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

祖先崇拜：是指一种宗教习惯，基于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仍然会影响到现世，并且对子孙的生存状态有影响的信仰。一般崇拜的目的是相信去世的祖先会继续保佑自己的后代。在大部分不同文化中，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不太一样，对神灵崇拜是希望祈求一些好处，但对祖先的崇拜一般只是表达亲情，但有些文化如儒家和大乘佛教是将祖先当作神灵一样的崇拜。祖先崇拜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图腾崇拜过渡而来。即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最初始于原始人对同族死者的某种追思和怀念。在中国儒家的观念中，“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即使对已经去世的先人，也要像他们依然活着时一样的尊敬，在节日中要供奉、祭祀，在中国，对祖先的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儒家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佛家说：“世间意者，为佛弟子不得卜问、请符咒魇怪、祠祀、解奏、畏忌不吉。”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道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老子明确提出“道”的哲学观念，以自然天道反观社会人道，主张贵身爱身，贵柔不争，俭啬谦下，绝圣弃智，小国寡民，无为无不为。

道家：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

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的中外学者开始注意到与吸取道家的积极思想，故学者说：“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是国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气概。” 道家哲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先秦道家、 秦汉黄老之学、 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与宋元内丹生命学等五种历史形态（以及现代正在酝酿构建的新道家）。道家分为：老庄之学、黄老之学、杨朱之学。

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四大基本经典：《道德经》《黄帝阴符经》《周易参同契》《周易》。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与教主：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道家名山：名山大川吸取天地灵气，是的绝佳场所。五岳独尊——泰山。中华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符箓三山：江苏茅山，江西龙虎山，江西阁皂山。

《周易》：《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是中国古代先民占卜的书籍。它的文字部分由卦名、卦辞和爻辞三个部分组成。《易传》是对《易经》的哲学解释，是整个儒家最基本和最高的哲学典籍。经本是佔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阴爻，又构成八卦, 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如泰，否，每卦均有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从乾到离，凡三十卦；下经从咸到未济，凡三十四卦，熹平石经《周易》即如此划分，知汉以来传本未变。人道主义思想：人道

思想出于《易经》。傅斯年先生早已指出：“春秋时期人道主义固以发达。”法治思想：六十四卦，有十一卦涉及法治问题。在立法环节要“明罚敕法”，在执法环节，要“明慎用刑”、“赦过宥罪”、“议狱缓死”，盛赞“刑罚清而民服”。法治思想基础是“继善成性”的性善论。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汤武顺乎天”更“应乎人”。诚信、改革思想：“一言九鼎”，“革故鼎新”。

儒家：儒家，《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术士，事从占卜、诅咒、祈雨、降神的巫祝。汉代之后特指信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儒家的特质有：知行合一（重实践轻思辨）、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和治道）和性命合一（内在和超越）。纲领是内圣外王。性善恶论，孟子性善论，提出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荀子性恶论，重视教化作用。宇宙本根论有天道论、阴阳五行论、气本论、理本论。人生理想论：君子，仁义礼智信勇。个人修养论：守静、养气、主敬、正心、致诚、慎独。王道之治：王霸、仁政、礼治、德治、民本、圣王。

荀子性恶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能行，能止，能为，即是君子。小人循性而不知为，君子明天人之分，化性起伪，不舍于性而求有为，性与为既是有区别而对立的，又是一致而并存的。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所以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三纲领目：朱熹在他所著的《大学章句》中，把《大学》提出的“明明德”、“亲

民”、“止于至善”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之条目\"。后人称之为“三纲领目”，简称“三纲八目”。明德是任何人都禀受于天，至灵而不污染的本性，它能够与天地相沟通。亲民是在明晓自身本性的善德之后，帮助其他人去除污染心灵的东西，使他们同样能够达到与自己同样心灵纯洁的境界。至善是指心灵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达到自然与事物发展相统一的境界。格物，就是要求人们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即物穷理，增长见识。致知，就是求为真知，从推致事物之理中，探明本心之知。诚意，就是要意念诚实。正心，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修身，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只有自身的品德端正，无偏见，无邪念，才能为人民所拥护。齐家，就是要整齐好自己的家庭，只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庭成员，才能教化人民。治国，就是要为政以德，实行德治，布仁政于国中。平天下，就是要布仁政于天下，使天下太平。平天下最重要的是要求君主具有“洁矩之道”，即以度己之心度人的高尚崇高品质，作为人民的榜样。

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王阳明）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禅宗：禅宗又名佛心宗。教外别传。禅宗不是汉传佛教，又不离汉传佛教，是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汉族佛教（即禅宗）。

《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 是禅宗的佛经。 《百丈清规》是禅宗的律。百丈禅师认为《瑜伽菩萨戒》和《璎珞菩萨戒本》虽属大乘，却是佛陀根据印度情况而制定的戒律，不便生搬硬套。他根据风情、地理、人士风俗等，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这就是《百丈清规》。

慧能传承的禅宗，让中国人知道佛教不从外来，如众生的佛性本具。得佛心者知佛不从外得，信佛教不从外来。达摩西来传的就是这个心印。慧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四圣谛：四谛是释迦牟尼体悟的苦、集、灭、道四条人生真理，四谛告诉人们人生的本质是苦，以及之所以苦的原因、消除苦的方法和达到涅槃的最终目的。“谛”就是如是不颠倒，即是真理。“圣谛”是圣人所知之绝对正确的真理。“四圣谛”说四种真理：一者、苦圣谛；二者、集圣谛；三者、灭圣谛；四者、道圣谛。唯有佛陀才能开示它，其余的人只能随着佛陀而解说，乃至辟支佛也只能自己觉悟，没有办法以四圣谛来度化众生。

佛陀阐释四圣谛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世间的因果以及出世间的因果。“苦”是指世间的苦果；“集”是苦升起的原因－－世间因；“灭”是苦熄灭的果－－出世间的果；“道”是灭苦的方法，通往涅槃的道路－－出世间的因。在经典中有这样的比喻：众生的身心有种种的生死业以及烦恼，即是有各种的心病，佛陀将此病情，以及病情之所在处，告诉众生，并且指出那些解脱的圣人，没有病苦而得到的愉悦，以及解脱病苦的方法。

一、苦谛：说明世间是苦果。我们要知道苦有如病，应该遍知，这是世间的苦果，也是生死的流转。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病，才能医治它。

二、集谛：说明业与烦恼是苦的根源。我们要知道病苦的原因，将之断除。这是世间的因果，也是生死的流转，但是它指出我们生死流转的原因。

三、灭谛：说明解脱与证果。众生无时无刻不在病苦中，我们要知道没病苦的快乐是怎样的？要认识怎样的人是没有病苦的？要证知怎样才是没有病？这是指出世间的果，就是解脱、清净的境界－－涅槃。

四、道谛：说明离苦的道路。我们要知道修道的方法有如良药，应该修学。这是指出世间的因，我们应该学习、掌握一些修道的方法，努力不懈地修行，最后就可解脱生死。

六道轮回：印度人最崇拜的图腾是，所以佛教以为标志，六道（又名六趣、六凡或六道轮回）是众生轮回之道途。六道可分为三善道和三恶道。三善道为天道、人间道、修罗道； 三恶道为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其中阿修罗道中的众生福报极大，寿命很长，与天界众生差别不大，所以又被称为“非天”。佛教相信，任何人若遵守五戒，可得六根整然人身。若在五戒上，再加行十善，即可升到天界。

轮回理论是古印度文化的基本理论之一，其本源来自婆罗门教。后来佛教将众生世间的生灭流转变化，按其欲念和色欲存在的程度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种，统称为三界。欲界又称为苦界，或苦海。居住在欲界的众生，从下往上，又可分为“六道”。六道者：一、天道；二、人间道；三、 修罗道；四、 畜生道；五、饿鬼道；六、地狱道。

此中上三道，为三善道，因其作业（善恶二业，即因果）较优良故；下三道为三恶道，因其作业较惨重故。一切沉沦于分段生死的众生，其轮回的途径，不出六道。

传说，当最高灵魂醒着时，世界是活动的；当他躺下时，世界就平静下来；当他要睡

时，万物就消失融化于最高灵魂之中。最高灵魂就是通过睡和醒，永无休止的让万物生生灭灭。

佛教传入后认为地狱是六道轮回中最劣最苦的，民间认识的“重狱”便是“十八层地狱”。

所谓六道轮回：是描述其情状，去来往复，有如车轮的回旋，在这六道中周而复始，无有不遍，故名六道轮回。

世间众生无不在轮回之中。只有道教的神仙以及佛菩萨、罗汉 才能够跳出三界，不入轮回。

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李存山

一

谈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其前提是承认在中国古代有“哲学”（的思想），这个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者说中西哲学有它们的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

“哲学”是个译名，它出自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即把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

译名为哲学。”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的特点。如果没有中西的会通，那么就只有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但是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孔子在临终时曾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哲学的“哲”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深远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或图书分类中也没有“哲学”这个“学科”，因没有这个“学科”，所以中国哲学缺少“系统的记载”。这样，我们若要对中国哲学作“系统的研究”，就如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中所说，“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冯友兰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他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他又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

胡适和冯友兰都是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当然冯先生所谓“约略相当于”也包含着“异”的意思）。于是，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又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

冯著的上册是1931年出版，上下全书是1934年出版。此书对张岱年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成）有重要影响。金岳霖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正是张著在序论中首先要解决的。于是，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首先写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依后一种看法，“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即它也是哲学这个“类名”的一个“特例”。

显然，张先生的“类名”与“特例”之分，就是要解决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从而避免“中国哲学史”之名的“困难”。《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张先生也指出：“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显然，这里已经不是片面强调“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了。

二

解决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于是可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似点”和特殊性。张先生也认为，中国哲学的“主干”内容“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总此三部分，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这里的“相当”也是“约略相当”的意思，这种“相当”不是西方哲学强加于中国哲学的，而是中国哲学与西

方哲学固有的普遍性。正如余敦康先生在《夏商周三代宗教》一文中讲到中、西、印哲学，他说：“所谓天人关系问题，也就是关于宇宙的本质以及人类处境本身的问题，这是世界上三大哲学系列的共性。至于这三大哲学系列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个性，关键在于它们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选择了不同的逻辑理路。”

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列出中国哲学的特点，重要的有三，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次要的有三，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张先生又注明，其中的“合知行”、“同真善”、“重了悟而不重论证”，其解说“颇采熊十力先生之意”。

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其开篇就讲世界上有中、西、印“三大哲学思想主流”，显然金先生在40年代也已不认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有“困难”了。此文主要论述中国哲学的几个特点，即“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金先生对这几个特点的论述颇为精到（此文首发于198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创刊号，中译文载于《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在金先生和张先生列出的几个特点中，大部分是相合的，而都有“天人合一”（或“一天人”）更为显著。金先生也指出：“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概会挑出„天人合一‟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所选择的“不同的逻辑理路”。我认为，从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来考虑，这个逻辑理路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所说的“《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实际上，“推天道以明人事”不仅《周易》哲学是如此，而且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普遍架构。中国哲学首重“知人”，但是“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大宗师》），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报任安书》），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

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世说新语·文学篇》），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原善》卷上）。“天人之道”是儒家经书（以及子书等）中的“大训”，这个“大训”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而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

因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自然之二分”（bifurcationofnature，语出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在《自然的概念》中对西方哲学的“自然之二分理论”的批评），亦即不是把世界分成“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两层存有”。中国先秦的六家，因为生当春秋战国的社会变乱时期，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对人生、社会的“忧患”，而不是对自然界的“惊异”；他们大多“席不暇暖”地周游列国，而没有古希腊哲学家的“闲暇”；亦因此，他们没有古希腊哲学那样的“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的传统，按司马迁所说，他们都是“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此即金岳霖先生所说“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因此他们也没有佛教那样的“出离世间”或“涅槃”的价值取向。亦因此，他们不以“人事”为“假有”，遂亦不以天地及其所生万物为“空幻”。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下册）所说：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于世界之见解，皆为实在论，即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谓外界必依吾人之心，乃始有存在，在中国人视之，乃非常可怪之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讲了“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指出：“印度哲学及西洋哲学讲本体，更有真实意，以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实在。这种观念，在中国本来的哲学中，实在没有。中国哲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张先生在50年代所作《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一文中把“本体与现象统一”作为中国哲学的首要特点，以后在他晚年的多种著作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应该肯定，没有“自然之二分”，本体与现实统一，或者说“存有的连续性”，亦或说“道不远人”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中国哲学的“本根论”因为没有“自然之二分”，也就并非只是研究现象背后的“存在本身”（beingassuch），而是也研究“宇宙的起源、结构、发生史和归宿等等”，所以中国哲学的“本根论”可以称为“本体—宇宙论”（onto-cosmology），或“世界本原论”（“本原”是中国哲学固有的词汇）。因为中国哲学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中国哲学讲世界的“本原”亦必讲“阴阳大化”，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或“二气交感，万物化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周敦颐《太极图说》）。由此而言，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哲学的“天人之道”，常可略称为“性与天道”，可见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哲学所讲的“人性”，就是人的生而既有、与生俱来的本性。所谓“天命之谓性”（《中庸》），“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性即理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可见“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性与天道合一”（此在道家就是“德”与“道”合一，在佛教就是“佛性”与“真如”合一）。人性论既是中国哲学之人论的首要内容，又是天论与人论交接（合一）的一个枢纽。从性善论的传统说，“性与天道合一”也就是“真与善合一”。

“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明人事”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一个行为的规范、价值的准则。有了这样的规范和准则，才能够“修己以安人”，“务为治者也”。因此，价值观或价值论（axiology）应该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宗旨。中国哲学表达“价值”的词汇是“贵”，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吕氏春秋·不二》），就是说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人性论的理论形态是讲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而价值观的理论形态是讲人“应该”怎样。人性源于天，且奠定了人将怎样生活或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基础。在“人性是怎样的”这个看似事实判断的命题中实蕴含了“人应该怎样”的价值预设。因此，除了“性与天道合一”之外，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在“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之后紧接着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就是要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开始，最终推衍出来的一个理论归宿或宗旨（“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亦是如此）。

中国哲学的“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仅要讲天论和人论，而且要讲知论（致知论或方），只不过此“知”不是一般的认知，而是如何知天道、知人道的“知”。致知的目的和方法已经被所要知的内容（“为道”还是“为学”，“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和价值取向所决定了。因此，“致知”与“涵养”并进，致知论也就是“工夫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善合一”，“知行合一”，但“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便也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

《尚书·皋陶谟》说“知人则哲”、“安民则惠”，这是中国上古“王官文化”为春秋以降“哲学的突破”留下的一个文化基因。从“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历史的“轴心时期”所实现的“哲学的突破”。这个“突破”亦是有继承性、连续性的，或者说是以“温和”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中仍保留了“知人”、“安民”的基因。以“知人”为中心，以“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为宗旨，这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但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一些优秀传统还是要继承和发扬的。

古希腊哲学有“为求知而从事学术”的传统，由此而有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乃至西方近代兴起的科学技术，这是需要中国文化和哲学学习的。但是，在亚里

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中亦有一种伦理学、政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的实践智慧，康德亦有哲学乃“求达至善之术”、实践理性比思辨理性占有“优先地位”之说。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以“知人”为中心、以“原善”、“为治”为宗旨，实也符合哲学“这个名词的古义”（参见《实践理性批判》第四章）。

瑞士学者皮亚杰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中认为，哲学学科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但是，“唯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人文科学认识论》第8页）。依此说，中国传统哲学以价值观为其核心和宗旨，是很符合哲学的这一“己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