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陶瓷艺术的发展

日本陶瓷艺术的发展

现如今，陶瓷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经过各国的改进，拥有了独特的当地文化。那么，你知道日本陶瓷的发展吗?以下是有店铺为大家整理的日本陶瓷艺术的发展，希望能帮到你。

日本陶瓷艺术的发展

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朝鲜是日本陶瓷之母，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

一、绳纹、弥生与古坟时代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

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

弥生土器是古昭藏博士在东京市文京区本乡弥生町最先发现的一类陶器，以地名命名。在考古上定为弥生式文化时代，系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六七百年间制作的陶器。

弥生陶器也是徒手捏制，烧成方法与绳纹式陶器相仿，露天烧造，比绳纹陶烧结温度高，约800℃左右。绳纹式土陶器多为黑色，而弥生式土陶多为褐色，有的呈很美的红色。

从绳纹陶到弥生陶，古人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型的日趋洗练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中叶称古坟文化时代。四世纪后，中国大批居民移居日本，使汉字、中原文化和佛教传入日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土师器和埴轮。土师器为淡褐色薄胎，纹饰简单，用于上层贵族丧葬的祭器。埴轮即土陶俑，也是古代日本人神秘信仰的陪葬之物，其中有男像、女像、家具、武器、船等泥塑，并往往在这些造型中增添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鸟、兽、鱼等动物塑像，造型十分生动。 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并且从中国引进还原焰烧制方法，温度高达千度以上，可以大量生产。这样的须惠陶确实是窑艺飞跃发展的证据。

二、奈良、平安时代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的先进文化。612年圣德太子故后，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臣，每次都有不少留学生和僧侣随行。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

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朝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器釉以铅为熔媒，氧化铜和氧化铁为呈色剂。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

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平安时代的中期神秘的奈良三彩以及低温釉烧制技艺突然中断。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奈良三彩为皇室、寺院特殊专用品，加工精细、器壁薄、重量轻，制作手法不熟练。器型单纯，且以使用为目的，双面施釉，不渗水。这明显区别于中国唐三彩器内无釉且都是冥器的特点。

三、镰仓时代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

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

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初代藤四郎姓藤原，名景正。贞应二年(1223)随遣宋使道元禅师来中国，在浙江学制陶，至安贞二年(1228)返日，在濑户村安居并开始制陶，这也是今日闻名于世的濑户烧的起始。藤四郎陶器为茶褐色有釉陶，初始有简单印花，后期发展到印花、刻花等多种形式，制作出各种瓶、壶(罐)、四耳壶、香炉和犬(犬俑象)等。

四、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中世纪日本陶窑出现著名的“六大古窑”，即濑户窑、常滑窑、信乐窑、越前窑、丹波窑、备前窑。从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六大古窑分别成为各地的制陶中心。

五、安土桃山时代

1586年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晚年住桃山城，故称安土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l592年、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均以失败告终，史称这两次战争为文禄·庆长之役。这两次战争虽然失败，但在返回途中虏俘了大量朝鲜人归国，其中陶工数量不少，这些人到日本之后迫于生计而开始从事制陶，促进了日本国内制陶业的发展。 濑户系

由于濑户地区连年战乱，陶工外逃，加上临近的岐阜县多治见市周围发现优质陶土，因此陶窑迅速增加，以美浓为中心成为新的制陶中心，产生了黄濑户、濑户黑、志野、织部等一系列新的品种。 桃山时代作品以菖蒲手黄濑户为代表，志野是日本国内首先制作的白色陶器，其意义深远。受当时输入朝鲜李朝白地铁釉绘纹样的启发，制作志野的半透明釉药和蜂窝状的结构以及铁釉药绘纹样，都是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

织部烧比志野、濑户黑产生晚，古田织部对日本陶艺界影响不仅限于美浓，还应包括伊贺、丹波、信乐、备前、唐津等窑。 朝鲜系

西日本的制陶主要在九州，除室町以前的须惠器烧制之外，也烧制具地方特点的陶器。文禄·庆长之战后，李朝陶瓷器对本地影响最强，丰臣秀吉虽然征战朝鲜失败，但收获是陶艺和陶工的大量引进，所以有人说这场战争是陶瓷之战。大量朝鲜劳力虏回，使唐津地区制陶业迅速发展。

唐津烧初期是朝鲜陶工按李朝方式制作，原料由朝鲜运入，后在唐津附近发现陶土，以此地为中心先后建成窑场l30处，总称唐津烧。当时代表作品有奥高丽茶碗、绘唐津、朝鲜唐津、斑唐津等一批珍贵品种。高取烧、上野烧、小代烧、萨摩烧等也均为朝鲜陶工参与建筑和发展的窑场。

文禄三年(1594)在朝鲜之战佐贺藩归化的李参平(朝鲜陶工)于元和二年(1616)发现磁石矿，并于天狗谷筑窑，在日本国内首次制瓷成功。这件事在日本陶瓷界意义十分重大。与濑户的藤四郎有釉陶器、柿右卫门彩绘一起称为日本陶瓷史上的三大。白瓷施透明釉，釉下多青花纹样，从中可看出李朝的影响。 在李参平白瓷烧制成功影响下，有田制瓷业迅速发展，很快形成西日本的制瓷中心。有田烧的品种也由李朝白瓷增加到染付(釉下彩)、锦手(彩绘)、染锦(釉下、釉上彩结合)和青瓷。受中国进口彩绘瓷器影响，有田柿

右卫门苦心研究，终于试验成功赤绘技法(釉上彩绘法)。柿右卫门是日本彩绘的始祖，至今已传十三代。

宽永五年(1628)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在有田岩谷川开窑，后产生精美的色锅岛瓷器，色锅岛瓷器图样用黑线双勾描画，产品不外售，次品全部毁掉。由于坚持分业制，制坯、彩绘、烧成分头进行，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所以不但形成自己独有风格而且经久不衰。

六、江户时代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掌握大权。1603年获封征夷大称号，在江户开设幕府。 进入江户时代，全国窑场已达二千家以上。以京都为中心的京烧，在野野村仁清出世之后，逐渐成为全国陶业中心地。

明历三年(1657)仁清彩绘问世后，引起轰动。仁清特有的彩绘作品和独特风格，确立了京烧在全国陶业的主导地位。在其后其弟子尾形乾山及其弟光琳合作，名品不断问世，京都五条坂南北两侧分成两大流派，形成粟田烧系和清水烧系。京都粟田烧以彩釉、彩画描金擅长，最初的御菩萨烧、锦光山宗兵卫、宝山文藏、带山与兵卫、岩仓山吉兵卫等均属于此。

清水烧则以音羽烧、清闲寺烧、音羽屋九郎兵卫、茶碗屋六兵卫为主，出现了清水六兵卫、高桥道八、和气龟亭、水越与兵卫、斡山传七、清风与平、清水藏六等大师。除此之外，相马、益子、真葛、赤肤、明石、尾户、闲谷、高松、现川等窑也都同属于京烧范畴。

德川幕府后期，以京都为中心茶道风行，全国各地名士相聚，茶道用青花茶碗需求大

增。此时期以来清水烧青花制品大量生产。产生名人青木木米、仁阿弥道八等大师。

七、明治维新

1853年美舰开入浦贺港。翌年日本在武力压迫之下被迫开国，1868年与美、英签订了商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入侵。同时在“尊王讨幕”旗号下迫使德川庆喜下台，奉还大政于天皇。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建立新。改东京为首都，年号为明治。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的集权，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

进入明治时代由于维新改革，藩窑没落，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制陶业向输出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由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聘用专业人才，尤其是聘用德国化学家瓦格耐尔(G.Wagener)，给日本陶瓷业发展和与西方交流以巨大促进。日本国内陶瓷业也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迈进，窑的结构由小型向大型转化，燃料也由烧木材向烧煤、天然气和电力方向改进。陶瓷业向传统陶业、海外输出和观赏用陶艺三个方面分化，并按各自方向发展。

八、大正与昭和时代

此时期的陶工们根据不同情况，以艺大出身的人为中心组成了日展系，传统工艺者组成日本工艺会，同时还有现代工艺美术协会。此外，还有民艺派、走泥社、新匠会等许多协会和俱乐部。

近世出现了板谷波山、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河井宽次郎、金重陶阳等一代名师。生产民艺品和土特产品的窑场近年兴起，作为有名陶艺家有益子烧的浜田庄司，水户的城

户夏男，佐野市的田村耕一，在东京周围还有加藤土师萌、宫之原谦、安原喜明、井上良斋、唐杉涛光、吉贺大眉、井高归山、川濑竹春、土肥刀泉。濑户方面志野烧的荒川丰藏、加藤景秋。织部、黄濑户风格的加藤唐九郎、加藤舜陶、河本五郎。京都方面以乐家十四代传人吉右卫门开始，除永乐善五郎、清水六兵卫、三浦竹泉、伊藤陶山、高桥道八等世家之外，还有楠部弥一、石黑宗磨、森野嘉光、浅见隆三、伊藤翠壶、宇野三吾等三百名以上名陶艺师。

日本国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

日本陶瓷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演进

瓷是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见证，集中体现了它对外来文化的吸取性、混杂性、创造性，在吸取中国陶瓷技艺的同时，融合岛国文化，烧制出独特的青花瓷和彩绘瓷，重视内在的高雅甚于外表的辉煌，雅、衰、寂概括了太和民族的美学特征，正是这种略带伤感的美孕育了日本的茶陶艺术，从工艺到艺术再到茶道，日本陶瓷蓬勃发展。

1、 日本吸收中国陶瓷文化的背景

早在汉武帝时期，日本通过中国设在朝鲜的乐浪郡与中国贸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六世纪末，推古天皇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向隋朝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日本的奴隶制正在瓦解，对唐朝极为赞颂，导致了大批的遣唐使和外交使团兼营朝贡贸易。十二世纪进入贸易的鼎盛时期。

宋代，由于航海造船技术和气象知识的进步，交通远比唐代安全便捷，往返人员增多，主要是商人，其次是佛教僧侣，后者在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到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尽管无官方关系，但对赴日贸易，仍持保护和一定程度的鼓励。

中日贸易的商品有珍珠、琥珀、丝绸、陶瓷、茶叶、金、银、铜;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侨居两国的商人越来越多，僧徒频繁交往促进文化交流。镰仓幕府时期，商业发展使得不少城镇繁荣起来，京都和镰仓都聚集了许多专业商人和手工业者，从事手工业的陶工为了能直接学习中国陶瓷生产技术，被日本历代派遣到中国学习制陶技术，回国进行传授，与太和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陶瓷作品，使日本陶瓷跻身于东方艺术之林。名僧荣西两次来中国，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有《吃茶养生记》二卷，宣传茶的作用。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中国施釉陶器和硬质土器大量传到朝鲜，日本通过学习朝鲜制陶技术，间接接受中国陶瓷影响，绳纹陶和弥生陶造型日趋洗炼和中国化，从弥生陶可以看到中国纺织品和金属器皿的痕迹，生产须惠器。五世纪中国陶瓷技术传入日本，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引进还原焰烧制，须惠陶技术迅速普及，须惠陶的功能和用途也发生变化，器型饱满鼓腹带足，反映了唐代艺术特征。奈良三彩陶瓷仿“唐三彩”而成，由绿、褐、白组成，可谓天平胜宝时代的精华。定窑的白瓷、越窑青瓷、长沙彩纹瓷成为日本陶瓷的标本，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珍品。

对中国陶瓷的渴望成为太和民族力图仿制的动力，烧制与中国陶瓷媲美的陶瓷是奋斗的目标。跟随高僧道元和荣西的工匠从宋朝带回制陶技术，打破了平安时期的停滞状态，镰仓时代为日本的陶瓷之国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濑户加藤四郎”将中国的陶瓷技术传到日本，被尊为“陶祖”。公元1000年开始，日本出现了著名的濑户、常滑、信乐、越前、丹波、备前六大古窑，成为各地的制陶中心，古濑户具有中世纪的代表性。受中国陶瓷影

响，镰仓初期施灰土釉，粗糙的灰土烧成后在器表残留着折皱形成独有的特色，中期施真正的釉料;烧成后呈淡黄色，使用匣钵避免落渣。江户时代的幕府保护了陶瓷手工业发展，迎来了日本陶瓷史的黄金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又称“陶瓷战争”，失败撤退时挟持大批朝鲜陶工到日本，归化陶工李参平受封建领主的保护在九州及周围创建康津窑、高取窑、上野窑、萨摩窑，在有田发现了制造瓷器的原料，并成功地烧制出瓷器。初期的作品是仿制景德镇民窑的瓷器，特别是仿粗制古青花瓷很多，以后逐渐形成日本式的风格。中国民窑生产进入旺盛时，引起东印度公司的注意，1650年贩运到欧洲进行贸易，公1659年就订购56700件，有田窑以仿制中国产品为主，特别是“克拉克”瓷标有欧洲东印度公司字母“V.O.C”，大有取代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之势，但1680年中国政局稳定，外销瓷仍遥遥领先。

彩绘瓷创始于1670年，乳白色的底上纤细地描绘花鸟图案，以其精致的魅力打入欧洲市场，十八世纪有田瓷生产组织逐步完善，其“染锦手”彩绘瓷将青花与五彩结合，配上金彩，色泽绚丽豪华。作为江汤末期文化象征的日本青花瓷得到空前发展，瓷器代替陶器，漆器、金属器皿，成为诸候互相赠送的礼器以及人民生活的必需器。

2、 融合中国陶瓷技术的日本青花瓷和彩绘瓷

日本把青花称为“染付”，大概起源于“蓝染”、“绀染”，与染织色调相似之故，青花描绘着中国古诗的意境，渗透着太和民族的艺术情感，蕴含着淡雅幽远的东方美学的情怀。

1511年，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太夫到景德镇学习求艺，回国后创办伊万里窑，改名伊藤五郎太夫祥瑞以表示对中国的怀念，并按照景德镇烧造青花瓷的方法，掌握了青花料的运用和烧成温度，还模仿景德镇烧造大件青花瓷，并形成了祥瑞派。天狗谷、白川谷、

稗古场等瓷窑仿制中国的青花瓷，通称“初期伊万里青花瓷”，此后到宽永年间，中国明末的青花瓷不断通过海路运到日本，肥前青花瓷受中国影响更大。柿右卫门也曾来中国学习，他所用的青花瓷受中国影响更大。柿右卫门也曾来中国学习，他所用的青花色彩比较清闲，画工细腻，所绘翎毛花卉很细致，纹饰构图疏简，与雍正青花画意雷同，笔法勾画平涂，以浅托深，阴阳互现，立体感强，还有仿万历景德镇青花的瓷器。日本在器物的造型、釉色的青白、色彩的运用方面都很成功，比如八仙中的吕洞宾飘逸潇洒的形态很接近日本画风，因而容易摹仿，器物多为玉春壶、多角形盘。芙蓉青花瓷，明末清初为景德镇民窑烧造，在器物的画花鸟，边缘多为框格，以芙蓉花纹为主，由于深受欧洲人的喜爱大量出口，日本的有田仿造得较为成功，造型较薄，器物描绘大型花鸟图，外侧分为八个框格，画上芙蓉或在相连的地方画上当时欧洲流行的彩色画，主要有大盘，长颈壶，酒瓶等。肥前窑从品种样式都变成中国风格，采用分割构图，并有底纹，在原来李朝样式中加入中国纹样，以绒纹、字纹、花草纹为主，除了生产白瓷青花，还有青瓷青花，天目青花，并出现篦纹、锥纹等刻划花和浮雕，吹墨等新装饰。中国青花纹样在日本普及，画面主要有中国的山水、动物、人物、呈堇青色调。

日本青花瓷使用的釉下颜料称为“吴须”或“唐吴须”，产于中国云南的吴州，从中国进口回青或土青，因数量有限极为珍贵，没有中国青花那样艳丽，仅仅是淡淡的色调，江户早期青花颜色灰暗、浅淡，深蓝则有褐斑，画风古朴，粗细兼备，笔法雄劲奔放，有天启、崇祯风格，多是一笔勾画并绘有轮廓，描绘人物的高发和服饰装束具有日本风格。江户中期青料含有许多不纯物，多用于生产日用杂器。江户后期，从京都诸窑到北部岩手鼻子窑，九谷的复兴吉田屋窑、濑户窑等，几乎整个日本都烧制青花，青花瓷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奥田颖川、尾形周平、永乐保全等人也烧制出典雅秀丽的青花瓷，出现茶陶制品，多是茶道的水指、茶入、茶碗、香炉、香盒、餐碟等，图案纹饰深受清代青花的影响，色调比较鲜俗，俗称“青华手”，永乐保全将中国和日本的风格有机糅进吉祥式样的制品中，奠定了京都青花瓷的基础。

中国陶瓷文化传入日本往往以朝鲜为桥梁，但朝鲜对彩绘瓷并没有产生兴趣，故彩绘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首先传入的是长畸出岛，引起当地封建领主，商人及陶工的震惊，竞相仿制，以中国明末彩绘为蓝本，由有田柿右卫门家族完成，岛国固有的风土人情，生产条件、作者的感情又使中国纹样产生很大变化，配色更加柔和，线描更加纤细，甚至有些文弱，形成日本特色的“赤绘艺术”。主要有肥前彩绘，古九谷彩绘的风格样式，并形成彩绘师职业制度，使日本的陶瓷彩绘色调沉稳，线条刚劲，风格雄健。日本彩绘在形成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走向了样式化的极端，无疑是技术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代日本工艺崇尚纤弱风格的必然反映。

肥前彩绘主要有古伊里、柿右卫门、锅岛藩窑三种样式，以柿右卫门为核心。伊万里初期以中国样式为主，丰满而圆润，盛期则糅合日本绘画、友禅纹样、绘双祗、版画艺术。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伊万里的纹样复杂多变，出现中国纹样，器物几乎是通体装饰，有中间装饰和边沿装饰的区别。通常进行构图分割，再添加地纹、字纹、花纹、禽兽纹样、唐式人物、仕女、风俗画，是锅岛和柿右卫门所没有的。伊万里在保持中国华丽风格中出现更多的是日本纤细的器物类型，除风俗画、山水画、花鸟画等写实纹样外，其它装饰覆盖了整个器物，这既是它的特点，又是它的弱点，给人过于繁缛的感觉。

为力求明末清初的风格，柿右卫门初期保持中国瓷画和图案两种形式，具有日本绘画的风格，其文人画构图往往留出大部分空白，充分提示了瓷器质地之美，中期的绘画和图案吸取古伊万里的装饰样式，日趋繁缛，以致后期图案过滥。总体上看柿右卫门彩绘极富独创性，勾线挺劲多姿，笔法奔放而不凌乱，纹样的轮廓线条极为明晰，色层鲜明而不失丰富，比锅岛彩绘更沉稳。瓷胎与彩绘色调既对比又和谐，即使是“染锦”的万历五彩形式，也决非古伊万里那样艳玉，始终流露着技法的清纯，造型舒展，精巧柔和。其青花彩绘既有中国式的，又有日本工的，还有日本狩野派绘画的形式，以及与锅岛藩窑的交流而产生的“柿锅”样式。品种复杂多样，有藩厅定制的御用品，也有贵族大名的专用品，还

有平民百姓的日用品，以至海外贸易的商品，趣味各异而又风格统一。

锅岛藩窑由佐嘉宗藩直接管理，采取景德镇官窑的组织模式生产，整个江户时期，严格的制作态度和规整的艺术风格始终一致，成型、青花、施釉、彩绘等严格工序代代相传。但技术至上的结果必然束缚了创造性，透过一成不变的规整严格的形式美，给人以僵化保守的形象，其艺术风格精巧、纤细，强调技巧，充满贵族气，勾线拘谨、纹样繁缛、色彩艳丽，让人透不过气来。锅岛纹样由藩厅把原有的陶器纹样移植到瓷器上，也有从江户时代的版画或刊行画本中选取，纹样重复。以红、黄、青三色配调，彩绘艳丽，以青花勾线，再将釉上彩添入青花勾出的轮廓内，形成特殊的绘制技法。京都奥田颖川彩绘深得宋三彩之神韵，以红色为主，淡青浅绿为辅，运笔奔放，构图潇洒。锅岛品种以下型器物和高足平盘较多，这是大名喜好的器物，制作时常常考虑与漆器、染织品，金属制品配合使用的调和。

日本彩绘中最有魅力的是古九谷样式。纹样题材多取自宋元中国国和明清彩绘瓷器，也有取自日本狩野派、土佑派书院绘画和屏风绘画，“狩野探幽格式”的人物画是古九谷特有的风格。此外综合康熙彩绘和柿右卫门的彩绘“鹿与红叶”、“鹌鹑吃粟”、“菊花彩蝶”等。其装饰总在一种既定的构图中描绘多种纹样，盘尖装饰构图丰满，边沿描绘连续的卷划纹或进行分割，在分割的方形空间中交错描绘不同的底纹，盘中心描绘禽兽、花鸟、山水，有时全部进行几何分割，然后在分割的空间布满纹样，常见的纹样类似友禅，丝绸上印染的花鸟、草木、山水、人物等花纹织物，装饰较为繁琐。古九谷的风格主要来自本身的材质，瓷质温润，配色强烈，无论是五彩的配色还是三彩的配色，都能获得材质，纹样和构图的和谐，从而形成独特的彩绘效果。胎土耐火度低，烧成不稳定，釉色白中透黄，制品较轻。

3、 受中国陶瓷和茶文化影响的日本茶陶文化

中国唐朝饮茶普及，特别是江南盛行越州茶碗。茶是由日本遣唐僧传入，开始当作药用，到平安时期兴起喝茶之风《玉海抄》载：承安六年，白河上皇五十寿辰时派人至鸟羽宝库提取煎茶器，因丢失而提取仁和寺园堂收藏的器具使用。仁和寺是宇多天皇创建的寺庙，可能是天皇的遣物，《仁和寿御室御物实录》对茶具的种类和数量均有记载，并区别了青花垸、白茶垸和青瓷，长谷部乐尔和龟井明德认为青茶碗、白茶垸是由中国输入的青瓷茶碗和白瓷茶碗，青瓷是指“青地”日本制作的铅釉陶。《君台观左右帐记》云：陶瓷收藏品是唐宋名器和明初制品，以茶陶为主，首先是茶碗，其次是茶罐、香炉、香盒、杂器等。

桃山时代的茶陶是以“唐物”的中国陶瓷，“屿物”的朝鲜陶瓷为蓝本、在濑户、美浓、信乐、备前等诸窑烧制。贵州文化转向庶民文化，蕴含祥意并有一定程式的茶道使武将和民众都能从中获得精神解脱，逐步摆脱“唐物”和“屿物”的单纯仿制，形成风格独特的“和物”茶器。

广泛收集茶陶、茶器以显示自己权威的是信长、秀吉、家康，他们深得“武家茶”和武家禅真谛，倾心于“幽茶”的境界，常随名禅师坐禅，品茶修性，探求禅茶一味的哲理。茶道由村田珠光创始，把喝茶提高到茶术水平的千利休，以茶道先后侍奉武将信长和秀吉，成为一代宗师，极大地开拓了民族文化性格和日本陶瓷精神内涵，形成特有的茶道观和茶陶观，并以此同权力人物相对抗。千利休首次将阶级的茶道普及成庶民茶道，提倡幽茶，指导陶工长次郎创造“乐茶碗”，以对抗武将秀吉及其以名物茶陶作为茶道中心的恶劣倾向，创造了日常生活中纯粹的茶道。因此，在桃山时代出现的“乐茶碗”是千利休的茶道观在茶陶创作上的体现，向茶道界敲响了警钟，通过“乐茶碗”表现了千利与秀吉在茶道理解上的对立，使秀吉深感不安，但“乐茶碗”的形式非常随意，具有“量感”，“力感”，“净感”，构成茶碗应具备的属性，使来自中国的茶和陶艺孕育了日本风格。茶陶已经从单纯仿造中国陶瓷而转向烧制高丽茶碗，茶会上使用的“宗易形式茶碗”融合

了中国天目茶碗和高丽茶碗的造型，通过千利休设计造型由长次郎徒手捏制，濑户窑在室町末期烧制的茶叶壶、茶罐、天目茶碗已成为茶道流行日本的佐证。

织部不仅是一位武将，更是一位茶人，成为千利休的继承人，改变了千利休的幽茶形态，创新“大名茶”的茶道格式。他较早地接受了西洋艺术的影响，形成了织部特有的豪华而简洁、稳定而流动的审美标准，为茶陶艺术的民族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织部对以秀吉为首的武将、大名迷恋并抢夺中国“唐物陶”、“名器唐物”深恶痛绝，为此指导美浓的陶工制作自由形态的茶碗，茶陶造型受中国影响但又富有日本风格，有茶罐、烛台、烟管、酒具、文房用品、水果盘等未施釉的空白处多加装饰，有力的线描呈现出新时代的审美动向，并用铁釉绘制简朴的纹样，多为线条洒脱的野花、飞鸟、家禽、野菜、果实等，出现了“沓形”、“简形”、“稻草包形”等茶道碗，迎来了织部烧的鼎盛时期，并影响到伊贺、信乐、唐津、备前诸窑。

小堀远洲继承了古田织闻的茶道真谛，毕生努力完成了“大名茶”，确立了“日本风格的茶”，将书道、花道、茶道统一在一种环境中，导向“秀丽古雅”的艺术世界，促进了“远洲七窑”的茶陶发展，七窑指远洲志户吕，近江膳所，本前上野、筑前高取、山城朝日、摄津古曾部，大和赤肤。筑前高取传世的茶罐(茶入)其细腻的胎土本色，高雅秀美的造型，精巧的手工技艺，温和明快的釉色，令人回味无穷，可谓其代表作。

云堂青花瓷是配有云和楼阁，云和人物或云和唐草纹图案的器物。大部分是将火盒转用为茶碗，从宣德到万历这段时期在景德镇烧造，尤其是云堂青花和记三井寺茶碗，价值连城。记三井寺茶碗是因为千利休把记三井寺的香炉转用为茶碗，成为德川家康的御用物，第三代家光特别爱用，致使许多名人盛行举办茶会，后来赐给加贺潘主前田利常，流传下来。日本茶艺家喜欢在夏天的茶席上使用古青花瓷水壶、花瓶、香盒等，以古田织部为代表，而小堀远洲则偏爱祥瑞青花大型器皿。

模型香盒，日本烧香习俗起源飞鸟时代538年佛教传入，烧香可祛除身上秽气，接受佛的，香盒作为盛香的容器传到日本。室町时代佛教与茶道相结合，在大厅正面设有香炉供人焚烧，改善周围的环境。庆长时代茶会上首次出现了陶瓷香盒，以后，千利休命令长次郎烧造，其釉色、装饰模仿中国陶瓷，出现了志野、濑户、备前、唐津等产品。德川初期，崇尚尊重外国制品的思想，中国，交趾等瓷模型香盒取代了漆器及雕物香盒等。

日本王朝文化与中国宋明两代交流的顶峰是室町和桃山时代，揭开了近代文艺复兴的序幕，茶道艺术的普及及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对茶陶制品的需求，茶陶艺术竞相发展，呈现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千利休的“幽茶”导向“乐陶”的世界，古田织部的“大名茶”导向志野织部的茶陶世界，小堀远洲的“秀丽古雅”导向“远洲七窑”的新茶陶世界，不同的茶陶观培育出不同的茶陶艺术，丰富了日本茶陶的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