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武

玮

（河南博物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关键词】唐代墓葬；道教；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壁画

【摘要】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唐代得到迅猛发展，其表现在墓葬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与道教有关的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十二时俑等随葬用品，同时墓葬壁画中反映道教升仙题材的内容也更为繁兴。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使得它在唐代具有了国教的性质，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在李渊起兵前后，道教徒们为他制作图谶，大造，甚至给以经济资助，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他的队伍。茅山道士王远知曾向李渊密告符命，李淳风借老君之口宣称李渊乃受命之君，楼观道士岐晖则测定李渊必是“真君出世”。李渊称帝后，即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

［１］

实惟天命”，并确认他与道教教主老子的一

大道教的影响。“安史之乱”后，各地道教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统治者的崇道活动也有所减弱，但崇尚道教、尊奉其祖玄元皇帝的既定仍然作为维系李唐王朝的精神支柱而继续受到重视，从而促进了道教在中唐以后的恢复和发展。

道教在唐代臻于极盛，对全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大为增强，在唐代墓葬中表现也相当突出。道教信仰的内容庞杂，主要来源于原始巫术、秦汉方仙和先秦道家的思想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道教，谙熟符咒禁祝的祈禳压镇，擅长炼丹服食的神仙方术，注重养性修身的养生之道。道教为世人描绘了极乐的境界———神仙的理想生活，于是神仙世界成了世人企及的至高境界。道教又是一种极其贴近世人生活需求的宗教，它为自身作了很好的定位，即在人与神鬼之间充当媒介，以法术沟通人神，阻隔人鬼，成了世间的拯救者。道教施法需要借助灵器来完成，其符印剑镜就成为上通神明、下达鬼怪的神物，人们在试图躲避象征死亡的鬼魅世界时，会想到借助符印剑镜等道教法物来作为护身的法

脉相承，尊老子为始祖，还对道教徒大加封赏，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并由此掀起了唐代崇奉道教的热潮。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推进高祖李渊的崇道抑佛，积极兴建道观，并为一些道观书额。唐高宗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堂，天下诸州广置观所；还下令以《老子》为上经，令天下百官皆习，并把它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对道士也是倍加优宠，让他们隶属宗正寺，把道士作为宗亲对待。唐玄宗更是神化“玄元皇帝”，大批制作玄元皇帝的图像，颁行天下，同时，他又积极开展对道经的收集、整理、注释和传播，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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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在唐代，道教的斋醮科仪日益完备规范，其法事活动层出不穷，法物也就花样翻新地随之涌来。唐墓中随葬的镇墓石、柏人俑和石真等都是施于墓葬中的道教法物。

一、镇墓石

唐人尚厚葬，墓中陪葬品甚为丰厚，镇墓石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镇墓石是按其考古发掘的惯例定名，也有人称其为安魂盒。为五合一套正方形的青石，盖底相合，大小相等，形同墓志，各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石上刻有文字和符

。

西安南郊庞留村出土的五合镇墓石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资料［２］，其五方俱备，石盖上分别刻着“灵宝青帝九天文”“、灵宝赤帝三

天文”“、灵宝白帝七天文”“、灵宝黑帝五

天文”

皇后窦氏所立，分别代表南方和西方，每块石面中部刻符字。符

，纵横各８行，行８字，共６４外围四面刻有文字，南方镇石刻文共

１６０字，有赤色涂其上［４］。咸阳博物馆藏有一

块，其右部三分之一刻有符２行１６字，左

部三分之二刻９行１４４字，文字内容与庞留村的“灵宝黄帝中元天文”基本雷同，主人为“太上清信弟子怀道”，显然死者为道士［５］。文献中也有相关记录。叶昌炽《语石》“符

类”

录有四块镇墓石，两块有题记的可确知是酆王（韦玄贞，中宗韦后之父）墓和金仙公主墓中之物，另两块没有题记，但其中一块记文中有“今有大洞弟子”字样，石主乃是道士身份。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还记载有新出土的“唐故公士颖君爱”墓中的天帝告文，应属同类镇石题刻［６］。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五纸灵宝五帝天文拓本，观其形状，似与上述墓石刻文大抵相类，但形式略有更动。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元天文拓本上有１６个符行排列，行４字，首行符

，分４

前刻有一行楷书小

天文”和“灵宝黄帝中元天文”，除“九

墓石缺底，其他几方均完好无损。举“中元天文”为例，镇墓石底面正中刻有４行１６个符，符

四周刻有文字，其文如下“：黄天

承元始符命告下九垒土府洞极神乡四统诸灵官，今有清源县主灭度五仙，托尸太阴，今于咸宁县洪源乡少陵原界安宫主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恤，黄元哺饴，流注丰泉，练饰形骸，骨芳肉香，与神同元，亿劫长存，中岳嵩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清源县主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其他几方镇墓石所刻文字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只是按方位及其所代表的神灵、五岳不同而略有更动，但表达的意愿没有变化。

考古发掘的实物还有如下几方。咸阳出土的唐武三思镇墓石只见一块，该石盖上刻有“大唐景龙元年（７０７年）岁次丁未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谨为梁王镇”，石底刻文上半部是符

“南方三，共１１行６４字，下半部为

”天文［３］。唐睿宗桥陵发现两块，是为昭成

字，为“灵宝黄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中元天文”。因没有石盖和更详细的文字内容，所以主人的身份不明。１６个符文应为“黄中总

据王育成先生译

，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

形状、写法看上去与此

都是分８

［７］神宫”。庞留村出土和咸阳博物馆藏的“灵宝

黄帝中元天文”的符

很相近，应该也是如此译法。其余几纸拓本分别为东、西、南、北四方天文，其符

行排列，行８字，与出土的几方墓石底部符的排列形式和字数都相同。不过这几纸拓本的译文却都出现了诸如梵形、菩台、陀罗、等字眼，显然是出自释家语。陕西省西安市小雁塔藏有一合唐代刻石，原系唐墓出土，盖、底各一方石，适为一合。底石镌符铭１２行，行１２字，共１４４个符篇一套的镇墓符

，据考是道书中五

之一，它的楷书译文就是

《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中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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箓”篇［８］。这方墓石的符箓直接书写道经秘文，内容与上述几方又稍有变动，不过从总体考察，镇墓石符箓文字所涵涉的道教鬼神、符箓文化的宗旨内质都是一致的。

镇墓石还有另一种形制，与上述有较大差异。河南偃师郑炅墓出土一合，石底也是正方形，但没有符文刻字，代之以梅花桩形凿出五个正方形的小盒，盝形盖阴刻行书“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

［９］令”。这类镇墓石在墓中只放一合，所凿五

升成仙，这种亡魂炼质升仙的说法从镇墓石刻文中也可得到验证。符图和咒语是道教中长期保持的一种巫术成份，据称有祛恶避邪的功效，将咒语用类似于籀文的字体写出，便是所谓的云箓。镇墓石上的符箓应该是源出于此的，只不过随着道教理论的系统深化，咒语也摆脱了原始巫术的低劣，在形式上也显得更加变幻莫测，难以辨识。

第一类镇墓石多出土于长安周围，除了几位道士施镇墓石外，其他的物主如昭成皇后、武三思、酆王、金仙公主、清源县主等都是皇室贵胄，反映了皇族对道教法术的信奉。金仙公主出家入道，施镇道教法物自不待言，其他几人都是死于非命、招魂而葬或几经周折迁厝，所以要借助道教法物的威灵，使其免受仇人魂魄、野鬼恶魔的侵犯，魂神安镇，在神仙庇佑下，引渡其飞升仙界。第二类安魂盒的受施者似属中下层人士，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要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目的是为死者祈福，保佑家宅安宁，子孙富贵，殃祸永除，更接近东汉镇墓瓶的初衷。这两类镇墓石的区别，反映了唐代上层社会的神仙道教和下层社会的民间道教在理想追求、精神寄托上的差异。镇墓石主要发现于长安和洛阳，这两地在唐代属道教上清派势力强大的地区，许多高道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皆为此派中人，且颇受皇帝崇敬。第一类镇墓石的刻文，其内容源自《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练生尸妙经》

［１４］

个正方形的小盒应该是代表五方五色，可以说是第一类墓石的简易形式。《语石异同评》也记有“诸殃永息”二石，并称“大抵皆洛下出

［１０］土者”，显然与此石属同类镇物。墓主的身

份地位较普通。

总之，唐代的镇墓石有较固定的程式，铭刻发散出玄虚神秘的气息，渗透着道教精神的本质。镇墓石的放置直接体现了五行观念的盛行，五方五色之制被配以五帝和五岳。五帝各受赤书符命，各有所主，不可错越，五石镇五方，就是要诸神皆拜，各方关节全都打通，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压镇的愿望。

五石早在汉墓中就有出土，当时主要是曾青、礜石、丹砂、慈石和雄黄，为道士炼丹的重要原料。东汉墓中出土不少这样的镇墓瓶，如咸阳教育学院永平三年瓶上书有“建立大镇，慈、礜、雄黄、曾青、丹砂五石会精，房药辅神，冢墓安宁”等文字［１１］，详细记明五石的名称和作用。初平四年陶瓶上也有“要道中人

［１２］

。唐代置镇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

，直接体现了这一派所宣扬的思想。

二、柏人俑和石真

墓石应该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发展，第二类墓石的刻文还保有较为原始的风貌。“石头在汉代是早期道徒用来各种凶邪鬼魅的重

［１３］

石头是被古人赋予了神秘生成力要神物。”

１９７３年发掘的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

顺元年（８９０年）三合土墓，出土了一件柏木人，高３５厘米，头戴黑帽，身穿长袍，双手拱于胸前，眉目衣纹皆用墨线勾画而成，背面墨书文字“：唯大唐岁次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洪州南昌敬德坊没放亡人熊氏十七娘，□五十四岁。今用铜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

和行动力的圣物，这种灵石信仰被道教吸纳，并发展成药石可助练成仙得道的思想。道教主张亡灵可借助万物之精气神，脱幽出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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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贯，已买得此地坪。中有神呼主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小□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六畜，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曾孙、悬（玄）孙本命□（以）上并仰柏人□久亲……行年者一切，已

当知（之）。吃天苍□□□□八根十二……木

［１５］

从盟当圹等，并随柏人觅食。急急如律令！”

有发现。唐代不多，且在晚期，应是这种习俗的肇始期。宋墓中的柏人、石真文字，有“奉太上老君敕”“、天帝使者元黄正法”“、奉道弟子”等语，与道教密切相关不言而喻。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源自道教解注法中的假人代形，属于代替生人受注、使生人免于注殃的法术，反映了天师道系统的葬俗在唐宋时期流传的地域情况［１７］。

三、十二时俑

十二时俑是唐墓中具有厌胜、镇墓性质的随葬品，出现较早的地区是湖北，湖南地区的唐墓中坐姿十二时俑和千秋万岁俑也较常见［１８］。四川地区出现也较早，万县冉仁才墓出土龙、马、羊三件兽首人身俑，墓主死于永徽三年（６５２年），为初唐墓［１９］。西安和洛阳地区的唐墓更为多见。开元末出现十二时俑，如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的李景由墓中就出土了铁生肖俑１２件，分别置于墓室四壁等距离的天宝年间极为盛行，一般是兽１２个壁龛中［２０］。

首人身十二时俑，如天宝三年（７４４年）的史思礼墓、天宝四年（７４５年）的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天宝七年（７４８年）的吴守忠墓以及元和三年（８０８年）的朱庭玘墓均有发现［２１］。西安硫酸厂唐墓也有出土，被定为天宝年间之物［２２］《。西安郊区隋唐墓》一书整理的墓葬中，十二时俑发现于郭家滩４０６号墓的８件、４１１号墓的１０件，韩森寨５２６号、５５７号墓的２件，５７２号墓的３件，年代多为７世纪晚期到

这篇墨书文字来看，柏人显然是作为死者家中主人及其后辈子孙乃至奴婢六畜等一切有生命者的替身置于墓中的，目的是保护死者全家及其所有活物的安全。

四川成都东关外曾出土一件唐昭宗天复元年“：维大唐（９０１年）秦温石券，上面写着天复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己卯朔，廿四日庚寅。□有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大道弟子秦温，就当县界普安乡沙坎里，将信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地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今象就了，不敢不谘启告天上地下土伯山灵地祇，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今日对闭，诸神备守。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石人石契，不得慢临。若人吉宅，自有期契，天翻地倒，方始相会。今日吉良，告诸对闭，主人□望富贵高迁，子子孙孙永保万岁。

［１６］

急急如律令。”券文中的“今象就了”是指代

替活人的石质人形造好了“，石人石契”是指石人像和石契券（即本件石契）。石人是秦温的替身，将其安置在“寿冢”中，启告诸神保护秦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待到“天翻地倒”时，才与石人“相会”。这种石人在道教信仰中也被称为“石真”。使用者主要是利用石人质地坚硬，可以长期存留的特性，作为建造“寿冢”的活人的替身埋入墓中，从而为生人延年益寿。

柏人俑和石真在南方地区唐宋墓葬中多

８世纪中叶。这些十二时俑以雷府君宋夫人

墓的保存最为完好，十二时俑绕棺床自北向东转南再折向西排列，鼠、马成子午线，以示十二时辰都有神保护墓主人［２３］。洛阳地区玄宗开元末到德宗贞元期间的中唐墓中，十二时俑也是常见之物。其后十二时俑逐渐减少，直至消失［２４］。

一般情况下，唐墓中厌镇的多为天王俑、镇墓俑和十二时俑的组合。十二时俑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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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次影响到北方，两京地区于玄宗开元末兴起，可能与唐玄宗后期对于道教法术的迷信有一些关系。邓天师为玄宗修功德，玄宗曾命人送去“洁帛五束，将以当五方之镇；彩绫六段，将以成纯阳四九之数；钱十二万千，将以合日月十二时之会。佥曰天物备矣，道心行

［２５］矣”。看来十二时的观念在当时道教仪式中

有星宿图的内容，显示了与道教传播的密切关系［３２］。唐代玄嶷的《甄正论》中将早期道教所祀奉的图像分为三种，其一是八景，就是日月星辰之象［３３］，这在道教符箓中屡见不鲜，唐代道教绘画中也有不少相关题材。至于云鹤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更不用说，早在《太平经》中就有“神人羽服乘九龙，鸾鹤小真陪从，彩云护前”的场景，唐人诗文中更是明确提出“彩云灵鹤，为真圣升虚之用”的说法［３４］。云鹤与升仙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尤为突出，它们常与仙人高道相伴出现。而唐墓中四灵护卫、云鹤引领、侍从簇拥的场面，与唐人笔记小说里描述的升仙情景如出一辙，表达的也不过是死后灵魂升入天堂的美好愿望。五代南唐的墓志把四神十二属相、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和阴阳八卦的图案相配［３５］，多少也说明这些题材的流行与道教思想的传播有一定联系。唐墓壁画中对此类题材的描绘，正符合唐代上层社会对神仙信仰的迷恋。

唐代太原地区的墓葬中也常有四神、日月星象壁画，但最特殊的是树下老人图。其中有两座墓的壁画所绘树下老人一手伸出二指直指天空，手指间祥云仙气飘然逸出［３６］。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道士在“修道行气”，因为树下老人与山西省博物馆藏的唐代常阳天尊石造像底座左右两侧的线刻弟子道士像的服饰、冠履和神态都很相似［３７］。《山西通志》的寺观卷说“：武德三年二月老子见于大树下，谓里民吉善行曰‘：吾唐皇帝之远祖也。’言讫不见。遂诣长安奏闻，命左亲卫都督杜昂于羊角

［３８］

山致祭，老子再见，复命有司于其地建祠。”

还是很有讲究的。十二时俑在两京地区的流行大概正是这种“合日月十二时之会”的做法一时风行，于是在墓中置十二时俑以驱邪镇冢就成了众人追逐的时尚潮流之一。

四、唐墓壁画

唐代墓中绘有各种题材的壁画，其中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日月、星象和云鹤的形象。这些图案往往这样安排：甬道、墓道或墓室东西两壁绘青龙、白虎，有的在墓室南北两壁画朱雀、玄武；墓室东面画金乌、西面画蟾蜍来代表日月，或者直接绘日月；墓室顶部则满布星斗以象天空。从初唐至晚唐、五代，这类布局的壁画频繁出现，如四川万县永（７０１年）徽三年（６５２年）冉仁才墓，大足元年（７０６年）懿德太子李重润墓［２６］，葬于神龙二年的永泰公主墓［２７］，西安东郊天宝四年（７４５年）（７８４年）的唐安公主的苏思勗墓［２８］，兴元元年

墓［２９］。永泰公主墓第四、五过洞顶上及前室至主室间甬道顶部均绘有云鹤图。西安东郊开元十六年（７２８年）唐墓墓道两壁还绘有男女侍者，男捧盘，女手持莲花，身后跟着一只白鹤［３０］。云鹤图盛行于武则天晚期及中宗、睿宗三世，到德宗以后的中晚唐时期，六扇屏风云鹤题材则更为盛行［３１］。

唐墓中这类壁画体现的是升仙的主题。此做法在汉代就已流行，十六国、北朝、隋的不少壁画墓也有在墓室顶部绘天象图的，唐人将这种传统承袭下来。十六国高昌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上有四神环绕死者四周，还有“急急如律令”等道教咒文常用语，墓葬中也

树下老人图在太原及其周围地区较多见［３９］，可能是根据这个传说演绎出来的，大树下面成了修道升仙的吉祥之地。唐王朝为尊祖崇道所编织的神话，为墓室壁画的创作开启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唐朝皇帝崇奉道教，着意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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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研究与探索

道教的地位，不断扩大道教的影响，这是巩固统治、神化皇权的需要，也是有唐一代道教始终倍受推崇的主要原因。道教的鬼神信仰深入人心，这在丧葬习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人们对道教玄秘法术的威慑十分虔信，因此墓葬中流行镇墓石、柏人俑、石真之类的道教法物和十二时俑等压镇驱邪的随葬品，而唐墓壁画中反映升仙主题的内容更为繁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唐朝皇帝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大肆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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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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