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马湖作家群形成的文化渊源
以儒佛道为主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现代知识分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在近现代转型时期形成的白马湖作家群，思想观念中融入了现代理念，但考察其文化接受渊源，依然不难发现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可以从他们对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对佛家文化的皈依与认同，对崇尚自然、沉默避世的道家文化的相通中得到印证。
在20世纪20年代，在浙东白马湖畔形成一个以夏癆尊、丰子恺、朱自清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研究者命名为“白马湖作家群”①。这个群体成员未曾结社，也没有提出过共同的文学主张，可无论是为人、为文乃至其创作的艺术风格，都显示出惊人的一致。他们大都显现出清淡平和、质朴纯净、至情至性的品格，其作品则清隽平淡，朴实无华，且都与现实人生紧密相关。他们坚守艺术，不事张扬又脚踏实地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对中国新文学建设贡献颇多。这个作家群体的共性特征如此鲜明，其形成是缘于怎样的共同文化渊源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是由传统积淀而成的一种普遍性精神，是“无数同种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残存下来的沉淀物”[1](P441)。白马湖作家群之所以形成诸多的文化共性，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其意识深处有着同一的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尽管“五四”前后，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中国文学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构成对传统的某种悖离与叛逆，但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地的作家们无论是价值观、审美观还是思维方式都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2]白马湖作家群亦然，他们自觉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努力使现代观念与民族传统相适应。他们主张爱与美的教育，重视人格教化，崇尚自然与和谐，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体认。朱自清认为：“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有如海格尔所说‘凡存在的总是有道理的’。我们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一味地破坏传统是不公道的”[3](P206)丰子恺也说过：“我国原有至高无上之精神文明。今后只须保住勿失，同时努力提高物质文明，使不落人后。”[4](P154-155)可见，他们对保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比一般作家更深刻的认识，这才有他们对传统的更自觉的接受意识；唯有如此，才会以群体的方式显现出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创作实践。
综观白马湖作家群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认知、吸纳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明显可以看出其接受的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和精粹部分。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以儒佛道为主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文人，它们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三大主流形态，但此“三家”又共同存在于在中国文化之“家”中。白马湖作家对儒佛道“三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虽然他们在“三家”思想中融入了现代理念，但依然不难发现其文化思想的接受渊源。
一、积极入世：对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提倡积极“入世”的精神，要求知识分子确立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便是他们认同的理想人格模式和行文规范。“五四”前后，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侧重在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道德方面，儒家文化中的“入世”精神并没有被扬弃，倒是同当时普遍流行的“为人生”理念相暗合，因而依旧为许多知识分子所遵行。作为刚刚从传统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白马湖作家们不能不在儒家的空气里呼吸，必然会对儒家思想作有选择的吸收，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也肯定儒家“仁义忠恕”、“庄敬诚实”、“注重实践”的精神，主张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消化一番，遍布在血肉骨髓里”[5](P278)。透过他们的言行，不难看出，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信奉仁爱、注重修身等品性已内化在他们的人格规范和行为实践中了。
(一)“仁者爱人”，关注民生疾苦
“仁者爱人”，是孔孟思想的精髓。在儒家的理想境界世界里，王者要施行“仁政”实施“王道”，使所“颁白者不负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儒家的这一文化思想对生当忧患、“哀民生之多艰”的现代知识分子亦有感召力。生存于患难之世的白马湖作家一直关怀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命运。他们虽然不如许多“五四”作家那样对旧文化取猛烈的批判态度，也没有像后来的很多作家那样采取激进的姿态，而是用温和的态度来审视传统、看取社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关注社会、批评人生，同情苦难的人民。他们总是秉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和爱憎分明的态度，竭力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和不合理现象，为民立言、为民请命，显示出关注民生疾苦的“仁者”风范。
如，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人物夏癆尊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之作，有《闻歌有感》、《对了米莱的》、《命相家》、《知识阶级的运命》、《流弹》、《一个四川来的青年》等，其名作《钢铁假山》一文，痛斥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更体现了他关注民族危亡的爱国情怀以及疾恶如仇的品性。夏癆尊对世事的关注、忧虑，反映了他文学“为人生”的现实态度，而从深层看，恰恰显示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世”的行为特征。朱自清以擅写绘景状物、表达人间至情的散文著称，但其创作也有关注世事，积极入世的一面。他创作于白马湖期间的《血歌》、《给死者》、《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执大记》等文中，就以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强烈义愤，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为底层人民鸣不平，甚至直接与反动政权对垒，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可贵胆魄与骨气。朱自清是温和儒雅的，或者说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儒士”，他在“民生多艰”时敢于为民请命，也可说是深得儒家文化的精髓。
与白马湖作家群其他同仁相比，丰子恺可谓是最具佛心的作家。但儒佛本身就有相通之处，丰子恺的思想底色中也烙有深刻的儒家印痕。他早年就接受仁学思想，憧憬“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后来，又在《全人类是他的家族》一文中表达了视全人类为一家的大同思想。他既有出世的、超然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一面，也有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爱憎感情的一面。随着他对现实关注程度的加深，其“入世”一面也不断加重。但到了抗战时期，面对暴敌入侵，丰子恺已由佛教“居士”转而成为抗敌“斗士”，
接连写下《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中国人就像棵大树》等犀利的抗日文字。在这些文章中，他直接用儒家“仁政”、“王道”思想日本侵略者，明确表达了“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则勿毁之已》)；坚信“仁政”必定战胜“”(《杀身成仁》)，认为孟子的“仁政”思想“好像是为今日的世间而发的”，确信“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孟子的”(《漫文漫画·最后胜利》)，其对儒学的认同和坚执信念于此可见一斑。
(二)“温柔敦厚”，追求理想人格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白马湖作家们十分注意修身养性，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和健全。他们秉承“温柔敦厚”的儒教，怀和风、守中气，重礼仪、持节操，坚持骨与节，努力做至真至情的有节操的“狷”者。作家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力求通过自己的人格去感化学生，感染读者。朱自清的许多散文篇章都表达出了儒家注重修身、要求独善其身的思想。他反省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者，完全出诸一片至诚：“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于是，他找到了一個文人“姑作安心地过日子”[6](P233)的道路，脚踏实地、严肃认真地做着有益于人类的文化教育事业工作，可谓情真意切，显示出其处世认真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