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的语言观
2010级汉教四班 舒伟重 20100511560
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语言风格别具特色，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性情和文学涵养，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形成了他特有的语言观。本文将简单的探讨一下汪曾祺别具特色的语言观，为大家展示一位语言大师的无与伦比的语言魅力。
关键词：汪曾祺 语言 文学 本位 性情
认识汪曾祺，是被他的一篇小说《受戒》所折服。自然、清新、朴实的语言风格，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蕴含着深深地文化含蕴，读来意味无穷。而这样的语言就是来自他自身的性情，乐观、童心未泯、有涵养，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它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它包含着深深的文化内涵，需要不断斟酌与创新。
一、语言是性情的体现
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是有关系的。任何真正的艺术，无不体现着艺术家的真性情，汪曾祺十分赞同这个观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这个人在逆境中还能感受生活的快乐”。他喜欢写诗和作画，他迷恋着民间的自由自在，品味着民间的乡俗小曲和人生艺术。他写小说也不是谋求什么功利，表现着明显的自娱色彩。有人说这是他的“士大夫气”。实际上，他是一个在多下玩耍的珐子，遇见只小狗他要逗一逗，碰上个石子他要蹋一脚，捡一根草棍也要玩弄半天，这便是他的小说的结构，这便是他的小说为什
么像散文的原因。因此，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民族永不衰老。”也就只有这样的性情，才能写出如此有特色的文章，这是人们喜欢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此深深地包含着自己的真性情。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汪曾祺的语言表现为少浮词、不渲染，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在他的小说中，几乎很少有夸张、对偶、隐喻等，这使得他的语言读起来，犹如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单纯、平淡，细细读来，韵味十足。《受戒》的开头这样写道：“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打谷场。三面都是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这与现实在是平淡自然，高山就是高的山，大树就是大的柳树，完全没有多余的修饰，却犹如简单的几笔线条的勾勒，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二、语言的本体观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是汪曾祺谈文学语言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说:“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这里，“重视语言”是指中国作家已开始从重视文学的思想转向对语言的关注；“语言的重要性”,根据他后面的解释,指语言不是文学的形式，只承担载体的功能，而是文学的本体。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语言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思想·语言·结构》)，他多次提到语言的本体地位,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选择了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认为语言在文学中承担着“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功能，其中“本体”功能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功能。这是他对文学语言的根本看法。
传统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表现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下,文学语言就自然成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成为一种“装载”作家精神的载体。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看法独特，新颖。他一直反对“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小说里的思想和语言》)这种语言本体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
三、语言的文化内涵
汪曾祺曾做了一篇《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世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因此语言不是外在的东西。语言和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分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这里所指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语言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别人完全没有讲过的……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汪曾祺十分注重语言的文化内涵，所以它的每篇小说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积淀。
如他的小说《受戒》的结尾处的写景“芦花才吐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只一只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仅从字面把每句拆开看，只是一句句普通的话，但把它们放在一起，顿时韵味十足，意味深远。不禁让人想到明子和小英子朦朦胧胧、青涩纯洁的初恋以及他们未来的美好未来。在这些简简单单的句子背后，都透露着汪曾祺身后的文化含蕴。
在汪曾祺看来，文化不是通过语言而表现的, 语言就是文化。因此表现什么文化就用什么语言，汪曾祺看到了语言与描写对象的关系, 如他在评价林斤澜的作品时说, “《矮凳
桥》 则基本上用的是温州方言。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为他写的是温州的事。……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 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 《林斤澜的矮凳桥》) 其实,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之所以独特, 就在于他对特定文化的深切了解, 脱离文化, 语言就成了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语言与作者的关系, 认为语言是作家的脸面,是作者文化修养的直接体现，“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探索一个作家的气质、他的思想, 必须由语言入手, 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自报家门》)作者的文化修养在语言中暴露无遗。
四、语言需斟酌与创新
汪曾祺在《“揉面”——谈语言》一文，将语言比喻成“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劲道，有劲儿……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写炕房师傅余老五在抗机房里工作：“……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湿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正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仔细的斟酌中，汪曾祺还提倡着创新。他鼓励“自铸新词”，但又说“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都听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语言要斟酌，要创新，但不能太玄，人物对话要与人物贴近，应该“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叙述、描写的语言也同样要和所写的人物“靠”。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得和所写的人物水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揉面——谈语言》）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汪曾祺 文论卷，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