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几点思辨

曹爱民

（1、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210097； 2、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玉林，537000）

[摘要] 本文认为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并非是原发的，媒介生态学也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中国学者把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并不存在误译，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应该加以区分。廓清这些认识，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媒介生态学自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并不断发展起来。如今，它已经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否是“原发的”

在中国媒介生态学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而且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比我们早很多年，但是“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展开与它们并没有什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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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主要是更多的强调了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Media Ecology”(2006年，何道宽、林文刚等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国内外媒介生态学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将2001年后，“Media Ecology”在中国的独创性发展作为了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点。

（一）中国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来源于西方

据笔者目前所找到的资料，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是裘正义《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该文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一开始就注意运用平衡、和谐和系统等生态思想来研究媒介，并侧重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研究，关注人、媒介、社会、受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建构。但是，早在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宣称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便开始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秩序。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就非常重视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此外，他还运用了一个生态学暗喻，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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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2001年后开始兴起，“在思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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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上异于西方，但是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研究存在学术渊源。”

二、“媒介生态学”是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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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笔者认为“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来源于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直译，后来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原创性的理论发展，提出了“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存策略”以及“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形成了本土特色。

（一）“Media 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美

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是1996年3月召开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被收于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一书。

然而，早在1967年,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一书中就最早提出了“Media 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作演讲,首次公开介绍并明确提出“Media Ecology”一词。后来，波兹曼又在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研究课程，并将这一术语转变为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二）中国最早出现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概念都是“导入”，而非原创 有学者评价说，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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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一文“系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这里的所谓

即引入，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引入到另一地方。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媒介生态”概念的出处。但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北美提出“Media Ecology”20多年之后，而“Media Ecology”中文直译就是“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可见，中国学者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绝非巧合，更非原创，而是与北美“Media Ecology”有着密切的内在传承关系。

中国学者尹鸿、崔保国、邵培仁等最早明确地将“Media Ecology”引入中国的时候，都是将其翻译为“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其中，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被认为是“国内新闻界杂志中最早提到‘媒介生态学’一词的”，但“尹鸿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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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y）。”

三、中国学者把“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是否存在误译 何道宽在文章中写到：2000年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被引进国内。崔保国先生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进而用社会大环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鱼来诠释“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 Ecology”的基本观点: 各种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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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环境, 人才是生活在水( 媒介环境) 中却浑然不觉的鱼。笔者认为北美“Media Ecolog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具有多向性，中国学者的翻译并不存在误译问题。

（一）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 Ecology”属于同一个学科范畴

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理论前提预设和逻辑起点一致。它们都是把媒介研究和生态学结合在一起，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媒介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都利用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来进行媒介研究，揭示媒介现象的本质，实现生态学和媒介学的对接和融合。它们都属于媒介生态学的学科范畴。

北美的很多“Media Ecology”研究先驱在一开始就有生态学互动、平衡、和谐的意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谓“技术生态”的思想，谋求技术的人性化，技术的有机化，强调人类生态的平衡不能因为机械技术的到来而被打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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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y”没有直接提及生态学的思想，但他们的著作有关生态学的暗喻随处可见。“Media

学会的章程第一条还开宗明义写道：“媒介生态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邵培仁更是为媒介生态学正名道：“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 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而“‘Media Ecology’从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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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 其准确恰当、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

（二）北美“Media Ecology”具有多种含义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 Ecology”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依据波斯曼本人在1968年给“Media Ecology”的界定：“Media Ecology”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主要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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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

其实，波斯曼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人，其观点也存在先后的不一致。以至于梅罗维茨没有延用导师所定的“Media Ecology”这个名称，而是另起炉灶用“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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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来称呼这个研究传统。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中也没有把波斯曼列入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原因是波斯曼对“Media Ecology”的有些认识和分析更倾向于批评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莱文森包括波斯曼本人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吻合。而何道宽则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可见，不同学者对于“Media Ecology”的认识确实存在很大的分歧，“即使三十多年过去之后，在学术会议期间，人们还是纷纷礼貌而好奇地议论，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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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人们在酒吧邂逅时比较得体的搭讪话。”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处于中心位置；而“媒介环境”是一个中观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媒介营造的环境。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媒介生态学是广义的，包括被波斯曼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媒介环境学。波斯曼对“Media Ecology”的界定只是为北美“Media Ecology”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非其全部内容。

四、“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是否需要区分

美国“Media Ecology”学会副会长林文刚、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何道宽都认为：“把‘Media 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主张将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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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媒介环境学’。”其后，刘建明等一些中国学者也采用了这样的译法。但目前，也有一些学者仍然沿用“媒介生态学”这一称呼，如孙滔的《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构建、创新与困境》、齐昱珲的《媒介生态学思想的形成及流变》、李晓云的《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研究》、魏先努和周文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综述》等。也有学者甚至还把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称之为“媒介环境学”。

随着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此，从当前的研究情况看来，笔者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十分必要的。这样除了可以避免概念混乱和理解的困难外，还有其他一些好处。

（一）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弥补不足，不断完善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缺点是明显的：理论基础不牢固，媒介生态概念的定义混乱等使我们在分析实际媒介问题的时候缺乏说服力和实践性；学术传统、权威思想和组织准备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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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使中国媒介生态学尚未具备成为一个学科的条件。我们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关注文化研究，而集中在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探讨。研究方法趋向于定量研究，通过社会调查和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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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来动态地观察和描述媒介生态，而不作结构性分析。

北美媒介环境学着重探讨媒介本身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它融入和借鉴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传播学、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理论根底扎实，知识广阔而渊博。其思维方式也是多元的，既有分析思维也有整体思维，既有功利性思维也有互利性思维。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西方媒介环境学的交流，并借鉴媒介环境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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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不同研究范式。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媒介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其生存发展的制约，构成媒介社会学范式；北美媒介环境学以人类社会为中心，考察媒介创造的生态对人类的影响，构成媒介环境学范式。两者之间互相补足矫正，正好成为媒介生态学之树上的两朵璀璨之花，形成珠联璧合之效果。

（二）有利于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的拓展与深化 近几年，国内传播学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向就是考察人与媒介环境问题。如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一文就生动地叙述了传媒如何表述、干预、构筑民俗文化和生活，揭示出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 媒介正日益成为社会和民俗生活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还有夏文蓉的《论当代文化的媒介化趋势》、陈力菲的《传播史上的结构与变革》、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王天根的《晚清报刊与维新建构》、周海波的《传媒时代的文学》等。这类研究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思路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视为中国本土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但国内学者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可以为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指明方向，使其更加清楚地审视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路径和特点，积极引进和借鉴国外媒介环境学研究成果和方法，有意识的运用媒介环境学分析当前中国的传播现象，关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环境问题，深化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挖掘中国本土的媒介环境思想，吸引更多跨学科人才的介入，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

学科的发展就是理念不断清晰、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J].中国传媒报告,2003(2):20. [2]

孙滔.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构建、创新与困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6):30. [3]

袁靖华.生态范式:走出中国传播学自主性危机的一条路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2. [4]

阳海洪,赵平喜.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界,2009(2):68. [5]

宋超,赵凯.深水静流(1929-200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57. [6][15]

杨婷婷.论中西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差异[J].新闻界,2005(3):79,80. [7]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7(1):46. [8][14]

陈浩文.中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状况和理论反思[D].广州:暨南大学,2008:33,32. [9]

邵培仁.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10][11]

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2, 65. [12][13]

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视角(总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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