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来源： 匿名 作者：康有为 发表日期： 2007-12-8 15:12:01 阅读次数： 678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导读：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对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左传》、《逸礼》、《毛诗》等进行了猛烈抨击。断定这些经典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汉而谬托圣人制造的“伪书”，因而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康有为的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重要的是，他在这部书中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显然，《新学伪经考》一书是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屡禁屡印的《新学伪经考》

罗检秋

经学是清代正统学术，大师辈出，著作繁多，而轰动一时、影响 深远的著作还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是晚清维新思想家、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他早年曾研究陆、 王心学及佛学，游历，涉猎西书，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 表人物。1888年，他首次上书清帝，初步提出变法图治的主张。温和 的“上书”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中。康有为亲 身感受到习惯势力和正统文化的压力。但他没有放弃维新事业，而是 继续寻找变革的途径。18年，康有为在广州晤见今文经学家廖平，

于是开始研究今文经，试图从中求得变法维新的学理根据。至11年 8月，康有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14卷在广州刊行。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 “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 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 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 “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 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 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 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 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型繁 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 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 密切相关。

清嘉道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 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 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 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 “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 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 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

“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 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 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 《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 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 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 “恪守祖训”的观念，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 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 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 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正因此，《新学伪经考》刊行后，可谓不胫而走，引起守旧士大 夫的恐慌。14年8月，守旧官僚给事中余联沅奏劾康有为“以诡辩之 才，肆狂瞽之谈”，“扇惑后进”，“荒谬绝伦，诚圣人之蟊贼，古 今之巨蠹也”。他请朝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帝师 翁同则称此书是“说经家野狐禅”。随之，慈禧太后明令两广总督 李瀚章“依议办理”。当时客居北京的梁启超等人闻讯后，四处奔走 营救：既请沈曾植、黄绍箕疏通李瀚章，又请盛昱、文廷式致电广东 学使，还求张謇、曾广钧向翁同说情。几经周旋，李瀚章上奏朝廷： 康有为“溺苦于学，读书颇多”，本意是想尊崇孔圣，乃至怀疑儒经

及传经的儒学家，立言虽不免乖违，但还算不上“惑世诬民”，因此， 由此方官谕令“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对康有为本人则“拟请毋庸 置议”。这份具有折中色彩的奏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新学伪经考》“奉旨毁版”，而风波并未平息。有的守旧官僚 认为李瀚章这样做“意在保全康有为，实为逆犯谋乱我中国张本”。 广州城内也对康氏“谤议沸腾”。康有为只得避走桂林等地讲学。另 一方面，所谓“自行销毁”事实上又不能禁绝此书及其观点的流行。 随着戊戌维新思潮的发展，《新学伪经考》成为新旧文化冲突的焦点 之一。例如，当梁启超等人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传播乃师学说时， 当地守旧士大夫就对康氏学术群起攻之。在《翼教丛编》中，叶德辉 对《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多加批驳，苏舆也指责康梁“伪六籍，灭圣 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这些指责并非毫无根据，却反映了 其中新旧思想之争的本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又于18、 1900年两次下令查禁、销毁《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年间的 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范示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 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梁启超说：此书出版后“有崔适者， 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 文派之后劲也”。（《清代学术概论》）往远一点看，《新学伪经考》 也推动了年间疑古辨伪学术的发展。1917年，此书终于公开在北

京重印，1918年发行，从而得以更广泛地影响学人。这里，最显 著的事例是推动“古史辨派”的兴起。

“古史辨派”的开创者顾颉刚在民初听章太炎讲学时，以为古文 家都是合理的，而“今文家全是些妄人”，还不能走出古文经的壁垒。 后来他读到《新学伪经考》，觉得“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 的证据上”，于是对今文家平心了不少，终于摆脱传统经学流派的束 缚，广泛地开展古史辨伪工作。刘节谈到“古史辨派”的兴起时，表 示不能不佩服康有为的伟绩。因《新学伪经考》对古文家下了一场总 攻击，“于是我们才知道自孔子以下直到刘歆，其间学者很少有几个 人没有造过谣的”。在一定程度上，“古史辨派”的一些学者把自己 当作康有为“疑古”“辨伪”学术的继承者。顾颉刚自称《古史辨》 要能“比《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原》逼进一层，就可以无愧于时 代的使命”。在童书业看来，从《新学伪经考》到《古史辨》第7册的 完成，“‘疑古’的学风更是进得飞快，由怀疑古文经到怀疑群经诸 子，由怀疑儒家传统到怀疑夏以前的整个古史系统，这都是科学思想 发展的自然趋势，虽有有力的反动者，也是无法加以遏止的。”（以 上引文见《古史辨》第1—7册）因之，《新学伪经考》不仅促进了清 末思想，而且推动了传统学术的更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