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严谨深入的学术处子作——侯桂新《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评介

作者： 刘文菊

来源：《云梦学刊》 2013年第1期

刘文菊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2009年9月笔者在华南师大文学院访学的时候，侯桂新还是一个刚刚博士毕业走上讲台的新进教师，那时的他在言谈举止中还清晰地透着青年学生的气息。时隔两年，收到他寄来的“处子作”——201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论中国现代作家的书写（1937-1949）》，欣然阅读之后，颇为惊叹：虽谓“处子作”，却无生涩和稚嫩之感，从选题立意、篇章结构，到史料引证、文本分析，乃至遣词造句，无一不严格细致，处处显现学术著作的严谨规范。他在《后记》中说，本书写作历时五年，让他真正经历了一次高质量、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树立了清醒坚定的追求学术志业的执着信念。笔者认为这是青年学人成长进步的标志，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学术品质。

一

《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一书在第一章《绪论》中对研究目标有着清晰的学术定位：“一项有明确主题统摄的文学史专题研究”。“文学史专题研究”指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书写，“明确主题统摄”指研究主题是南来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而且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也很清晰：“南来作家”是指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由中国南下的中国作家，本书划定的研究范围是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1937-1949）的两批南来作家，在超过二百人的作家中，选取约九十位作为关注对象，并以近十位作家作为论述重点。“书写”是指南来作家在旅居时期进行的文学书写。“现代民族国家想像”是指南来作家如何以文学想像的方式从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以及这种建构所带来的现代文学质地的变化。这样的界定和划分，就将“”放在了首位，论争的发散点是，围绕的中心点是，这里所称的“”既有地域上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南来作家的书写就是“从想像中国”，起点是，指向是中国，而“中国”既指南来作家笔下的故土、中原，更多的时候则是指他们憧憬中的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政治文化目标，这一新的想像目标常被称为“新中国”。在南来左翼作家头脑中，最后归结为用以指称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南来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主要通过两种话语实践来表达：一种是民族主义话语，另一种是阶级／话语，这两种话语往往纠缠在一起，相辅相成。

该书之所以确定这样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是基于和内地学者近三十年来对南来作家的研究成果。在对现有研究的述评中，作者详尽地评析了研究现状，分析和内地研究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指出尚不够成熟和尚需突破的空间，找到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创新之处，明确自己所遵循的三条方原则：一是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二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三是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在理论方法上，借鉴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等学说，在研究思路上选取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这一角度，着重考察南来作家文艺活动及文本书写中呈现出来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关于本书与其他同类研究的不同之处，许子东在《序言》中给予了清晰的区分：侯桂新在重新整理“南来作家”与本土文学的关系和影

响的时候，引入了另一个文学史的视野：即“南来作家”怎样受到中国党地下组织的指挥而在从事文学活动，怎样有意识地展开一些在中国其他地区（区除外）无法展开的文动和文化批判，怎样运用这些文学批评（包括“方言运动”）来影响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效用。

二

侯桂新先后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曹文轩教授和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取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思想文化，使他在做这个“越界”研究（内地作家的书写）的时候，具备先天的“越界”的区位优势（从北大到岭南）和学力优势（从文学史到思想史）。在确定该书的论述框架时也显现出他兼具内地和学术训练双重特长的优势。除了前后的《绪论》和《结论》之外，全书主体部分分为“文学生产”和“话语实践”上下两篇。两篇所论，大致分属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但也存在交错，二者互见、互证，从而有可能在“文学史”和“一般历史”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沟通。“文学生产”这一部分理论性较强，所占比重约略三分之一；“话语实践”这一部分比较生动、具体，详细做文本分析，比重略大，能显现著者的才气，也是本书的精彩部分。这样的安排缜密合理。尤其是第一章《绪论》与第九章《结论》，首尾呼应，相互对读，特别方便，有问就有答，提出问题，回答问题，逻辑清晰严密。比如，在《绪论》中提出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一时间段，中国现代作家在其书写中展现了怎样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了什么？它为文学带来了什么？在《结论》中作出回应：南来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的特征有三：首先，多元化。其次，民族性与本土性交织。再次，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最终导致：（知识分子）具有丰富个性和认知潜能的“自我”被放弃和排除。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了什么？它为文学带来了什么？综合起来其实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来作家在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的问题。南来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所谓“转折”是指现代文学原有面貌的改变与当代文学特质的生成，具体来说涉及以下层面：其一，走向一体化；其二，走向化；其三，走向政治化；最后再给出结论：由于左翼南来作家的努力，在四十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主要在空间意义上整体走向了终结，而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被强有力地推向全国。另外，绪论部分讲述研究动机、目的、思路、框架，表现出学术训练的素养，内地的著作一般不这样清晰显现自己的脉络和路径，这样做好处是给同行研究者的启发和借鉴更大。

最能看出著者学术耐力的部分是附录和参考文献。内地学者因为区域的多半是转引二手史料，而本书的附录和参考文献提供了丰富的真实可靠的一手史料，这也是学术研究价值之一。尤其是附录的九十位南来作家传略，都是以“”为关键点重新组合史料，很花功夫，足见作者对史料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参考文献中列举了十六种报刊杂志和按照年代先后整理出的南来作家1937-1949年间出版作品的原始文献凡例四百六十多条，以及本地作家作品二十四条，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以看出著者在文献史料爬梳整理上的苦功夫。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查阅线索。

三

作为刚刚开始学术研究生涯的青年学人，侯桂新始终把学术的规范性和严谨性放在首位，这些从文本细读的功夫上能够窥见一斑。本书细读了萧红、许地山、茅盾、夏衍、黄谷柳、华嘉、戴望舒、徐迟、聂绀弩等旅港期间的重要作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话剧、杂文、文学评论等各种文体，对每一部作品的解读都极其细致深入。笔者认为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是第四章《乡土与旅途》和第七章《现代诗人的“自我”》。

第四章中对萧红和许地山的评述，语言流畅，文气贯通，评价到位，语意浓郁，是最美的篇章。比如，在评述萧红时，选取了《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

《马伯乐》这五部作品来分析，其中又重点解读《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再围绕本章的关键词“乡土与旅途”进行总结：蛰居时期的萧红，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个人、女性的写作立场，以个人人生经验和性别体验为基础，以日常生活叙事等为手段，继续从事抗战期间几乎已被大多数作家遗忘的国民性批判工作（对萧红而言，其中包括了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批判），贡献出了数篇迥异于抗战主流文艺的小说精品。她很少正面去表现一个时代，而是选取乡土和旅途为叙事空间，或抒情，珍藏记忆的美好；或讽刺，揭露人性的丑态，都是从侧面展现一个特定时代的众生相。这些极具个人风格的文字，在文学史上具有恒久的价值。

第七章《现代诗人的“自我”》对戴望舒诗歌的细读，尤其是对《元日祝福》这首小诗的深入解剖，从人称代词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角度来分析诗人主体自我的变化，很有创新性，也很显才情。一首短诗比一首长诗解读起来难度不知道是多少倍，其中足见著者文本细读的功底：此诗语言浅白，诗意显豁，但仍不乏可以深入挖掘之处。首先，诗人紧扣题目，在两节诗的开头都强调了“新的年岁”，这一新的时间会给“我们”新的“希望”和“力量”。其次，诗人“祝福”的对象有二：一是土地，一是人民。“土地”的意象在此前的戴诗中很少出现，即便偶然写到，也指的是具体的某一片地方。而在《元日祝福》中，“土地”的意象内涵丰富得多，四个修饰“土地”的定语，在意义上分为三个层次：归属性，时代性与未来性。最后再来总结：整首诗既沉郁顿挫，又洋溢着坚毅有为的乐观精神，和他早期忧郁缠绵的诗风迥然不同。为了进一步考察论证戴诗表现的“自我”的演变，作者甚至采用定量分析法，对其全部诗作中人称代词的组合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证了戴诗中的个体“小我”在抗

战之后日益消融于民族“大我”，试图通过对“大我”的皈依确证自身价值，但往往不能实现。

综上所述，《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一书，严谨细致、独到新颖之处甚多，使笔者受益匪浅。尽管侯桂新自己觉得书虽已付梓，却没有解脱之感，认为离自己理想的成熟和完美的学术境界相去甚远，但是，笔者却认为他在学术途中的这种清晰的“在路上”的感觉恰恰是他执着追求的力量和源泉。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斐然的成绩——因为他已然迈出了坚实有力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鲁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