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要写《游侠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其中的《游侠列传》堪称名篇，不仅是因为太史公首先为游侠这一社会群体单传，同时也对游侠的行为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实际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史记》和《汉书》为游侠单独作传，而班固对游侠的态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也就是说班固认为游侠的行为不符合道德伦理要求，自甘放纵，因此班固为游侠立传是为了匡正礼法，将游侠作为反面例子来警诫世人。司马迁则称赞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直指其为仁义之士。
一、《游侠列传》中的游侠特征及分析
《游侠列传》主要记载了西汉时期的三位游侠，分别是朱家、剧孟以及郭解。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司马迁所选取的游侠有什么共同特点。
首先，门下宾客众多。汉初时期的游侠喜爱召集宾客，其中不乏作奸犯科之人，汉初
著名游侠朱家藏匿了一百多位豪士，另外的平庸之士更是数不胜数；后来的剧孟行为与朱家相似，想必他也藏匿了不少亡命之徒；司马迁用了大量篇幅描写的游侠郭解更是'作奸'，门下所养宾客数量相当庞大，无论是本地还是临近地区的少年侠士常常在夜半之时到郭解家请求做他的门客，数量是'十馀车'。西汉游侠的养士之风是战国风气的遗存，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广泛招纳人才，贵族也形成了养士之风，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西汉，在汉初以诸侯国为胜。诸侯王势力衰微后，养士风气集中到京都，例如汉成帝时期，有外戚王氏'宾客为盛'。西汉的游侠也不免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第二，游侠通常仗义轻财。朱家自己的生活较为贫困，衣食住行都到了十分简朴的程度，但尽管自己生活不富足依然坚持帮助弱小，而最能表现他轻财品格的是当他曾经帮助过的季布地位变高之后，他选择终生不见季布，可见他对于财富没有丝毫的贪图；剧孟死后家中没有多的财物，可见其行侠绝非以敛财为目的；郭解也'厚施而薄望'，尽力帮助弱小但不奢求回报。从游侠的行为来看，他们对于财物是看得很轻的。财物的作用是救济弱小，至于财富对于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被看重的，因此仗义和轻财这两种特质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特征使得游侠成为民间称赞歌颂的对象，在被打压的情况下，游侠风气尤有留存。尽管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是游侠的形象仍然能够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至今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游侠放纵不羁，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游侠行为放纵更多的体现在罔顾法纪，报仇杀人。郭解年少时一旦心有不快便出手杀人，虽然他年长后有所收敛，然而性情依然是'阴贼'。只是因为杨季主的儿子提出让郭解迁徙至茂陵，就被郭解兄长的儿子砍头，然后又杀了杨季主，甚至在宫阙之下杀了为杨季主上书的人。后来一名儒生因为上言郭解'奸犯公法'就被郭解门客割掉舌头后杀死。
游侠放纵不羁、使气任性这一特征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游侠之所
以成为游侠的一个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游侠谨遵当世统治者制定的行为规范，那么在法律并不完善的时代，民间必然将会有更多弱小受到豪暴之徒的欺凌。正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百姓对于社会秩序的期望只能寄托于以'义'为准则的游侠，游侠使气任性所以敢于打抱不平、扶助弱小，因此可以说西汉早期的游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护了社会秩序，符合了广大的平民对朴素的正义的期许和追求。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游侠未能把握好行侠仗义的尺度和底线，因此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对其自身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碍，最终才会被统治者大力打击。同时，逐渐完善的法律制度渐渐取代了游侠的地位，个人的社会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因此，游侠的衰落与自身的特质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后代的文学作品中，游侠常常出现的地点是在'江湖'（通常是法律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之中，而并非政治清明的通都大邑。
二、司马迁游侠观形成原因分析
游侠的社会价值一直饱受争议，从产生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抨击。韩非子首先提出'侠'，但对游侠的态度也是彻底否定，司马迁之后的史家班固、荀悦都明确否定游侠。只
有司马迁的游侠观与其他人不同，那么太史公对游侠的看法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对比班固，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西汉前期盛行黄老之学，并且各家思想依然活跃。虽然董仲舒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根本立场是道家，所以司马迁的思想里或多或少会潜移默化地受到道家影响，这也能解释司马迁为什么能做到'成一家之言'。因而，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并不符合正统思想，被班固批评'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班固处于东汉前期，此时儒家思想已经真正成为正统，班固作为儒生人格的典型代表，受经学浸润自然对游侠破坏社会秩序深恶痛绝。同时他也是在汉明帝的诏令下修史，必然不敢夹杂异端思想，因此作史是站在维护统治的立场。
但是，除了时代背景不同之外，对司马迁影响更大的因素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游侠列传》写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可以推知司马迁是见过郭解的。按照李长之先生的推断，在郭解被灭族之前，郭解曾将自己的外祖父家安置在夏阳（今山西陕西交界的韩城），夏阳正好是司马迁的故乡，司马迁正是在这一次见到著名游侠郭解。郭解在公元前一二六年灭族，司马迁大约是在九岁的年纪见过郭解，或许这位大名鼎鼎的侠者给了当时年幼的司马迁以震撼，让他对真正的游侠有独特的认识。另外，司马迁青年时期有过两次游历经历，因此有机会亲自接触到民间的游侠，这与其他的史官有很大不同。
除此之外，影响司马迁游侠观的还有另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李陵之祸。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司马迁因替李陵说情触怒汉武帝而身陷囹圄，当时所处的境地'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于是被迫接受了腐刑。对于司马迁来说，他一直对自己身体上的残缺耿耿于怀，在《报任安书》中反复提及自己是'身残处秽'、'刑余之人'、'刀锯之余'。这样痛苦的经历让司马迁认识到了周围人的伪善，与游侠的深情厚义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游侠列传》是在李陵案之后写就的，司马迁对游侠的多次赞美也主要是集
中于他们的'信'和'义'的品质，文中提及的'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正是司马迁自己的亲身体会，因此司马迁才会丝毫不吝惜笔墨对游侠大力赞扬。
立足于《史记·游侠列传》对西汉时期游侠的总体特征有一定了解，而司马迁游侠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家学渊源有密切关系，其次则是司马迁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遭遇'李陵之祸'，这两点正是影响司马迁游侠观的最主要因素。总的来看，司马迁对游侠这一群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赞许，因此才决心为这一不被统治阶层认可的群体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