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５卷第６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Ｖ０１．３５，Ｎｏ．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论司马迁的游侠观刘飞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６１００６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８）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树碑立传，并对自己的游侠观作了系统阐发。他将游侠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侠客之义”，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同时，他还提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闻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几个不同概念，对游侠进行类别划分，以明确其外延。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思想范畴属于儒家。司马迁游侠观的阐发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分析其游侠观，对干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司马迁；游侠观；抒情性；影响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２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８）０６－０１０１－０６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产生于礼崩乐坏、征伐兼并的春秋之际，尔后历经战国的叱咤风云、秦朝的蛰伏、西汉的再次活跃、东汉的沉寂、六朝的泛起、隋唐的绵延及宋以后的社会分化等发展起伏及不同存在形态，从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游侠的社会存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从先秦散文到现代新武侠小说，游侠一直在文人笔下走动，并不时扮演着不同角色，从而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因此，可以说，游侠形象业已深深地积存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面，并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关于游侠的认识，历史上有褒有贬。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立传，他通过对游侠的描写及其精神内涵的深刻阐释所表现出来的游侠观具有里程碑意义。分析其游侠观，对于认识游侠现象、游侠文学乃至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司马迁之前，对游侠进行评说者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其观念一褒一贬，两相对立。墨子站在民间立场上，以积极的态度对游侠精神作了充分肯定，认为“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Ｌ２”。任，即任侠。这是对任侠精神实质和内核的精粹概括，意即损己利人。墨子还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所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经Ｌ２７９，意为“干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救他人的急难”¨¨”，也就是不顾一切，扶危救困。而其后的韩非子则是站在人君的立场上，对游侠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侠以武犯禁”［３］五１，４７６，“人臣肆意陈欲日侠”¨Ｍ说’４４６，“弃官宠交谓之有侠”ｆ３】八说＇４”。（有侠即游侠，见梁启雄《韩子浅解》注：“‘有“游’古今音均近，‘有’本作‘游’。）他将游侠的行为特征归结为“以武犯禁”、“肆意陈欲”、“弃官宠交”等等，即是说，凡是恃仗武力违反国家法律或随心所欲、任性而为、无视政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２０作者简介：刘飞滨（１９７２一），男，陕西户县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副教授。ｌＯｌ万方数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令、蔑视朝廷或为了私人交情、朋友意气而不顾职命的人都是游侠。故而，在韩非子眼里，游侠对社会有着极大危害，是祸害社会的五大蠹虫之一，必须予以清除。墨子与韩非子的游侠观念是零星地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的，并非系统地对游侠发表看法，但是着眼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我们认为其观点在当时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对司马迁游侠观念的形成亦不乏重要的借鉴意义。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墨子的观点，并第一次对游侠进行了全面观照。其《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３这是对游侠立身行事之节操风义的高度概括，即其后文所言之“侠客之义”。很显然，其内涵包括一言九鼎、诚实守信的人格，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逡逡退让、不居功自傲的品质。分别从人格、精神、品质三个方面进行界说，表现出司马迁对游侠精神之认识的丰富与深化。以此为基点，司马迁还着眼于游侠的身份和来源对其外延进行了梳理：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齐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穷士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园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５１肆快列传’３１８３。这里，司马迁直接提出了“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称谓，又间接提出“卿相１０２万方数据之侠”、“豪暴之侠”的称谓。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游侠群体有着类别上的深度认识。首先，司马迁是以身份的不同将游侠从总体上分为卿相之侠和平民之侠两大类。所谓卿相之侠是指那些位高权重而又行侠仗义的“王者亲属”。他们身为王公贵族，有的甚至为一国之相，凭借财势豢养宾客，少则数百，多则数千。自谋夫说客、高谈诡辩之士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但有所长，莫不礼遇，并能使他们各尽其能，为君分忧，为国解难。这些卿相之侠的侠行义举，为天下共仰，战国四公子可谓典型代表。平民之侠即所谓“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是与卿相之侠相对而言的，指普通百姓中的游侠。他们没有外在的凭借，完全依仗个人之力行走江湖。就身份而论，他们是平民，生活于民间，身份低微。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因为，他们有本领，一般不用为生计犯愁。比如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即是。其次，司马迁对平民之侠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思考。其一是其区域分布问题。卿相之侠有土卿相之富厚，身份高贵而人数有限，均处社会上层，基本居于朝市。而平民之侠则不同，他们是游侠主体，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且分布极为广泛，有必要作深入分析。故而，司马迁又以居所或活动区域为根据，对其提出“乡曲之侠”和“闾巷之侠”的分类。指出他们或活跃于乡村，或活跃于间巷，因而是有所区别的。其二是本质精神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于“豪暴之侠”在其他游侠面前的对比性思考。司马迁指出：“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可见，司马迁认为，豪暴之侠是游侠群体中业已发生变质的一部分。他们聚帮结派，依仗强力获取财物，欺凌弱小，放纵恣欲。虽然他们也可能做一些侠义之事，但总体而言已成为社会之害，从而为人所不齿。司马迁将其特意列出，表现了他游侠观的客观性。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游侠的本体认识既见全面，又显深刻。而此外，他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变化也有大体的描述。检讨上述引文可见，他依次论道“古布衣“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等等，即是勾画出了一个游侠发展的大致轨迹。虽然粗略了些，却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这条线索不仅让我们对东汉以前游侠的发展有了概括的认识，而且其间之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刘飞滨论司马迁的游侠观“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等等言语也给了我们比较具体的信息，那就是，先秦时期，卿相之侠与平民之侠并存，而在汉代则更多的是平民之侠的活跃。“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豪暴之侠”也主要是针对汉代游侠而言。纵横交互的把握体现出司马迁游侠观的系统与严密，也体现出了一种理性。而在这理性之中，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浓烈的感性氛围，一种由司马迁对游侠的倾心赞美之情所营造的感性氛围。在情感倾向上，司马迁继承了墨子，但又墨子表现得更为激切。他歌颂卿相之侠以其显位雄资“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歌颂平民之侠“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他们“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他们“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他们“功见言信”，其“侠客之义”为世所珍，可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而且，他还从游侠队伍中剔出那些“宗强比周，设财役贫”、“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朋党豪暴之徒，而与真正的游侠英雄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司马迁景仰游侠，歌唱游侠，澎湃之情溢于言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两类游侠，司马迁情感倾向的程度还是略有不同的。他在阐述之中无形地把卿相之侠同平民之侠作了比较，指出平民之侠更难能可贵，更值得欣赏。因为较之卿相之侠，他们做事更为艰难。司马迁对游侠的阐释是完整的、成熟的、也是典型的。但是，他的阐释与现实生活中的游侠形象却有一定出入。在现实生活中，游侠虽然一方面具有救行侠仗义的积极刚健精神和节概风义，从而为人无限仰慕，但是另一方面也具有依仗武力劫掠钱财、恃强称霸立势立威、官府勾结作福乡里、复仇过当滥杀无辜等等背道行为，往往给社会带来危害，为人所诟病。比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卿相之侠”孟尝君一方面礼贤下士、扶危济困，但另一方面又任张意气、施暴立威。一次，他途经赵国，赵国百姓闻其大名前来观看。盂尝君仅因为有些人见他其貌不扬而失望地说了一句“始以薛公为槐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竟大万方数据怒，命随从将一县人全部杀光‘４１盂尝君列传’２３”，可谓残暴至极。汉代大侠郭解行侠仗义，闻名当世，但是他也“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５］游侠传’３７叭。不仅郭解如此，汉代许多侠客都有类似行为。他们为了获取钱财而“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货殖列传’３２７１。大侠原涉因为王游公挑唆茂陵代县令尹公捣毁他父亲的坟墓而将王极其老父杀死，后来又将尹公也杀了‘５】游侠传·３７”。一墓被毁而连及三命，复仇过矣。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不光韩非子对游侠横加指责，后继者亦有其人。如汉代班固即认为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平民之侠“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并感叹道：“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５】游侠传Ｊ６９７。苟悦也认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５８。唐颜师古亦云：“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ｂ】季布纸１９７５。近代章太炎《检论·思葛》也续述韩非子之意日：“法家之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于纵横之辩言，其上则雄桀难御，不可以文法约束者为特甚。故韩非所诛，莫先于务朋党，取威誉。其在蓬莱名堂之间，皆谓之侠”ｏ¨８２。种种指责，并非妄言。现实生活中游侠的一些作为，司马迁不可能视而不见。而他又为什么对游侠给予了如此之美誉呢？可见，司马迁看待游侠，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发掘其精神光彩而予以肯定和弘扬，他更多看到的是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舍己为人、除暴安良等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替天行道性质的正义行为，看到的是这种正义行为给内心不平而又无处申诉的广大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压抑精神的伸张、心灵的慰安和虚幻中的平衡。要之，司马迁所言游侠是理想化了的形象，这一形象已经被过滤掉了种种恶行，展现的是令人感奋、催人振发的侠客之义，一种几乎纯粹的完美。他笔下的战国四公子、侯赢、朱亥、鲁仲连、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季布、朱家、剧孟、郭解等十几位令人扼腕慨叹的形象即是其理想化游侠观之实证。１０３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司马迁撰写《史记》素有“不虚美，不隐恶”之美誉，那么，他对游侠的态度与这一赞语有所背离么？否。我们认为，这与他将项羽列入本纪，将孑Ｌ子、陈涉列人世家等做法是一致的，反映了他个人的历史观，也是他“成一家之言”的生动体现。而司马迁的《史记》欲“成一家之言”，是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正如鲁迅所谓“无韵之《离骚》”也。因此，他所阐发的游侠观念，他为游侠树碑立传的行为也应作如是观。因为《游侠列传》虽为史著，然而选择“不轨于正义”并为当朝所痛而诛之的游侠立传，不能说没有司马迁本人的思想情感蕴涵其中。宋人秦观即认为《游侠列传》是司马迁自伤身世的有感之作，“乃有激而云耳”。他说：“迁之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资财自赎，交游莫救，右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前其愤懑不平之气，元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５０。其后，晁公武、柯维骐、李慈铭、蒋智由等都有类似说法。若结合司马迁生平遭际予以检讨的话，他们的分析应该说是颇具洞察力的。司马迁游侠观念中含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如果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其所抒之情的内质当不出儒家思想范畴。因为，司马迁的思想虽受各家影响，但主要还是尊儒。这一点学界多有认同，不赘。侠与儒在文化表现上往往各有侧重。侠代表的是尚武传统，儒代表的是礼乐传统。侠强调个性的张扬，儒强调道德伦理对个性的制约与引导，所以，二者常常显得互不相容。然而，从侠与儒的深层人格构造来看，他们又存在着诸多相通之处。儒家重义，主张见义勇为。而义是游侠观念之核心，游侠的行为都是在义的支配之下。为了义，游侠可以急人千里，“赴士之厄困”，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儒家在义的基点上也特别强调信，认为信是义的表现之一，即所谓信义观念。这是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的基本道德规范。游侠亦尚信，重然诺、一言九鼎可谓其最基本的人格因素；儒家提倡刚毅之气，即、平等，欲以这种人格精神来宏扬仁道。游侠大都顶天立地、凛然于世，始终保持平等的人格观念。战国时期的刺客之侠豫让言“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固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４】期客列传’２５２１，可谓游侠的人格风标。儒家还提出为亲友复仇的主张，而有恩必酬、有仇必报亦是游侠行事的普遍原则。中国古代士人主要是在儒家学说的教育、熏陶、濡染下成长的，尽管他们的思１０４万方数据想会受到诸如佛、道等其他思想的影响，但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儒家的东西。所以，儒与侠的互斥与相通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表现为士人与游侠的互斥与相通。这种互斥与相通相反相成地架起了土人与游侠相勾连的桥梁。二者之互斥，往往造成士人对于游侠品格的某种企盼，其实质便是希望达到阴柔和阳刚的互济互补，形成理想化的人格精神。而二者之相通，则常常使士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表现出激切特征而在游侠身上获得强烈共鸣，从而满足了其非常情感的抒发，比如左思、李白等对于游侠的歌咏都是明证。所以，中国古代士人往往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在其特殊情感的驱使下，让侠与儒有机结合，他们让侠的肩上扛负着儒的使命，让侠的行为表现出儒的精神。二者在热爱生活，积极人世这一核心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在外在表现上，前者显得激切，而后者显得温和罢了。司马迁歌颂游侠，表面看来，流露出的是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似乎难以和儒家思想直接勾连。然而，深究之可知：其感慨所由，乃是因为入世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不平，从而寻求一种现世中的宣泄，获取心灵的慰藉与平衡。从积极面世的角度来看，这与儒家思想是基本吻合的，因为他的目光并没有从现实中移开，不过是由于激愤过于强烈使其思想深处的儒家因子显得弱化了。要之，在司马迁的游侠观念中，儒家思想的显现是一种自然化的，而非有意识之行为。司马迁阐发的游侠观树立了一个风标，引发了后世学人的诸多认同和进一步发扬。东汉时期，许慎引述关中风俗，说三辅（关中一带）称“轻财者”为“侠”［９１３”，重点在于阐明游侠仗义疏财的精神特征。唐代，司马贞为《史记集解序》作“索引”云：“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４Ⅲ录’１。吕向亦认为：“游侠谓结交豪强也”，“轻死重义也”¨驯”。二人均侧重于游侠重意气的精神特征。李德裕著有《豪侠论》一文，认为“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１１］７２”。这虽然是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用“义”去规范游侠，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肯定？明代刘飞滨论司马迁的游侠观的李贽更是不无偏激地认为：“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１２１杂述＋昆仑觳１９４。他认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与游侠在精神上相通，表现出对游侠精神气节的高度赞扬。稍后的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有对市并豪侠的赞颂，他说“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然“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以明匹夫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１３】２３９９。在游侠身上赋予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更是激荡人心。降及近代，诸多学人更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点上来看待游侠及游侠精神。姜泣群在《重定虞初广志》的《凡例》中申明，该书的宗旨即“振兴武侠”，他是意欲以武侠的刚性精神“挽没世之浇风，召垂丧之英魂”【１４Ｊ３一，表现出一位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汤增璧的《崇侠篇》所言更富意味，该文道：“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儒为所深资，侠则之劲敌。舍儒而崇侠，明清宁一之风，刚健中正之德，乃有所属，而民以兴起”…纠”“８。把儒与侠放在两相对立的位置种历史文化现象依然引发着人们的思考。刘若愚先生将游侠的精神特征归为八点，即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足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７｜４。龚鹏程先生说：“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副’。郑春元先生说：“我们认为侠的本质是‘利他’性。综合历史上各家对于界定‘侠’的正确意见，我们做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即具有急人之难、舍己为人、伸张正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就是侠。在大多数情况下，侠是替下层百姓解救困厄、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社会力量”［１９】前育’４。三位先生的界定基本上反映了现代人的游侠观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海内外不断兴起的武侠小说热潮以及学界对游侠研究的逐步重视和研究的不断深化即是有力明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古人与今人游侠观念确立的基点存在着差异。古人面对的是“现实侠”，而今人面对的是“文学侠”以及由此而在思想中产生的“观念侠”。“现实侠”所展现的既有侠客之义，又有社会危害性。而“文学侠”则是作家对“现实侠”的精神品质经过积极提纯之后所重新塑造的、理想化的、寄托着作家思想情感的文学形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在其原有阅读期待的无形规范下迸一步萃取，就产生了毫无瑕疵、纯之又纯的“观念侠”。“观念侠”可谓一种幻想的形象，英雄到近乎具有超现实的力量，但是却是真真正正地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期待，从而也就成为众所喜爱甚至于崇拜的对象，也往往成为人们衡量侠与非侠的标尺。所以说，我们现代人所讴歌和崇拜的游侠实质上是在文学层面的基础上又经过观念层面的加工所形成的以“侠”来命名的神化了的英雄，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现实存在的游侠似乎存在着很大差异。虽然如此，但是这种观念又何尝不与司马迁的游侠观在精神特质上一脉相承呢。上，主张抑儒扬侠。然而观其扬侠之目的——希望“民以兴起”，可知其思想深处依然是儒家的。经学大师章太炎《馗书》中所传达的亦是同样消息，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有亟事，非侠士不足属”，“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而这些品格恰是“任侠之雄”所兼具的。７Ｊ１。１２。用心所在与汤氏一辙也。著名学者黄侃《释侠》篇更是激切地认为，“以夹辅群生为志”乃侠义精神之内涵，“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乃真正的侠者品格。并热情满怀地说：“世宙晦塞，民生多艰，……其谁拯之？时维侠乎？”Ｈ¨第１８期游侠的精神行为中蕴涵的是其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慨然救世之志。现代社会，游侠这一特殊群体随着封建社会的覆亡已不复存在，但是人们的仰慕之情依然炽热，这参考文献：［１］张纯一．墨子集解［Ｍ］．成都：成都古籍书店，１９８８．［２］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３］粱启雄．韩子浅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４］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５］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６］荀悦．汉纪［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７］章太炎．章太炎全集［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８］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秦观集编年校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５万方数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９］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本）［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０］萧统．文选（六臣注本）［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１］董诰等．全唐文［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１２］李贽．焚书·续焚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１３］傅云龙，吴可．唐宋明清文集：第二辑［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４］姜泣群．重定虞初广志［Ｇ］．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１５］张栅，王忍之．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３卷［Ｇ］．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７７［１６］民报，１９０７—１８．［１７］刘若愚．中国之侠［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１８］龚鹏程．大侠［Ｍ］．台北：锦冠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郑春元．侠客史［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ＳｉｍａＱｉａｎ，ＳＶｉｅｗｏｆＹｏｕＸｉａＬＩＵＦＥＩ—ｂｉｎ（Ｔａｏ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１００６４；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ｉｅ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１００６８，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ｍａＱｉａｎｌｉｏｎｉｚｅｓｙｏｕｘｉａ（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ｄｅｐｔｉｎ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ｔｏｃｈｉｖａｌｒｏｕｓｄｕ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ｔｓｔｉｍｅｉｎｈｉｓＳｈｉＪｉ，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ｖｉｅｗｏｆｙｏｕｘｉａ，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ａ，ｓｔｏ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ｅｍｓｔｕ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ｂ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ｂｕｔｔｏｈｉｓｗｏｒｌｄｌｙ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ｒｏ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ｉｍａ，ｓｅｌａｂｏ．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ｈｉｓｖｉｅｗｏｆｙｏｕｘｉａ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ｙｏｕｘｉ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ｔ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ｍａＱｉａｎ；ｖｉｅｗｏｆｙｏｕｘｉａ；ｅｍｏｔ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责任编辑：唐普］１０６万方数据论司马迁的游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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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滨， LIU FEI-bin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6100;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8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35(6)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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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秦松鹤.QIN Song-he 论汉代史家游侠观的演变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5(3)
汉代三位史学家都对游侠做过评述,司马迁指出游侠\"行虽不轨于正义\汉游侠人品的新特征.荀悦出于\"放百家之乱,一圣人之道\"的目的,对游侠的存在深恶痛绝.这三者游侠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三位史学家史识的差异,更折射出政治对学术思想的影响.
2.期刊论文 陈曦.CHEN XI 司马迁与墨学的精神关联 -艺术学院学报2007,\"\"(2)
\"尊儒而重道,墨盖非其所喜\如夏禹、晏婴等,均被涂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墨学色彩;墨学的若干合理内核,包括鲜明的平识、突出的功利精神等,亦为司马迁所多方汲取.至于司马迁的游侠观,倒是与墨学并无关涉.
3.期刊论文 张光全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史学月刊2003,\"\"(6)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究其根由,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马、班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但目的迥异,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4.学位论文 王月红 侠精神在汉代的确立及流变 2004
本文共分三部分，从侠的渊源、侠精神的确立和侠精神的流变这三个部分来探究侠文化的内涵及其影响。文章首先追本溯源的研究了侠精神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明确了侠的渊源及其发展活动状况。然后，文章从司马迁的史学观入手，分析了司马迁为侠客作传的缘起和他的游侠观，进而阐明了侠精神的具体内涵及其蕴藏的文化意蕴。最后，文章通过将司马迁的《游侠列传》、班固的《游侠传》及后人对侠的评价作一比较，来探寻侠精神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具体表现，从而揭示出侠精神流变背后所体现出的文化模式的转变及文人心态的变化。本文通过探究侠精神的渊源、确立及流变，为我们理解、审视中国文化和文人心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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