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的股价真的高了吗

常有人对我说，“树不会长到天上去”。我则会回答他，“所以树长到的地方，就一定还不是天。” 德国人引进火车的时候，众多专家纷纷论证火车时速如果超过30公里，车上的人使会失聪，火车经过的地方，人们就会发疯。理由无非也是“万物皆有极限”。伯克希尔哈撒维的股票在上千美元一股时便有许多人确定地预测了它不可能无限度地上涨，IBM在发展个人电脑业务时，大胆的预测了全球需求不会超过6台···

然而当这些话被讲了上万次之后，我们相信或不再相信，本身已经并不重要了。

事物的发展在遇到瓶颈之前是没有极限的，2200亿虽大，但却不是瓶颈，因为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茅台的市值不可以是22000亿，甚至更多。

当凯恩斯斥责野蛮的遗迹时，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35美元盯死一盎司黄金时，当巴菲特称其为“全世界最没用的东西”时，全都阻挡不了人们对黄金的痴迷。这种痴迷来自于目光一瞥之下，人类本能所引发的幸福感。人类在温饱之后，谁也无法阻止对这种幸福感的追求。尽管禁欲主义者竭力地丑化它们，把它们归结为贪婪与FB，歇斯底里的把它们与罪恶联系在一起，力图剥夺人类享用这种幸福感的权力。然而，人类的这种追求，却是压制不住的。 人类对黄金的这种特殊感情使它拥有了天然的财富属性，凯恩斯曾经发出感叹“它就象天上的月亮，无法被生产出来，而对这咱东西的需求又不能压制，所以劳动力就无法就业”。 酒，是与黄金非常近似的东西，尽管它给人类带来快感的方式略有不同，但它在给人类带来快感的同时，背负了几乎同样多的恶名。酒，究竟价值几何？在马克思认为，酒的价值可以颠覆整个李嘉图经济学体系。

一场美国南北战争打下来，罗伯特·李将军不得不承认，喝咖啡的人，是打不过饮烈性酒的人的。

19世纪初，美国人的烈性酒饮用量大得惊人：相当于现今人均用量的三倍。任何社交场面，若无狂饮，则不足以尽兴。到美国访问的欧洲人对美国人“每隔半小时至数小时便喝些酒的习惯”都表示惊讶。许多人每天喝一及耳(四盎司)威士忌或朗姆酒，约翰·亚当斯在早餐前必定要喝一品脱烈性苹果酒。

南北战争时战胜李将军的北军统帅格兰特正是被世人称之为“酒鬼”的那种人。纽约曾经专程派了一个牧师代表团到白宫，要求林肯撤换格兰特。林肯耐心地听他们讲，他们讲了一个小时。然后林肯说：“诸位还有话要说吗？”代表们说：“没有了。”于是林肯问道：“诸位先生，你们讲得很好，我想请你们告诉我，格兰特将军喝的酒是什么牌子的？”大家回答说：“不知道。”林肯说：“这太令人遗憾了。如果你们能告诉我是什么牌子，我将派人购买该牌子的酒10吨，送给那些没有打过胜仗的将军们，好让他们也像格兰特一样打几场胜仗！”

然而美国人并没能够坚持饮烈性酒。好日子过得太久了，便有些穷极无聊之人强烈主张

禁酒，于是20年代国会立法颁布了禁酒令，理由就是酒是犯罪的根源。美国历史学家总结为“清教徒和妇女运动占了上风”(美国历史学家真好当)。

接下来美国发生了什么，有一点点历史和金融常识的人就都已经知道了。

这使我想起了古龙笔下陆小凤的那两句名言：“天生男儿以酒为命，妇人之言切不可听”。 这又使我想起了一首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它的作者叫秋瑾，也是女人。

<<禁酒令>>的过错在于把人们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简单地与享乐主义甚至纵欲无度等同了起来，野蛮地剥夺了人类最宝贵的权力。至于认为“酒是犯罪的根源”与“欲望是万恶之源”同出一辙。然而人类失去了欲望，社会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经济自然也就会停滞。 如果美国人真的可以做到无欲无求，又何必在意什么大萧条与经济危机呢？

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把撤销祸国殃民的<<禁酒令>>作为其竞选的重要承诺和经济复苏的重要政策之一，并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时间，兑现了他的承诺。1933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以取消禁酒之第八修正案。

如今的美国人又在鼓吹什么“酒能催毁人的意志”，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中国人也并非自古就饮烈性酒的。大宋朝的时候，主流饮料是茶而不是酒。然而正是这个制度先进、科技发达、文化鼎盛、人才济济、GDP稳居世界首位、国富民强的宋朝，先受辱于辽，后受辱于金，最终亡于蒙古。这与马克思的社会演进学说相去甚远，最终一个奴隶游牧民族不仅消灭了大宋――这个世界第一GDP大国，而且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蒙古人自然不知道那许多道理，他们的总结很简单，“一个喝茶的民族，是打不过喝烈性酒的民族的！”

历史总是很有意思，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很快便忘记了他们祖先的成功之路，当他们迷上宋人的香茶与安逸之后，却使他们很快走向了衰败之路。

而茅台，又恰恰是酒的中佼佼者。

茅台不仅会被消费，而且是可以被生产出来的！那么全世界唯一生产它的企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投资它呢？

巴菲特基本属于禁酒主义者，他很少投资这个行业并非是他不看好，而是他不投资自己不了解的行业。他的过人之处体现在看财报上。他之所以可以表现出惊人的笃定在于他能从财报中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没有这一点，“别人恐惧你贪婪”就太浮浅了。事实上，他并不是为了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两房出事儿时大家都很恐惧，老巴可是曾经很看好两房的，他贪婪了吗？他只怕更恐惧，避之唯恐不及。老巴有一句名言，“我其实并无过人之处，我只是把别人用来看花花公子的时间，拿来看财报罢了”。如果不懂这一点，一味痴迷于老巴的那些所谓招式，是会吃亏的。

老巴从喜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的品牌一定会存在品牌价值低估的问题，原因也是在于财报。巴菲特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他后来感叹说，“商誉”在会计处理上是要象固定资产折旧一样每年摊销的，但事实上有许多品牌的商誉不仅不会逐年减少，相反却是逐年增加的（近年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才决定，除非企业商誉确实存在贬值，否则不需要摊销处理）。

其实他看到的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许多品牌的商誉因不涉及购并，是根本无法体现在财务报告中的。那些没有被算入企业资产的商誉才是比报表中其它资产更有价值的资产，它有着更强的创造盈利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企业是不能用普通的市净率的概念去评价的。还有许多企业由于生产能力有限，它的品牌价值中只有极少部分可以在盈利上得以体现，我称之为，“品牌价值高度闲置”。这样的企业是不能用普通的市盈率的概念去评价的。

西方经济学提出过一个“潜在产出水平”的概念，但却没人能说清它与实际产出水平之间的那个差额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那是“资源闲置水平”。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实际产出水平下，资源闲置水平越高，潜在产出水平就越高，投资的价值便越大。然而大多数“专业投资者”的理解，却恰恰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