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时，六个班级分为农技（农业枝术）、农机(三机一泵:抽水机、打稻机、手扶拖拉机和水泵)、卫生、政文四个专业，说是为迎合上山下乡。父母得知后，说一不二要我学医。他们最大的理由便是他俩都在县医院上班，父亲任医政处，母亲在挂号室，医生护士个个熟，说是学起来方便点。再说那个年代，听诊器、方向盘是流行手艺，走到哪里都用得上。尤其父亲似乎想起时被批斗的情景，一派家长作风：孩子，千万别当行政干部，那是清凉油，什么地方都可以擦，什么地方都可以抹。还是学一门手艺好。
可我却一意孤行，为了彻底告别令人头痛的数理化，还是选择了政文班，科程就是语文政治音体美，别提有多轻松。一年自由散漫的日子，着实让我尽了兴致。学乐器，搞绘画，练体育，临书法，玩摄影，洗相片，演节目，出尽了风头，真可谓是潇洒走一回。结果呢，高中一毕业统统半途而废，一样也没坚持到底，也就注定成不了气候。如果拿当下流行的考级制，有可能一个都过不了关。
在晥北读书时，除了寒暑假，我们还有农忙假，十天左右。如果不去乡下收割麦子，也可以去相关单位勤工俭学，叫做学工学农。有一年，我们政文班去县医院劳动锻炼，结束时老师要求每人写一篇作文。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分在医药处制剂室，整天和大大小小的瓶子打交道，到处都是泉水叮咚响，嘻嘻哈哈闹了一个礼拜。一天洗瓶子时，我不小心把一个盐水瓶掉在地上摔碎了，吓得我不知所措，急得要哭。当班的大夫并没有责怪我，十分温和地说：小鬼，做事要用心，一个瓶子虽然算不上什么，但是可以看出你做事情的态度。洗瓶子看似简单，却与每个病人有很大的关系，洗得干净不干净是最重要的。学生出来劳动实践实际上也是对你们心理的一种考验。
返校后，大夫的一席话始终在耳边萦绕，我突发灵感，何不以此为素材写篇小说？就这样，第一篇小说《考试》当作作文上交了。没想到的是，在全校勤工俭学总结大会上，那篇《考试》成为优秀作文，公布在校园墙报栏上。那一刻，我的虚荣心一下得到了满足，整天屁颠屁颠的，不知天高地厚。当年的班主任是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的，他对我的褒奖和肯定，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加上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又和校图书管理员混得烂熟，他也给我开后门，也就在那一年里，我几乎读遍了中外文学名著。
因我是独生子女，高中毕业后并没有去农村。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往皖南一个茶场，我便成为国营正式职工。1977年恢复高考，我连续二年冲击独木桥，终因数理化荒废，止步于分数线以外，大学便成了一个遥远的梦。那时才怱然想起父母的教训，一切都悔之晚矣，只能听天由命，写作的兴趣也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转机出现在七十年代未，茶场职工子弟学校教师扩编，茶场为堵住门庭若市的说情风，便从高考落选的前几名职工中选调学校任教，我也在其中，这才把准备还给学校的东西又重新拾了起来，但整天因忙于教学，写点什么一直静不下心来。
1985年，父亲离休易地安置回原籍浙江象山，我便子承父业，荣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干部，便又蒙发写东西的念头。那年月，谁能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印的，哪怕是豆腐块也
好，都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人生大事。在无数次投稿石沉大海之后，1986年《宁波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一篇新闻稿，天呐，等你等了那么久，高兴得我几天没合眼。从那以后，在报社编辑周华生老师的指导下，陆陆续续有新闻稿件见报。转行民政后，在《今日象山》报社余志刚、吴伟峰、吴启超、郑丽敏等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练笔其它文体。在本职工作中，又结识《中国社会报》社（公益时报·殡葬周刊）的主编程新明老师，他又积极给我指导，使我的写作范围又有延伸，数次被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