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否认，岭南这昔日辉煌的世界工厂如今正在以难以挽回之势一步步走向衰落。无论过去的春天多么温暖舒适，无论春天已经来到多么久，谁都很难认为岭南中小企业的冬天已经过去，寒冷始终挥之不去。 用工荒
最近一两年以来，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遭到一连串打击：人民币升值、次贷危机下的美国经济衰退、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宏调下越来越难的贷款、出口退税率下调······随之而来的是无奈的用工荒。一家家工厂里空余着一台台的机器，只有零星的几个忠实的老工人还守着从前的岗位。前几年的《劳动合同法》，使工资一词成为中小企业主心中最敏感的词眼。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用工的成本提高了，加上原材料成本提高了。这正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既需要大量的一线生产工，但有提供不起足够吸引人的工资，于是大量的企业破产了，存活下来的也正在计划着迁移。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其本意当然是为了保护下层的劳动者的权益，但对此却有不同的声音。例如所谓的上有下有对策，包括知名企业在内，不少企业在执行这一时都采取了之前的低工资不变，把加班费和补助充进基本工资凑数的策略。这一的另一目的，是希望通过工资的增长倒逼产业的升级，关于这一点也同样有不少人存在异议。首先，有人认为从经济理论上说，高工资能缓解民工短缺，但高工资必然要求高素质。然而，眼下国内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没有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工人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当然不能提高其工资。其次，也有媒体称靠硬性法规提高工人工资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际上已屡见不鲜。典型如日本，由于采取终身制和立法，上个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弊端已制约到企业发展，乃至时下成为日本很大的社会性“包袱”；德国工会涨工资也超过企业承受程度，使得德国工人没有竞争力量，大量企业移走导致了经济衰退。劳工成本提高，对我国的冲击也许比德日还要大,丁力的判断是，通过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用倒逼的方法来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逼迫企业产业升级，恐有难度。再次，劳动生产率不是随意就能够提升上去的，制约因素很多。通过收入增加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会把企业往死路上逼。根据丁力先生的观点，目前广东台资、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产业水平落后，属于产业链最低端，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收入就很难提高。而要提高外来农民工收入更难。外来农民工本来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别人就不会雇用他。外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能干的活比较粗，市场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这是市场定价，不是指定的。“在丁力看来，如果通过使农民工工资五年内提高一倍，对于广东的发展将是弊大于利。“广东的经济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支撑着。如果把工资涨得太高，企业扛不住，就走了。广东省的企业扛不住，国有企业也扛不住，除了垄断性企业。倒闭的后果肯定会由社会来承担，尤其造成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失业。”（胡雄《深圳中小企业深陷严冬》） 产业转移
以上又引出了关于产业升级转移的问题。由上可知，目前的产业转移问题当然是困难重重。产业转移，是指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是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我国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型加工业开始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渐次推进。
由于广东的中小企业台资、港资居多，大部分为出口导向，没有多少内地市场，也不知如何去开拓内地市场，所以大多数企业也不愿意转移，当地以此为利的人也不愿意这些企业转移。
而且，广东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广州深圳东莞等各自为战，各自想称雄一方，不像长三角那样以上海为核心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希望提高自身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但自身的累积并不充足，而希望通过产业转移来获得，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产业转移的益处也不那么明显了，更增加了产业转移的阻力。
广东的中小企业就这样面临着以用工荒为主的诸多压力，而又没有转移的动力，因此阴霾迟迟不能退散，于是衰落便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