为1.86:1。但80年代后期出现反弹,如1990年该比值为2.20:1,1995年为2.71:1,2000年为2.79:1,2003年继续扩大为3.23:1。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方面的差异也有所扩大,如2003年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比为3.35:1,而1990年、1995年和2000年分别为2.38:1、2.70:1和2.99:1。
第六、不同地区农村的地区性差异大。
除城乡差异外,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差异也很大。这种差异既反映在生产方面,也反映在生活方面。以2003年不同地区谷物单产为例,该年全国平均水平为每公顷4872.9公斤;位于最前5位的分别是上海66公斤、浙江6166公斤、吉林6074公斤、辽宁6042公斤、湖北6000公斤;位于最后5位的分别是甘肃3387公斤、青海3485公斤、陕西3540公斤、山西3817公斤、宁夏3935公斤。显然,地区间悬殊的谷物单产既是土地生产力差异的表现,也是地区间农业综合生产力差异的反映。
再就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看,2003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622.24元;位于最前5位的分别是上海6653.92元、北京5601.55元、浙江53.04元、天津4566.01元、江苏4239.26元;位于最后5位的分别是贵州15.66元、甘肃1673.05元、陕西1675.66元、1690.76元、云南1607.12元。上海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为2.54:1,与贵州之比更为4.25:1。差异会产生激励,会引导资源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但差异的长期维持也会产生摩擦,会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七、农村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集中表现,是我国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除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建有较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及有程度不同的货币化社会保障金给付外,大部分地区缺乏最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些地区,作为2005第4期
123
焦必方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农民社会保障的通常仅指唯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
二、我国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制约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我国农村经济确实得到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有所提高,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令世人瞩目。然而,上述种种表现至今依然存在,也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长期性、艰难性。其制约因素主要如下:
第一、农业人口比重过高,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虽然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71.9%下降为2001年的66.0%,但据对45个国家2001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比较分析,农业人口比重高达65%以上的国家仅三个,分别是中国、越南和缅甸,而该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全球平均为42.0%,亚洲平均为52.4%。
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2002年我国城乡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乡村为15.04%,是镇的1.73倍,是城市的2.65倍;该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与大专以上的,乡村分别占5.86%与0.71%,是城市的23.7%和5.4%,是镇的31.4%和11.2%。我国农村较高的文盲半文盲率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第二、城市化水平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农外转移难度大。
长期以来,我国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镇)化速度有所加快,但2000年我国乡村总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依然高达63.78%。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就地消化、吸纳 曾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极重要方式。乡镇企业从业人数最多的1996年曾达13508.3万人,是1980年的4.5倍。然而,随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企业转制、产品与人员结构转变中,1997和199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员工数有所下降,尽管1999年起止跌复扬,但2002年也仅恢复到13287.7万人。正因为乡镇企业不可能重复80年代持续大量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农外转移难度加大。
第三、人均占有农业资源(尤其是耕地)少。
农业是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产业,就中国的土地状况而言,耕地仅约占国土面积的13.54%,且主要分布在建设用地需求增长较快的东南沿海地区。在我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及复垦开发等原因,耕地面积呈总量减少态势。2003年度全国耕地净减少3806.1万亩,年末耕地总面积由2002年年末18.亿亩
∀
降为18.51亿亩,人均才约1.43亩。只相当于2001年世界人均耕地0.223公顷的42.8%。
第四、农业生态环境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我国的土地按地形分,有近60%的土地属山地和高原;按地高分,也有将近60%的土地在海拔1000米以上;受农业内部结构失衡的影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16.56%,
∀
2005第4期
124
根据新华网2004-02-25资料整理,人均耕地面积数按全国13亿人口计算。WORLDECONOMICPAPERS仅约为美国森林覆盖率的一半,自然条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与此相关,我国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虽程度不等但涉及我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单就水土流失量而言,陕西、甘肃、四川、黑龙江、山西、云南等流失大户年流失量分别为10.0、5.95、5.2、5、4.56、3.35亿吨,占全国年水土流失总量48.47亿吨的70.3%。
∀
水土流失使作为农业生产最根本条件的土壤的质量下降。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1978年同2003年相比,农地受灾面积由5079万公顷上升为5451万公顷,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48.2%扩大为60.0%。从1978年后的实际情况看,必须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趋势是:不仅年农地受灾面积的绝对数在增加,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例的相对数也在扩大。
第五、农户经营规模小。
在耕地总量减少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国农户数却在增加,已由1995年的23281.5万户变为2003年的24793.1万户,因此,当前户均土地规模仍呈下降态势。家庭承包制下均田制 造成农户经营规模不经济。
第六、面向农业及农村的物化劳动投入少。
若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进行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在面向农业及农村的设备投资方面存在差异。如,2000年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世界平均为19.4台,亚洲平均为15.0台,中国仅为6.8台。而同一指标,世界农业现代化三种不同类型的代表,小规模经营的日本为453.3台,大规模经营的美国为27.1台,中等规模经营的法国为68.5台。
三、关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若干思考
三农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十分广泛,但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农民问题。这是牛鼻子,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第一、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给农民以公(国)民待遇。
农民的根本利益或核心权利是什么?长期来,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措施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缺乏持续性和长效性。笔者以为农民的根本利益或核心权利就是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切实地去认同与维护农民的这一公民权利。因为,同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公民权利的认同与公民待遇的享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既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存续的性原因。
我们常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其实在法律面前,它既不应该是弱势群体,也不应是一个强势群体,而应该是一个与其他群体相平等的群体。总之,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视农民与城市(镇)居民为平等的社会群体,则我财政,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才会朝着有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方向去努力,去实现。
第二,重视教育,不断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
2005第4期
125
根据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网资料整理。指拖拉机混合台。焦必方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2005第4期
126
较高的文盲半文盲率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农村人力资源状况既不符合农村自身劳动生产力发展与提高的需要,也不适应其他产业发展对劳动后备军所提出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农村辍学率明显上升,尤其是初中阶段。其原因,既有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交不起各种费用的;也有因农忙无人干活或因学习压力过大,成绩不理想而厌学的;还有家长视教育投入为投资,见子女升学无望,难跳农门 ,从而转移投资方向的。
日本十分重视教育,100多年前就立法普及义务教育,并不断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持续并不断提高的受教育程度使日本农业及其他产业发展拥有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后备军,也使日本在短期内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城乡一体化地推动教育普及与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是劳动力个人的分散式转移。这一转移方式的最大缺陷是剩余劳动力实现了产业间转移,但却没有完成导致农村人口离农的区域间迁徙。因而,若长期维持这一转移方式,不仅土地难以集中,难以实现规模经营,也阻碍农业生产手段迅速现代化,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式集中转移,随着农户家庭离开土地,农户数不断减少,土地在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趋向集中,并最终完成小规模兼业(部分实际呈副业状态)化经营向较大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化经营过渡。
当然,配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式的转变,必须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规范的廉价住房租售市场,形成外来人员对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的共享机制,并对转移后劳动力的可持续职业培训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现阶段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民的低组织化既表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缺乏在与、企业及与其他社会团体进行沟通时,能真切代表、反映及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也表现在生产领域,农村缺乏有凝聚力的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生产组织或组织形式,难以将农村中的资金、人才、土地、信息、市场、科技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整合;还表现在流通领域,大量分散和生产经营的农户难以实现与大市场的顺利对接,产销信息不畅,市场交易费用高,农民与交易对手的谈判竞争能力弱。
因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其视角应是多途径、多领域、多形式,先易后难,也可试点积累经验后再作推广。当前,应坚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企业化运作的方向,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工作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在中国党统一领导下的地区性或全国性农民协会组织。该组织既反映农民的心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党和制定正确的农业及农村提供决策依据,也是保证党和农业及农村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渠道。
总之,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必然缺乏稳固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给农民以公(国)民待遇,就能纠正重工轻农,重城市轻乡村的制度设计与制定,从而为消除城乡差异清除制度性障碍;而重视农村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就不仅能直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有利于农业现代化,还能为非农WORLDECONOMICPAPERS产业发展提供合格的劳动后备军,为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及自主创业创造条件;另外,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式集中转移,能切实降低农村人口,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提高务农人员收入水平,并促进农村城市化发展;再则,改变农民的低组织化状况,不仅能增强农民自主维权的意识和维权力度,也能实现产地分散农户与全国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焦必方等,1999,∃试析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式集中!!!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人口转移方式的探讨%,∃复旦学报%第1期。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调查总队,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第4期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