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郑振铎（18/12/19—1958/10/18）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笔名西谛、
郭源新等。
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爆发时，作为学生代表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1919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周刊，提倡社会改造。1921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编《文学旬刊》，主编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创刊并主编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四一二政变后，被迫远走欧洲。1928年底回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1年赴北平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这期间参加主编了《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1935年代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被选为理事。抗日战争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上海“孤岛”时期，抢救和搜集民族的珍贵古籍，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抗战胜利后，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45年主编《民主》周刊。后又与李健吾主编《民主》周刊》。后又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1949年后先后任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
他是现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五四时期，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发表大量的文艺评论文章。提倡“血的文学、泪的文学”，反对“‘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
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史家、文献学家。他的《文学史略》、《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史料丰富、眼界开阔，富有开创性，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中国古代版画史略》、《古本戏曲丛刊》等，为我国民间文学、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整理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他在小说、
散文的创作和翻译国外文学方面也有成就。
郑振铎的翻译观
在翻译理论方面，郑振铎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提倡建议之功。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他关于翻译的一些主要见解。
（一）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在当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1．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2．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
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在他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有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类似于奶娘，创作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翻译的三原则
郑振铎重视翻译的质量，在关于翻译的艺术、方法和原则上，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1．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2．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3．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关于第一条原则，他认为是翻译的第一要义，但他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至于第二条原则，他认为应该在忠实（信）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对于第三条原则，郑振铎认为，良好的译者应贵得于中道，忠实而不失于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他对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看法可以归纳为，1．翻译必须讲求忠实。2．强调贵得中道，防止走入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郑振铎《译学书三个问题》，1921）
关于严复的信、雅、达三字理论，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的。假如将原文割裂以牵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译文是以信为第一要义，但要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郑振铎，《世界文库》编例，1935）。他的这些翻译论述是十分精当的，在当时也是具有开拓性的。
（四）对近代翻译史的评述
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严格地说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郑振铎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具有很大的气魄，但终归于失败。原因有五点：一、内容上妥协于中国读者的口味和伦理观。二、简单地利用外国作品作为改革的工具。三、消遣性的侦探言情小说译的很多。四、缺乏正确的文学常识。五、不忠实于原著。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其影响。认为最显著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于后来的创作。二是影响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清末翻译与五四翻译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无意识的介绍，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介绍。郑振铎的这些论述，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定下了框架和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语言的欧化问题
二十年代，随着外国文学翻译的日益增多，语言欧化问题被提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上来，郑振铎在《文艺丛谈》、《语体欧化之我观》等文章中，提出赞成语文体欧化，并提出欧化是为求文学艺术精进的一种方法。但他反对简单的模仿，认为欧化要保有一个度，既虽不象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文体，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郑振铎关于语言欧化的论述，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于今天的文学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总之，郑振铎在二、三十年代在翻译方面作过一系列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有他首次提出的，具有开拓，启蒙的意义。他的论述不仅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而且受到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不失为我国现代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理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振铎的翻译特色
综观郑振铎一生的许多翻译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些特点：
（一）他的翻译体裁广泛，内容丰富，作了多方面的实践。
他翻译了不少的作品，体裁涉及诗歌、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而且多有探索和创新。他是较早介绍文学、印度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的，具有开风气和补空白的意义。但因种种原因，他没有译出具有里程碑式的世界名著，这不能说是一种遗憾。
（二）他的译作鲜明地反映了个人风格，也发挥了社会功能。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所为，都是反映和改造人生而译。但是由于工作和斗争的紧张与急迫，有时他未及仔细修饰文字，过于直露或粗糙，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及认识价值。但他却是不乏一些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完美结合的作品，如他所译的泰戈尔的诗集等。
（三）他翻译的作品显示了他的学识。
郑振铎不仅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学者。五四以后的新旧学者都很佩服他的学问。他的作品文字上平易，风格上朴素，但并不浅薄，反映了较深的功底。可以说是学者化的作家了。郁达夫说，学者一般是不大会创作的，但郑振铎的作品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