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享有“文化昆仑”之誉的钱钟书，是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有位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但博学多才的钱钟书幽默、率真的个性更有看点，这里选录数则，以飨读者。 有趣的名字来历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自幼过继给伯父钱基成。据长辈说，钱钟书出生那天，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遂为他取名“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

翌年，钟书“抓周”。结果他抓了一本书，父亲钱基博为他正式取名“钟书”。后来他成了一个“只要有书可读，别无需求”的学者，竟应验了“抓周”和父亲取名的期望。于是“钟书”成了他的学名，“仰先”就成了小名，家人便习惯叫他“阿先”、“先儿”、“先哥”。鉴于“先”与“亡”近义，又将“先”字改为“宣”。

1920年，10岁的钱钟书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钟书改字“默存”，意为要他少说话。后据夫人杨绛介绍：钟书曾说“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这也许是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杨绛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到克制作用。因为他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 痴气率真的天性

钟书打小就爱看书，常跟伯父上茶馆喝茶，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子”读成“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地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大刀只有80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800斤重的铁锤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13000斤的金箍棒。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弄不灵清。这倒不是钟书笨，而是他不喜欢数学，以至考大学时数学只考了15分。但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他的同乡好友严宽回忆说：幸亏那时是因材施教，倘校方死抠考分，那么这位“文化昆仑”就有被淹没的可能。

一次雨天上学，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觉得好玩，就捉来放在脱下的鞋里，抱着鞋光脚上学；到了教室里，把盛着小青蛙的鞋放在讲台桌下。上课的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老师问出因由，知道青蛙是从钟书鞋里出来的，就叫他出来罚站。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用小泥丸弹人。中弹的同学嚷出来，老师又叫他罚站。可是他混混沌沌，并不觉得羞愧。

钱钟书最怪的是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

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从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他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他总有些混沌表现。例如他老是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脚。后来他和钟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就当上了班长。可是嘴里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只当了两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也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掉转，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痴”的又一表现。

据杨绛回忆，钟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曾听他讲得津津有味，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别人都不懂那有什么好玩。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大概也算是“痴气”吧。 据说在“文革”期间，钱钟书在“五七干校”曾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让人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有哪个女子可以不为一个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感动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其“可爱”。 伉俪趣事

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时，钱钟书还是大三学生，但已赫赫有名。新生一入校都会知道他，一年级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而杨绛进入清华时才貌冠群芳，追求她的男生多达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但她芳心未许。当她结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时，文学上的共同爱好，使他俩一见钟情。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人门当户对，甚是般配，本当就定了下来，但结婚前还多一道“订婚”礼。本来，两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婚礼仪相当隆重。

半个世纪以来，钱钟书杨绛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即使不得已分开，也总是鸿雁频传。这种夫妻之情为他们的健康长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据杨绛回忆，钱钟书写《围城》时，她曾自愿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他“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先后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一个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欣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部里的人在背后羡煞了眼：“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后来，钱氏夫妇曾被“流放”到穷乡僻壤。两位老人过着集中营式男女宿舍的日子，但他们仍像年轻人那样悄悄地雪地探亲，隔溪幽会，偶尔聚拢在一起，便美如新婚燕尔。改革开放后，钱钟书夫妇闭门避嚣，专心治学。他们谢绝了众多国内外邀请，过着“很惬意的日子”。 与爱女淘气

1937年女儿瑗瑗出世，钟书爱之深切，经常想着法子逗女儿玩。据杨绛回忆：暑假他们从牛津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瑗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讳。钟书却变着法儿，诱他们说出来，又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的方式也特别，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据杨绛回忆，钱钟书常以女儿为乐。他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钟书曾“痴气”地对杨绛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１９３７《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１９４１《写在人生边上》 １９４５《猫》 《人兽鬼》

１９４７《围城》 １９４８《谈艺录》 １９５８《宋诗选注》

１９７８《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１９７９《旧文四篇》 《管锥编》

１９８０《诗可以怨》 １９８１《管锥编增订》 １９８４《也是集》 《谈艺录》（补订本） １９８５《七缀集》 １９８８《模糊的铜镜》 １９９５《槐聚诗存》 １９９６《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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