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论文
题目 ：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
课程名称： 中日文化交流史
班 级： 2015级日语一班
学 号： 2015115271
姓 名： 张臻 任课老师： 徐臻
二〇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以日本的陶瓷发展为线索
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
——以日本的陶瓷发展为线索
1. 引言
之前在本课上课期间做过关于中国工业对日本的影响，发现中国古代的工业对日本影响举足轻重，尤其是瓷器，在比较早的时期就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瓷器甚至于绘画装饰等艺术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还有人论证日本的美学也受到中国古代瓷器的影响。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陶瓷艺术交流历史。中国瓷器隽永典雅，在日本得到传播与发展。并出现了日本陶艺对中国陶瓷风格亦步亦趋的现象。
日本陶瓷也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日本与中国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瓷器文化和工艺开始深刻得影响日本的生活和发展。
直至现代，日本瓷器发展愈发成熟，也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极具盛名的瓷器作品，然而，我们细细窥探，似乎还能看到许多曾经中国瓷器的留下的影子。
2. 早期发展
按照目前考古学界的一种最新看法，日本最早的土陶器，始见于今天爱媛县的久万川变得黑岩洞穴。[1]而且时间是距今12000年，可见日本陶器发展历史很久。此时的陶器后渐渐发展，被称为“绳纹陶器”。之后又有弥生陶器。这时候的弥生陶器有了很大的进步，会借用其他工具将陶器进行打磨，但是这些事前陶器，都是在露天制作成型的，“所用材料仅仅是就地取材的黏土，因而结构疏
松，脆而易碎，严格讲只是素烧土器。完整意义上的陶器制作是在公元五世纪才形成。”[2]以此可见原始的古代陶器技术的不发达。
日本的陶瓷又被称为“烧物”。陶瓷有特定的生产地，有时是当地的一个窑区，称为“瓷”或“瓷器”（烧）。因此比如说“备前烧”指的就是备前瓷器，即日本总西部备前窑烧制的瓷器。陶瓷的历史克尔通过前缀“古”来指代最古老的制品，因此“古备前”指的就是备前瓷器的最早产品。瓷器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他们也有其他特殊用途。在日本众多传统窑址中出土的陶瓷有茶碗、茶缸、酒杯、大小不一样的碗、花瓶和香炉等。日本的陶瓷历史可追溯到中世及近世很久以前的时代。中世之前与亚洲的接触给日本带来了高温烧窑及上釉技术，到中世初期这些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位于当今长屋附近的“古瀬户”瓷器非常出名，是中世早期使用高温上釉技术的典型瓷器类型。中世陶瓷也有雕刻装饰。后来中世的瓷器开始形成日本独有的审美风格。后来兴起的茶器陶瓷尤其如此。[3]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的瓷器初期也是以陶器为主，但是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装饰十分简单，雕刻也是非常少的。上文中提到的“备前瓷”，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备前烧是自镰仓时代起，生产于冈山县和气郡伊部这个地方的陶器，与濑户烧及信乐烧 并列日本现存最古烧窑之一。与信乐烧一样，不上釉的素烧为其最大特色，略带赤褐色的素面质地，是备前烧自古以来的一大特征。而备前烧和信乐烧及南蛮烧一样，在茶会使用前先预先过水，就能展现它原本的清亮美好 ，而备前烧这种过水即美的特色，实在是不可多得。 而复兴古备前烧的魅力的最大功臣，是已故且有「人间国宝」称号的金重陶阳及藤原启， 而继承了这些人的意念的山本陶秀等优秀制作者，今天仍在伊部不停地持续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早期的日本瓷器简单素雅，几乎没有鲜艳的色彩。
3. 中国瓷器的传入及影响
日本的陶瓷或者或陶器是易碎的，如上文所讲到的，然而，“一般认为，5世纪中叶以后，使用窑炉技术、焙烧混杂高岭石土、石英、云母的中国制陶技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奈良时代末期又传入了陶瓷制作和上釉技术。至此，日本才真正形成了完整的古代陶瓷器生产工艺。”[4]所以中国传入
的制瓷技术举足轻重。
唐代是我国陶瓷进一步发展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瓷器品种更加多样化，名窑产品传播广,不仅供国内使用，而且大量销往海外。这一时期,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双方互派使者,贸易的繁荣,使商家有更多的机会互通有无,中国的丝绸、陶瓷等被大量地运往 日本。从目前日本考古情况来看，中国著名的瓷窑如河北邢窑、定窑，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 ，河南巩县窑的白瓷、青瓷、釉下彩绘瓷器、三彩陶器在日本均有出土，出土地点有福岗、奈良、 广岛等地。[5]中国瓷器的繁荣发展，以及科技的发展，推动和日本的贸易与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瓷器发展。九世纪进入平安时代后，越窑青瓷输往日本，越瓷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很密切，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种类多为日常用的碗、盘等餐具。自此，日本的陶制餐具从原先模拟金属品的须惠器、三彩陶器，开始转向模仿中国青瓷制的餐具样式了。
但当时日本人无法烧制出与青瓷媲美的瓷器，他们只是在原来三彩技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中国的灰釉技法，烧制出了灰釉陶器。这些灰釉陶器与越州青瓷相比，毕竟要显得粗粝得多。不过越州青瓷的传入大大拓开了日本人陶器形态的种类。这都说明这是中国传去的大量瓷器，为日本人开了眼界，在瓷器方面，种类有了扩大的可能。
其中，七世纪末，唐三彩开始传到日本，是由当时的遣唐使船只带去的。现在日本已有十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出土品，特别是在奈良的大安寺，一下子出土了三十几件唐三彩。唐三彩的传入，对日本的制陶工艺而言，是一次性的促进。在三彩的技术体系之下日本在烧制时带有与汉族不同的特色。在形态上，它基本上没有神像人俑或马和骆驼等的造型，大多为日常的容器，或是摹仿铜合金佛用器具烧制成的壶、瓶、钵、盘、碗等。在釉色上，它也不像唐三彩那样显得五彩斑斓、华丽多姿，而是更多地敷施了绿釉，整个陶器多以绿釉为基调，显得比较素朴，甚至带些稚气，日本人一直对绿色情有独钟，这可能与日本民族爱好自然有关。目前，三彩陶器藏品最丰富的是集中在奈良正仓院的57件作品，被称之为正仓院三彩，又称为奈良三彩。三彩陶器的出土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寺院、宫殿、
官衙等处的遗迹，近年来也逐渐有从村落的遗迹中出土的，但总体来说，三彩陶器主要是用于国家和贵族等举行祭祀、佛教仪式的场合，壶等器具被用来盛放火葬后的遗骨，与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是有些距离。
宋代我国采用奖励海外贸易的措施，江南造船业、瓷器制造业空前发展，为适应外销陶瓷的需要，出现一大批专烧外销瓷器的瓷窑，外销瓷数量明显增加。日本仍是中国销售瓷器的重要地区，大批宋代到元代的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从考古情况看,日本本州、九州、 四国沿岸及中心地带，出土中国瓷器达数十个县，出土的瓷器有青白瓷、青瓷、黑釉、褐釉瓷器及低温绿釉、三彩等，分别属干江西景德镇窑、赣州窑、吉州窑、浙江龙泉窑、福建诸窑及北方窑口的瓷器。器物有瓶、罐、壶、碟、盘、碗、盆、盒、水注、经筒等。[6]中国更加繁荣的出口贸易扩大了中国瓷器的出口日本，瓷器的种类也越加繁多。
中国瓷器的大量传入，不仅是瓷器的种类进行影响，在技术方面也有极大的积极推动。从日本最原始的简单陶器，中国烧瓷技术的传入，对日本瓷器是一个极大的影响，不可磨灭。提高了制瓷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手工制造业的生产率，日本古代人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室町时代有三个要素促成了陶瓷从功用产品向艺术产品的升华：贸易、技术和化学。日中、日朝贸易的新发展使日本人基础到了青瓷等各种瓷器，新的烧窑技术取得进步，尤其是氧化窑工艺可让空气在烧制的过程中进入窑内，因此火苗更旺，陶瓷也更坚固。最后釉彩有机化学进一步发展，自然釉彩的操作可控性更强，也更精确。美浓陶瓷尤其因釉彩技术而闻名。”[7] 由此可以见得。
明清时期，我国制瓷业进一步发展，制瓷技艺进一步提高，商业繁荣，航海技术进一步发达。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更为密切。长崎为我国船舶赴日的指定港口，中国瓷器特别是江西景德镇瓷器大量销往口本，中国的青花、五彩瓷器对日本瓷器产生重大影响。 除官、私家贸易外，从一件销往日本的瓷器铭文上可以看到日本寺庵向中国订购瓷器的情况。青花云鹤福寿纹四方形器，器上有“大清乾隆十四年春三月既望，江西景德镇殷荣道应日本国如意庵需造”二十九字。此铭文提供了该器物的制作时间、地点、制作者以及为何而造。在外销日本的瓷器之中，如此一目了然的铭文是极为
少见的。中日两国制瓷艺人相互交流学习，可以从很多瓷器中反映出来。[8]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古代发展，以及和中日的贸易往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瓷器的外形以及功能，扩大了日本古代瓷器的种类；
2.根据瓷器的制作技术，提高了日本的制瓷技术，对瓷器进行了加固；
3.根据瓷器上面的艺术创作，极大的丰富了日本瓷器的装饰以及雕刻绘画等等。
下面将以中国青花瓷的传入和日本瓷器后期发展的线索，详细从这几个方行简述。
4. 日本瓷器的后期发展
中国的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元代中期成熟，清康熙朝民间青花瓷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青花瓷的鼎盛期。青花瓷的长期兴盛与中国的审美文化是分不开的。“青花瓷，是一种用天然钴料为色料在白瓷的泥制胚胎上用毛笔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其效果是洁白莹润的瓷面相映了苍翠的青花，犹如宣纸国画般的笔致韵味而富有艺术魅力。”[9]日本把青花称为“染付”，大概与染织色调相似之故，青花描绘着中国古诗的意境，渗透着太和民族的艺术情感，蕴含着淡雅幽远的东方美学的情怀。
明清时期，我国制瓷业非常繁荣，制瓷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时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大量销往日本，中国的青花瓷器对日本瓷器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除了模仿中国外销到日本的瓷器外，日本陶瓷向中国学习的主要途径是派遣陶艺人员直接到中国拜师学艺。这些人回到日本后，模仿中国的制陶规模开窑烧瓷，促进了日本陶瓷也的繁荣。如明代正
德初年五良太浦来到中国，取名吴祥瑞。祥瑞在景德镇整整五年，重点学习制造“素肌玉骨”的青花瓷，掌握了青花料的运用和烧成温度，回国后设立了伊万里窑，大量烧制青花瓷，并铭刻“吴祥瑞”或“五部太夫祥瑞”，伊万里窑成为青花名窑。其器物的造型、纹饰、釉色多模仿中国万历青花瓷风格，这与万历年间外销瓷以多取胜有较大关系。
明代中晚期的官窑青花瓷由淡雅转向浓重、厚重古拙。而由于明代朝廷气数将近官窑趋弱，民窑青花在万历年间大放异彩，青花瓷的绘画吸收了院体画、文人画以及小说中插图的版画等传统绘画，使得青花瓷绘饰呈现出自由挥洒、生动活泼的特点。日本学习了此时的中国青花纹样，并在在日本普及，画面主要有中国的山水、动物、人物。
虽然两者的器形不同，但可以明显的看出日本青花瓷纹饰对明万历年间青花纹饰的模仿。无论是人物纹还是山水纹，纹饰都表现为画面比较繁密，稍显凌乱，画笔洒脱无力等。青花瓷楼阁山水纹大盘的纹饰就如一幅清逸洒脱的中国山水画，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对日本瓷器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明。通过多件器物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日本青花装饰往往比中国要浅淡的多，这是由日本青花瓷釉彩的原料多由中国进口，数量有限，使用起来非常珍惜造成的结果。
在此期间其他日本艺人也都来中国学习过，他们对中日陶艺交流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历代柿右卫门的作品大都仿制明末彩瓷、青花瓷，格调高雅，所用的青花色彩比较清闲，画工细腻，所绘翎毛花卉很细致，纹饰构图疏简，与雍正青花画意雷同。瓷器白釉纯净滋润，胎质细腻坚硬等。布局疏朗，色调明快，为雍正朝民窑精品。
日本所烧制的青花不但汲取了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还将中国和日本的风格有机糅合在一起，又具有日本制瓷的特色。清代，由于闭关锁国，西欧各国无法购得中国瓷器，从而转向日本，伊万里窑继续烧造青花瓷器，并烧造数量可观的外销瓷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陶瓷艺术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对明清时期青花瓷的模仿无论是在器形、质地还是在纹饰上都非常成功，有很多很难区别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这更加证明了中国青花瓷在日本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可以以小窥大，
可见日本瓷器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之大。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青花瓷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得到传播和发展，中日陶艺的交流不单单在技术方面，实质是文化与艺术间的交流与融合，这有力地促进了两国陶瓷艺术的繁荣。现在本瓷器发展繁荣，对日本的茶道等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瓷器走入寻常百姓家，增添了美，日本瓷器在吸收中国的古代瓷器的种种影响后，将本民族的特色，比如绿色，崇尚的“和”，种种融入到瓷器中，看似简单的一笔绘画一点雕刻一个文字，都饱含浓浓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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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渭渠.世界文明大系之日本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5 [5]
冯小琦.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J.收藏家，2009年（9） [6]
冯小琦.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J.收藏家，2009年（9） [7]
（美）威廉 • E • 迪尔.探寻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M.李婷，刘曙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433 [8]
冯小琦.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J.收藏家，2009年（9） [9]
孔六庆著.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12,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