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自觉】危机时刻作文

一

1902年，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的周树人被清派往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1）与鲁迅一同留学的许寿裳回忆：“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2） 可见鲁迅学医本身已经包含对国民性及其改造方案的思考。不少研究者以弃医从文为界将鲁迅留日时期的论文分为前后两期，事实上尽管前后期论文表面看来划然有别，但其中却有鲁迅一以贯之的思考――改造国民性，不同的只是方法――科学或文艺。

然而鲁迅感到医学非根本之计，从仙台医专退学后回到东京准备从事文艺事业，期间所发一组论文（《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3) 二

这组论文存在着某种相承的关系。“如果说，《人之历史》是前一时期宣传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尾声，那么《科学史教篇》则是由‘科学与爱国’走向提倡文艺运动的过渡。（”4）《文化偏至论》指出立国之根本在于“立人”，“立人”关键在“立心”，“立心”的“道术”则在发展文艺，这正是《摩罗诗力说》阐述的内容。《破恶声论》

则在“破”和“立”两方面进一步阐述。这组论文“包括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学思想、科学观和思想方法即认识论，而且初步显示出以‘立人’为核心的大略的系统，标志着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诞生。”（5）

（一）立心―立人―立国

《文化偏至论》开篇即指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历史上长期“屹然出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6）及至甲午，惶惶然致力于革新富强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打量西方。“早在19世纪末，康有为已发现当时的读书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到了20世纪初，邓实则形容那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7）在这种“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8）的时代狂热中，鲁迅是少数能够冷静而敏锐地思考的知识分子之一。

“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9）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革新至甲午海战失利其实已宣告破产，况且“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10）鲁迅断然指出此非“根本之图”。有研究者认为，“西方和日本已到了物质文明烂熟的时期，而我们还是正欲起步的阶段。西方要‘非物质’，不悖情理；而我们‘非物质’，则似乎有些过于超前。”（11）这里我们要细加分析：鲁迅回溯了西方“最近思想”，认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12），故而“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13）“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显然，鲁迅对于物质是一种肯定中的否定，“非物质”是不满“志士”们仅醉心于器物变革，是他对全盘西化的社会风气的反拨和抵抗。

倡革新制度者又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14）鲁迅一语揭破热心于前二者之人的私心，指出立宪国会“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15）不禁悲叹：“古之临民者，一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16）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表明此路不通。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7）“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8）“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9）在鲁迅看来，立国的根本在于立人，立人则应立心。社会的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立人则在于启蒙，张扬其个性。 （二）个人―自觉―

鲁迅把唤醒个人的希望寄托在“超人”或“英哲”身上：“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20）然而“人群之内，明哲非多”（21）“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22）

如此，“个人”与“众数”似乎两不相容，但从“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3）看来，我们当即明白鲁迅不是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想通过个体的自觉达到“群之大觉”。亦即，“任个人”最终的结果不是“排众数”而是“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而中国亦以立”。

鲁迅的个人与“自觉”紧密相连。“自觉”在其文中似乎是丰富多义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词本身包含着发现“主观之内面精神”的过程感，“内面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24）自明物，个人对作为个体的“自觉”体认表明现代主体意识的萌芽。 个体作为“个”的自觉隐含着非从属的意识。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认为仅强调“自觉”还未真正获得主体性，因为“他虽然确实摆脱了过去自己深信不疑并且埋没于其中的‘被赋予的现实’，但他是被作为‘新的权威’的新的‘思想’和‘普遍真理’所占有（不是所拥有），他不过是委身到这一边来，并且从这里对过去置身于其

中的旧社会及其价值观进行批判而已。”（25）只有“拥有”亦即“”，将其作为个人精神自由的产物而非信奉的理想时才是真正的“自觉”。鲁迅对国民与世界人“泯于大群”的批判正基于此。 （三）斥“志士英雄”之伪

“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26） 不破不立，鲁迅对当时“破迷信”的“志士英雄”进行猛烈的抨击。这些所谓的“破迷信者”“特于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乃独函胡而不与之明言，甚或操利矛以自陷。”有真知者少，看似先进的主张掩饰不住为稻粱谋的私欲。鲁迅不禁感叹“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而大声疾呼：“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27）。

驳斥伪士与立人乃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方面。中国伪士之多，既在鲁迅意料之中又在其意料之外，他既感到“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28）又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感到寂寞悲哀。（29）《破恶声论》开首两句均以“寂寞为政，天地闭矣”作结，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充斥“伪士”的国土深深的忧虑与“人”之少的孤独无应。 三

鲁迅这组文言论文从逐渐为研究者关注到重视，其早期思想得到了较好的研究。不过，有些研究者把调子起得很高，鲁迅俨然成了当时的思想巨人，以致我们有一种错觉，仿佛鲁迅从留日时期开始便长着同样一幅脸孔。事实上，虽然日后鲁迅某些思想已在此时期已经萌芽，但从清国青年留学生到“文学家、思想家、家”鲁迅，有着更加复杂的发展变化，这已无需赘言。 今天来读鲁迅早期的这些文言论文，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时跳跃出来，这是因为其中包含某些贯穿鲁迅一生的东西，其时鲁迅之为鲁迅的某种特质已经十分明显。这并一定是指这些论文

达到了怎样的高度，重要的是，怀疑、抗争、和对国民性的批判等可贵的精神开始出现并一以贯之，成为时代以及后世最可珍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