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述中的_修正_与_厚描_三里湾_创业史_艳阳天_合作化叙事经典文本的比较阅读

复述中的“修正”与“厚描”

——《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合作化叙事经典文本的比较阅读

邵 明

（安徽党校，安徽合肥 230022）

摘 要：赵树理《三里湾》（1955年初版）、柳青《创业史》（1960年初版）、浩然《艳阳天》（1966年初版）三部讲述同一个宏观合作化故事，具有近乎相同的叙事结构、叙事元素的作品，在对于“过去”的态度，领导者、社会、技术，斗争对象及其在叙事中的命运，婚恋的意义等四个相同的叙事层面表现出的微妙变化，体现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渐趋峻切的过程及其对于文学话语日渐严密的规整过程。上述作品由此成为映照意识形态自我形塑过程的精神镜像，并隐含着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对话意义。

关键词：合作化叙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09）06-0067-05

1950年代初，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到了1956年，96.3﹪的农户加入初级社，87.6﹪的农户加入高级社，并于1958年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1](1)这一场被称为“具有世界意义”[2](168-191)的合作化运动毫无疑问成为当时中国农村乃至于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型故事，并且成为“十七年”时期事关农村的文学性书写的主要聚焦之所。

不过，正如任何特定社会群体对于当前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总是在自身特定意识形态的持续运作中逐次明确一样，“十七年”时期，衷心拥护“农村社会主义”的文学家们关于合作化这一原型故事的反复叙述，也是在持续性的“修正”与“厚描”中方才渐次凸显合于意识形态自我论证要求的价值定向。

赵树理《三里湾》（1955年初版）、柳青《创业史》（1960年初版）、浩然《艳阳天》（1966年初版）三部讲述同一个宏观合作化故事、并且具有近乎完全相同的微观叙事结构和叙事元素的作品，在接近相等的成书时间间隔中出现的意味深长的变化，精确地体现了上述价值定向愈益明朗的步骤，从而成为映照意识形态自我形塑过程的精神镜像，并隐含着与中国当代现实的对话意义，因此值得细致体察。

一、对于“过去”的态度

《三里湾》开篇“从旗杆院说起”的初始化情景设计，包含着值得深入剖析的复杂意蕴：前清刘举人的府邸、地主刘老五的宅院，现在已成为三里湾村级党、政组织的办公场所，这就意味着，人民群众已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赶出历史的舞台，正热火朝天地上演着一幕幕史无前例的正剧——阶级敌人地主刘老五“叫捉住毙了”，[3](32)肉体消灭，一了百了，而“旗杆院”已是落入人民手中的胜利果实，这实际上是以封存“过去”的方式暗示阶级斗争已然完成。正是这一意识前提使得《三里湾》始终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

收稿日期：2009-05-22

作者简介：邵 明（1972-），安徽丰县人，安徽党校研究生部副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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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明：复述中的“修正”与“厚描” 导致的粮食丰产成果，但是若让党支部同时是技术革新能手并完全陷溺于技术工作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弟弟玉生便承担了这一任务。他设计的挡沙篱笆、用于合作社大场院打谷用的碌碡等，都不禁令人惊叹于这位高小生的聪秀。

金生、玉生是嫡亲兄弟，实际上可以把他们理解为同一个人，只是出于叙事需要才分解为“同根异体”的两个人，以分别表征合作化运动的不同侧面。不过，叙事将更多的笔墨和热情倾注到对于玉生的情怀、聪慧、勤奋以及爱情、婚姻的描绘，使得玉生面目恍然生动、触手可及，无疑体现了对于“技术”的侧重，而金生却因着墨过少而不免略显苍白。显然，此种轻重配置也是因为阶级斗争已然终结的判断所致。

在《创业史》中，领导合作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梁生宝（而非兄弟二人），叙事笔墨着力之处，在于凸显主人公对“阶级”意义高于众人的理解。

与金生兄弟不同，梁生宝恰恰带着被压迫者鲜活惨痛的记忆投入到新时代的“社会”之中，地主吕老二及其所表征的罪恶“过去”，时时以警策物的方式浮现于他的脑际并激发他无限的斗争激情。他明确驳斥继父单干致富但绝不走上剥削道路的设想：“那不由你！……怪得很哩！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扁担和背绳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时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个做活！”[4](99)由此，一个充分领悟合作化历史意义的核心英雄在叙事中得以生成。他总能从消除阶级、消除剥削的宏伟高度理解当前的社会变革，此种思想形象使得梁生宝已经成为历史主体的人格化身。

尽管合作社依然需要“技术”的支持，但比起基于阶级观念之上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其意义不免远为逊色。所以，县里派来负责合作社新稻种育秧、插播工作的技术员韩培生只是个过客式的人物，其重要性远远无法与《三里湾》中的玉生相提并论。

比起梁生宝，《艳阳天》的主人公萧长春被进一步“厚描”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卡理斯玛”典型，他熟练地操演着阶级话语推动实践，而不像梁生宝那样只能说出陕西乡野的本色语言。他既是行动的领导者，也是价值的源泉，此类人物正是充满激情的斗争叙事不可或缺的核心。[5](3,7,127)

萧长春除了像梁生宝一样携带着来自“过去”的凄惨记忆外，还曾经作为战士参与埋葬“过去”

《创业史》的开篇“题叙”明显不同于《三里湾》封存“过去”的乐观态度。叙事始于对“陕西

[4](1)

饥饿史上有名的十八年”的描述，饥民遍野、哀鸿满地的情景复现立时唤醒阅读意识对于阶级压迫的凄惨记忆。而且，（不同于刘老五已被毙的结局）地主吕老二尚在人世，虽然已被收监关押，但毕竟以威胁的象征形式顽固地蹲踞在人们思维意识的暗角。这就为叙事确立了勿忘“过去”、并以“过去”警示“现在”的价值基调。进而，“过去”和“现在”虽本质不同，但并非不可逆转：“历史如果停留在这查田定产以后的局面，停留在一九五三年的话，那么，他们将要很快倒回一九四九年前的悲惨命运里头”，[4](116)因而，阻止这一倒退发生的合作化运动必然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相比之下，《艳阳天》并未单列关涉“过去”的“题叙”，但是在叙事交代人物历史、或者人物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而回顾过去之时，类似于题叙内容的关于旧社会的苦难记忆总是屡被提及。这就意味着，因为不再将叙述“过去”的内容单独提出（而非不再叙述），《艳阳天》事实上抹去了横亘于“前”、“后”之间的意识分界线，从而将苦难的“过去”更加深刻地写入“现在”，并使得阶级斗争成为叙事用于整合、表象现实的核心能指。最为触目的是，不同于刘老五和吕老二或死或囚的境况，在《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依然生活在东山坞并利用一切机会继续作恶，成为“过去”延伸进入“现在”、阶级斗争依然激烈的鲜活人证。

二、领导者、社会、技术

《三里湾》中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主人公是兄弟二人：王金生、王玉生。如前所述，因为“过去”已被“封存”，所以叙事中两人均无关于阶级斗争的任何记忆，他们是新社会簇新的新人，由他们领导的合作化运动自然不会呈现出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特征。

《三里湾》主要人物的设置显示了赵树理对于党的的理解方式：指出，合作化运动同时包含着“社会”和“技术”两个方面，[2](168-191)

兄长金生是三里湾党支部，代表着“社

会”的方向，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的“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等等都是领导合作化运动的社会改造内容。进而，合作化要以其优越性吸引更多农户加入，便离不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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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的战斗，老交通员牺牲前的叮嘱如画外音时时在他的耳际萦绕：“不论大事情，小事情，都得想到几万万人……”[6](23)而王国忠要求他用“阶级眼光”分析事情、看待问题的价值指点，最终使他完成了主体化过程。所以他才能眼明心亮，不论是土地分红、中农闹粮、退社风潮，还是马之悦为焦淑红介绍对象，儿子小石头失踪等，他都能以“阶级眼光”迅速穿透事件的重重迷雾直抵，在挫败阶级敌人阴谋的同时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并为群众提供整合现实的体系性价值。于是，他那伟岸的精神形象越来越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光芒：“他一个笑模样，一皱眉毛，都会使好多人跟着他高兴和忧愁啊！”[6](276)

既然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社会”已经完全覆盖社会现实，那么“技术”的意义便更趋淡化。所以，《三里湾》中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发明、《创业史》中为增产选购优良稻种、采用新式插秧方法等等关注技术的叙述，在《艳阳天》中便不复出现。

三、斗争对象及其在叙事中的命运

《三里湾》中合作化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党内意志退化的“老干部”和富农、中农。因为叙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中展开冲突，所以，他们最终都能改邪归正，获得历史性出路。

村长范登高有着值得自我夸耀的与地富斗争的资本，在土改中因为分到好地而迅速发家，个人生活境况的改变使他对合作化充满抵触情绪。不过在作品中他也仅仅被描述为思想暂时掉队而已，他所施展的那些保障私人利益的小小心计和手腕并不具有真正的破坏性，反倒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最关键的是，范登高并非冥顽不化，在乡领导和社、队干部的批评帮助以及女儿范灵芝情趣盎然的“斗争”下，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入合作社。这种转变的真诚性，叙事者借灵芝之口予以肯定：“这不是就像个爹了吗？”[3](172)

富农马多寿与妻子“常有理”开始都是坚决反对合作化的，作品以讽刺的笔调描述马家在三里湾与众不同的闭门锁院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暗示这一户富农人家对于新时代风潮的拒斥。叙事最后安排马多寿主动要求加入合作社，实际上承认了富农也能转变观念，真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富农尚且如

此，中农更不在话下，袁天成老汉也在一个充满喜剧意味的情景中战胜了妻子“能不够”的落后思想光荣入社，无疑体现了叙事对于中农的宽容。

《创业史》中合作化的阻力依然是意志退化的“老干部”和富农、中农，不过，他们的顽固性、破坏性在叙事中被极大地强化，已经远非《三里湾》中的同类角色可比。

滩代表主任郭振山和《三里湾》中的范登高一样，有着值得夸耀的与地富斗争的资本，同样在土改中分到好地而迅速致富，并因此对合作化产生本能的抵制情绪。如果说范登高是一个令人发笑的喜剧性的人物，那么，绰号“轰炸机”的郭振山毫无疑问是个强悍、精明而令人生畏的家伙。他之所以抑制发家欲望继续“在党”，完全是为了“站在好汉台上”争权夺利。[4](160)郭振山的存在使党内路线斗争在叙事中具有了现实性。

在《创业史》中，富农姚士杰已经完全成为“阶级异己分子”，他始终保留着省党部颁发的党员证，并且使出各种恶毒的招数破坏梁生宝的合作社，正如叙事借梁三老汉之口对其人性本质的判断：“姚士杰这人，不管面上装得多老实、多和善，心里总是恶狠的。”[4](31)因而，姚士杰与合作社的矛盾已然具有阶级斗争意义。富裕中农郭世富也始终不遗余力地与合作社比着心劲，虽然这种比试未被叙事定性为阶级斗争，但是，从作品对于郭世富思想的描述中实在看不到他认同合作社的任何可能。

《创业史》未曾终篇，郭振山、姚士杰、郭世富的历史命运叙事未及交代，郭振山行止如何尚难推断，但姚士杰、郭世富势难救赎，与《三里湾》相比，《创业史》已然关闭接纳富农、中农的意识形态之门。

在《三里湾》中，范登高与马多寿“各自为战”，并无有意识地联系。在《创业史》中，郭振山则曾经收受过郭世富一封点心、一斤酒、一包挂面的贿赂并在土改划成份时对之小有照顾，不过除此之外也无更多勾结。而在《艳阳天》中，混入队伍（并非简单地拥有值得夸耀的资本）的“老干部”与地主富农已经成为深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利用中农主义的自发思想并挑唆他们向社会主义发动多次“猖狂进攻”。于是，当群众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的同时，合作化的反对力量也在叙事中被整合为值得与之斗争的阶级阵线。

抗战时期马之悦即在八路军和日军之间两面投机，他曾经向日军出卖八路军伤员邀赏，奸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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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明：复述中的“修正”与“厚描” 他和“汤河上顶俊的女子”、[4](81)正在读高小的徐改霞之间长久以来灵犀一点的情愫获得了成长的契机。同时，徐改霞也有一个出身富裕中农的中学生追求者：郭世富的儿子郭永茂。不过改霞从未因为郭永茂的学历高于梁生宝而在两人之间犹豫不决，她对永茂始终嗤之以鼻，永茂呕心沥血写就的情书，她竟然交给了代表主任！比起《三里湾》中的马翼中，郭永茂的恋爱遭际表明阶级阵线已经日趋严密，知识分子也历史性地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凭借“知识”适度超越意识形态规定的可能性。不过值得强调的是，郭永茂除了在情书中所表现出的富裕中农子弟、“小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自私自利”思想之外，并无其他的劣迹。

梁生宝最终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爱情，任凭甚至是有意无意地促成改霞招工进城离开滩，他最后与“红赯赯的脸盘”、高大强壮、手大脚大的农村妇女刘淑良（而改霞却是“白嫩的脸盘”、“俊秀的小手”）确立了恋爱关系。叙事者必将爱情婚姻的选择亦视作者走向成熟的重要维度，所以，合作社主任的妻子必须是庄稼好把式。然而，理性对于源自肉身的感性需求过于强硬的殖民，反而削弱了阅读意识对于的向往，事实上，即便是叙事者有时也忍不住表露出对于改霞离去的惋惜。

不同于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与童养媳感情很好，且育有一子，这一事实体现了萧长春的阶级之爱（而不像梁生宝对待童养媳的态度所隐约暗含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自由”诉求）。童养媳死后（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叙事者可能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婚变来表现这一法律的意义。不过，王玉生娶小俊政治上未免糊涂，所以，梁生宝、萧长春缺乏爱情的婚姻是被强行给定的，当然也体现了旧社会穷人的辛酸。进而，让童养媳死亡为主人公新的爱情让路，则避免了主人公在道德上的缺陷），萧长春赢得了东山坞最美丽的姑娘、团支书焦淑红的芳心并确定了恋爱关系。比起梁生宝，萧长春获得了完美的爱情，此种叙事安排无疑也强化了“”在阅读意识中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焦淑红也有一个出身富农的追求者：合作社会计、中学文化程度的马立本。马有翼（《三里湾》）可以走向并获得理想的爱情（他本来就在范灵芝与王玉梅之间犹豫不定），郭永茂（《创业史》）则被徐改霞嗤之以鼻，不过还不至于有任何劣迹。至于马立本除了比郭永茂更为夸张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以及通过“爱情表白”显露出

然未售，其人本性可见。他凭借狡诈的手段和惊人的运气获得党的信任担任东山坞领导工作，却在土改时姘上了地主马小辫的侄女，并在气死自己“原配女人”后，不顾“领导上的一再警告”，“执意娶

[6](79)

过这个成份不好的马凤兰”，从此之后便与马小辫结成牢不可破的阵线。马小辫以“大鸣大放”的“形势”为马之悦打气壮胆，马之悦于是暗中策动富农中农闹“土地分红”、私卖余粮、甚至去合作社仓库抢粮。最后马小辫图穷匕现，亲自出马，试图暗杀萧长春，实在无法得手，便暗害了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由此，阶级斗争在叙事中表现为激烈的形式。

马小辫、马之悦的反动根性已被叙事本质化，因而无可救赎，只能重复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最后灭亡”的命运。与此同时，富农、中农的自私根性也被本质化，无论经过何种意义深刻地斗争与教育，马斋、“弯弯绕”、“马大炮”等人也不会有一丝精神变化，因而成为永恒的斗争对象，并使斗争永恒化：“只要我们把搞下去，就会有阶级斗争！”[6](1784)

四、婚恋的意义

作品主人公的婚恋生活所涉及的纷纭人事也透露出深长的意味。

《三里湾》中的王玉生一心扑在合作社的“技术”中，他与因自私自利而严重拖后腿的妻子小俊干脆利落地离了婚，体现了心系集体的品质。随后，玉生便置身于一个情感三角之中。中学毕业的团支书范灵芝（美丽聪慧，正是一株灵芝）逐渐对玉生有了好感，但是玉生“学历”太低（高小毕业）的事实使灵芝在他和富农马多寿的儿子马有翼（中学毕业）之间犹豫不决。虽然灵芝最终做出了嫁给玉生的“正确”选择，但是，马有翼既然能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令灵芝无视其富农家庭出身并瞩意良久，自然体现了耐人寻味的价值判断方式。而且，马有翼在克服个人的软弱并通过“家庭”使父母转变思想后，最终娶到了金生、玉生的妹妹玉梅，最先进和最落后的居然能够喜结连理，这无疑是“人民内部矛盾”最为浪漫温情的解决。

与玉生相比，《创业史》中梁生宝一波三折的婚恋生活则传达了不同的意义。梁生宝的童养媳(梁生宝“和她没有多深的关系”，“他觉得，和那个可怜人在一块胡来，简直是犯罪。”[4](20))病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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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的自私自利之外，他本身囿于富农子弟、“知识分子”的出身是个劣迹斑斑的人：曾经因为“贪污和乱搞男女关系”[6](83)而丢掉县银行会计员的工作，担任农业社会计后又因为贪污而被马之悦抓住把柄、牢牢控制，最终随着马之悦罪行的败露而成为斗争的对象，叙事自然不会为他安排获得救赎的路径。

《三里湾》中“阵线混乱”的联姻不复出现，爱情成为正、反面人物展露思想世界的媒介，并最终形成与阶级阵线吻合的婚姻。

从《三里湾》基于阶级斗争已然完成的判断对合作化运动所做的春意盎然、“花好月圆”的日常生活式的描述，经过《创业史》初步以“社会主义革

[4](20)

命头几年”的阶级意识透视“生活故事”，到《艳阳天》处处“用阶级眼光看事情、分析问题”，[6](809)并最终实现阶级斗争观念全面整合烟熏火燎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对于合作化这一原型故事反复讲述过程中的变化，正应和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观念渐趋峻切的过程。于是，当意识形态话语在极度自我指涉中走向僵化与教条并失去反映、把握、整合现实的能力时，与之渐趋同质化的文学叙事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基于真实的艺术穿透力。

极端僵化、教条的阶级论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固然不可轻言忘却，可是，若据此完全否认阶级观点是透视社会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视角，无疑也是肤浅、非历史的态度。19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效率优先的工具理性原则逐渐大规模地重组中国社会，农村若无土地集体所有制提供的保障底线，《创业史》中“他们将很快倒回一九四九年前”的忧虑未必完全不具有现实性。况且，正是合作化运

动的历史成果之一（农田水利建设）构成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功的前提，所

[7](133)）

以有论者谓：“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

不过值得格外指出的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趋势日渐加剧，而当前中国农民个体、分散的经营方式难以应对这一历史性的挑战，正是困扰多方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8]既然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市场化和产业化为导向，以新的原则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具发展前景的方向。[8]既然相似的历史主题具有再次实践与书写的可能和必要，那么，1950年代合作化运动以及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文学叙事，就不仅仅是缅怀过去、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对象。

参考文献：

[1]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2].关于合作化运动的问题[A].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赵树理.三里湾[M].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

[4]柳青.创业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 [5]爱德华·希尔斯.中心与边缘[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

[6]浩然.艳阳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7]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李云雷.不能走那条路——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文学考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2）.

（责任编辑：张新玲）

“Revision” and “Thick Description” in the Re-narration

——San Li Wan, Chuang Ye Shi, Yan Yang Tian: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Classic Text about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Narration

SHAO Ming

(Party School, the Anhui Committee of the CCP, Hefei 230022, Anhui)

Abstract: Zhao Shuli’s San Li Wan(1955), LIU Qing’s Chuang Ye Shi (1960), Hao Ran’sYan Yang Tian(1966) narrates the same story: agriculture cooperation. These three texts have the same story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element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four aspects of narration, such as leader, social revolution, the fate of the enem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marriage etc., which manifes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deology about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se works have dialogic implic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reality of China.

Key words: narr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class struggle;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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