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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天朝上国”的历史心理与近代中国
作者：方广龙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7期
摘 要：中国作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这一历史事实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历史心理——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天下”一定要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这样一种历史心理在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杰出人物身上有很深的烙印，构成了改造中国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是改造中国的动力，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历史心理；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东亚秩序——朝贡——的主导者，“大”与“强”的意识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已经习惯了作为一个“掌控者”的角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承与深刻的历史记忆，或者说形成了一种历史心理——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天下”一定要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屡受挫折，地位一落千丈，那种大国强国历史与现实国家遭遇的落差感必然促成我们要重新成为大国强国的渴望与探索。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屈辱的近代百年。然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洋务运动展开时距鸦片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不算什么，可在近代中国的百余年里却占了五分之一，若是抓住了确是极有可能扭转中国命运的二十年。中华民族极重历史经验，遇到问题也多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可近代中国面临的局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只能作数千年来未曾有之转变方能自立自强。虽然，促成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是新的西方的外来文化，可是这种外来因素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本身就融入了浓厚的传统的因素。如果说外来文化只是提供了改造中国的新思想、新工具，那么“天朝上国”的历史心理——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天下”一定要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则构成了这种改造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是这种改造的动力。
李鸿章的作为源自他对当时中外形势的认识：两次战争的失败，中国的藩篱已被打开，已无所谓“中外界线”，“今之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况且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加之西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往往面对甚强于我的数个敌手。因此他向朝廷指出，这是“我朝廷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不无对朝廷的激励之意，否则“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我们不难看出李作为宰辅的历史担当与积极奋斗的精神，而“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实际上是告诉朝廷老祖宗那一套已经不顶用了，当此之时唯有“皇然变计”，以图自强，“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他曾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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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忧，抑亦可耻”，可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消除中国的“可耻”之患，以图自立自强。从当时现实看，自立自强是第一步，若是亡国灭种何来恢复历史荣光呢？ 李氏的自立自强，“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和后李时代康有为的“开创之势”、“列国并立之势”是一致的。康有为曾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西方诸强并立，全球互争短长，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已然大变，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那个强国愈强，弱国愈弱，列国兼并的残酷的战国时代，个中含义，不言自明。如果不进行变法改革，富国强兵，不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如何立足呢？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主导者”，我们可以相见，康有为的“开创之势”的前景，一定是要让中国重回那个最强国家的位置，拳拳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如果说李、康二人的自强自立、与列国并立只是给中国指出了当时的紧迫任务，那么中山先生则为我们定下了长远的奋斗目标——“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可以说，这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最坚强的动力。我们知道先生所处时代“乃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弱之国”，如此境况下先生却要我们“振兴中华”，“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这是先生对中华民族的深刻认知与深沉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在支撑着。先生曾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老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世界最文明之民族，也是世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既是最优秀的民族，就当自立自强于世界，就当有争当第一的雄心。“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东洋人、西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中国“土地广”、“人民多”、“ 天生的聪明才力”，足以支撑我们的这种大雄心、大志气，这也是我们建设第一强国的底气。先生不仅让我们自立自强，与列国并立，更要“驾乎”他们之上，造成第一强国。如此雄心，豪迈之至。正是这种“可耻”之患，自强之志，支撑着我们从屈辱中站立起来，抓住机遇，重塑强国。
从李鸿章到康有为再到中山先生，我们看到我民族不屈不挠的斗志与昂扬向上的精神，从自立自强、与列国并立到造成第一强国，我们不仅要立定脚跟、与西洋诸强国并立于世界，更要超越他们，我们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烈，目标意识越来越清晰，所有这些都来源于历史上形成的“大”与“强”的历史心理。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有辉煌的历史，且一直处在东亚的主导位置，一直是大国强国，这与近代中国形成极大的反差。我们可以想象：当李氏、康氏、中山先生说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中国“当以开创之势、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中华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时，他们一定考察过历史，而面对历史，他们又是何等的自豪！回过头来，直面现实，他们又是何等的忧虑！所以，当他们向世人呼号：中国要自立自强，中国要与西洋列国并立，中国要造成世界第一强国时，又是何等的担当与自觉！在这里，历史让我们有了归属感，成了民族认同的方式，也成了我们奋斗的源泉，激励我們抓住时机，再造辉煌。其后，中国党人紧跟孙中山先生脚步，怀揣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前赴后继，最终建立了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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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为中华民族开辟了新的发展航路。这样一种历史心理，对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具非凡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李鸿章.李文忠公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李文忠公集▪奏稿▪筹议海防折（692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4]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孟庆鹏，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8]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方广龙（1991-），男，汉，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史。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