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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帝王画家”赵佶与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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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帝王画家”赵佶与美术

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由于哲宗没有子嗣,故当时掌权的向太后和大臣商议后决定立赵佶为帝,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五年的帝王生涯。至1125年,金兵大举侵宋,徽宗不敢抵抗,慌忙传位与儿子赵桓,即宋钦宗。但大局已去,1127年4月,金兵俘虏了徽宗和钦宗及皇室贵族三千人北去。1135年,徽宗病逝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宋徽宗赵佶即位前几十年,整个宋朝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到他继位时。政权更是飘零摇曳,由此他内心积聚着无限的苦闷和忧郁。艺术创作就成了主要的发泄的渠道。

暂且不说徽宗在政治上的失败。有人说赵佶血管里流着的是诗人、是文士、是画家的血液。若单说绘画方面,他确实是北宋后期画坛领袖。他以皇帝之称亲手实践,使绘画的地位得以极大的提高。北宋初创立的画院在他手上臻于新盛,“益兴画学,教育众工”。而且读书不再是唯一的做官之途,画画也行。同时赵佶因于自己文化素养之高,引书入画,倡导诗情画意。在画上题诗是始自赵佶的,而他所出“野渡无人舟自横”、“踏花归来马啼香”诸如此类诗画相融的考题也成为千古美谈。我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画形成融诗书画印一体,这一独特奇魄的民族艺术形式要归功于赵佶。在赵佶的举持下宋代的绘画分科渐趋明确,“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工作,很多古画便是赖此时院画家临幕得以传世,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赵佶有高度的艺术鉴赏和创作能力,《雪江归掉图》、《芙蓉锦鸡图》等都是既不失传统而又自成新意的佳作,而我们更不应当忘记天才大画家王希孟正是赵佶一手培养出来的。当然赵佶才能非止于绘画,如自成一格的瘦金体书法亦是前无古人,作为一个艺术家,赵佶则可并肩于顾陆。

北宋的皇帝自宋太宗起就没有一个不爱字画的,多年来宫廷采取各种手段到处征集字画,搜罗画师,到宋徽宗的时候,“翰林图画院”已经经营了一百余年,宫中收藏的字画

早已超过盛唐,多达几万件。当时的京都汴梁艺术家云集,连酒肆、茶楼都张挂书画供客人欣赏。北宋书画艺术的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如此丰富肥沃的艺术土壤为赵佶提供了足够的养料。再加上他是一国之君,使得他能全面了解当时画坛的整体风貌,以及各种艺术风格流派的技法,使他能兼收并蓄,借鉴吸收诸家之长,得以完善自己的艺术。

在绘画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徽宗无所不画,无所不精。传世作品,约有二十余件,尤以花鸟画更为精妙绝伦。其画风略分两种,一种用浓丽的彩色画成,另一种用清淡的水墨画成,而每一种画法,又各有粗细、工拙、繁简的不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瑞鹤图》。政和壬辰(1112)年正月十六日下午,端门上空忽然飘来一团祥云,接着二十只洁白的仙鹤盘旋上空,其中有两只分别立于殿顶鸱尾上,其余的翱翔飞舞,悠然从容。这幅画构图很有特色,一般的花鸟画很少用栖阁或其他建筑物作为配景。赵估之所以选择宫殿脊一角作为环境手段来表达他的意图。封建帝王的宫殿是京城核心建筑群,正殿之脊又是宫殿最高点,雄视全城建筑,以此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画幅中,正殿鸱尾置于祥云缭绕的蓝天之中,鹤舞云绕,瑞气风生。瑞鹤环绕宫殿飞翔是吉祥之兆。表示他的统治是永恒的,是天意。此画被誉名为宋画中扛鼎之作。他的绘画思想受苏轼的影响。但在花鸟画的技法上却是通过吴元瑜的传递,接受崔白的画法,并扩大到画院的画师中,形成一种清新的艺术风气。他的《芙蓉锦鸡图》,《鸲鹆图》,《柳鸦图》卷,《枇杷山鸟图》册,等一类的水墨淡写,野趣横生,已脱富贵雍华的气息,而立简淡悠远之意。

如果单单看绘画上的成就,便给徽宗“画家皇帝”之号,那却是过誉了。他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书上最具有考究价值的却莫过于因他而冠名的“瘦金体”。“瘦金体”本为“瘦筋体”,以“金”易“筋”,只是人们对赵佶“御书”的珍重。在创作“瘦金体”之初的时候,当时年轻的赵佶,才情横滋,风华正茂,而且又是未来的一国之君,既骄纵又矜持,

既放逸又束敛,这一切用在书法上就造成了咄咄逼人的“瘦金体”。其代表作有《瘦金书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贴》、《夏日诗贴》等等。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便是徽宗的“天下一人”之号。在这里我觉得它体现了两个方面。首先,在中国古代的绘画史上,像文学创作之初一样,作品都不曾署上作者的姓名,及到北宋后期,赵佶开创了中国诗画、诗、画、铃、印相配合的先例。而赵佶则是敢于在画面上的主要位置题写诗、字、铃印。画纸的一边写诗歌,一边作画,所以说,赵佶是大胆开创中国诗画的“天下一人”。其次,“天下一人”是指赵佶在给画面签押的时候,创造的一种独特的署名方式。这四个字以“巧”和“简”为主,又融合了他那挺拔秀丽、职逸犀利的“瘦金体”,使得它与画风辉映。诗、书、画、印,一体,增强了书法和绘画的表现力,使之成为了一门综合性艺术,正因为如此,才有中国今天的艺术奇葩。

除此之外,徽宗建立画学教育学生,提高艺术质量,这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一次重大实践,是系统地进行美术基础训练的开始。崇宁三年(1104-1107)开设“画学”这个科目属于国子监的太学,到大观四年“画学”又并入“画院”由画院代行领导,是一所培养高级绘画人才的皇家美术学院,是艺术教育史上的一个首创,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由此可见中国的艺术教育,远在宋代就超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历史上忘国之君分有才和无才两种,无才者如刘宋前后废帝之荒淫无耻、东汉献帝之懦弱,有才者如南唐后主之文采飞扬妙动千古,明季崇祯皇帝之殚精竭虑而独臂难撑大厦之将倾。宋徽宗赵佶便是属于后者,即有才但却是亡国之君。正如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书中所说:“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画家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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