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省略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_毛宣国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ｙＶｏｌ．２６，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２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

———上世纪２—４００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毛宣国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上世纪２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０－４０年代，　　［

“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形式；民族精神；论争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Ｉ２０６　　　　［１００８—１７６３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ａｎｄ　‘’———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ｒｉ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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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年代中国文艺思想　　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是上世纪２

界特别关注的问题。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一文中说，上世纪２中国知识界与学术界０年代到４０年代，有三次大的论战：一、二、２０年代科玄论战；３０年代中国社会三、这三次性质论战；４０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他认为，、论战恰好包括了哲学（科玄）历史（中国现代和古代社会性质）和文艺（民族形式）等基本人文领域，同时说明了“救亡”压倒“启蒙”的主题在学术思想领域内的一些具体过程与情

［１］

不过，李泽厚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主要是围绕胡况。

胡风与向林冰之间的论战，仅仅是上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论争的一个片断，而实际情况是，在上世纪２无论左翼文艺界还是右翼文艺界都非常关０—４０年代，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所以引发了多次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论战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是关于“

论。还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上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论争的许多问题今天仍在延续，而这些对于我们思考文学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上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论争作一番思考与回顾，它大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文艺阵营“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及其所引发的论争；二、左翼文艺界

风和向林冰（赵纪彬）的观点展开，材料和观点选择十分有限，远没有说明这场理论论战的价值和意义。其实，４０年代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毛宣国（男，湖北宣恩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美学与诗学．１９５６—）

第２期“、“———上世纪２毛宣国：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０—４０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８１

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论争；三、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与思考。

一需要。要实现这一需要，国民需要建立起民族的自信，需要有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民族国家是解决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方案，公家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共同体的形式，民族使得国民们有

［］６

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所以，在中国近现了归属感，

一　“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

—４上世纪２００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一个重要方面是围绕“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展开。这一主张的前锋社”和４提倡者主要是３０年代初期“０年代以陈铨等人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文人。前锋社”成立，并在前１９３０年６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前锋社”是由一批锋周报上发表《

他们在《宣言》中宣称，近文人和亲的文人组成，

代在政治上是一个民族主义时代，明确主张要创造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艺。他们提出这一主张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左翼文学及其阶级性理论，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是为了配合政权围剿红军、统一中国政令思想的政治需要。所以主张一出就遭到左翼文艺界的坚决批评。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１９３０年８月４日，，把民族主义文学派称为文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

“，文学上的法西斯蒂组织”表示“不管新月派怎样板起脸孔来说文学的尊严，也不管民族主义文学派怎样在叫嚣，也不管取然而，他们在蓬消派怎样在开始取消中国无产阶级文动，

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在群众中勃的斗争事实之前，

［］２

。不会有多大的影响”鲁迅、茅盾等人都对前锋社的“民族主

代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而从孙中山开始的政权更是一贯重视民族问题。孙中山一生致力于中国，他不仅开创了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事业，而“且也一直关注民族心理文化建设问题。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之心理现象也。

［］７

”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他认为中国人久处政

奴性很深，但是在固有道德方面，如忠孝仁爱信义、和体之下，

“却有着自己的优势。所以，这种特别的好道平的道德方面，

［］７

，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应该成为民族文化心理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关于民族文化心理建设的思想在后来的官方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但是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以民族理念为核心的建国却使民族主义成为国民一直信奉的意识形态与理思想，

念。这一选择也不难理解，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的政治需要。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有两种观点）提出很有影响。一是班尼迪克·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为了适应世俗社

］８

，一是安东尼·史会的现代性发展人为建构的产物的理论［

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就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义文学”

“言》发表的同年１鲁迅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０月，，运命》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民

［］３

族主义文学的目的是消灭无产阶级的文学。同年１鲁１月，

）密斯（强调现代的民族主义不能凭空而来，只ＡｎｔｈｏｎＳｍｉｔｈｙ　

］９

。后一种观能在原有族群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理论［

点更适合于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的存在，因为中它对民族主义的存在一直都有强大的族群传统作基础，族国家的重构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权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它一直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统一起来，将民族主义看成是维护政权、和谐社会人心的工具。前锋社“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其深层的动因也在于此。

也正因为此，前锋社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不是“偶然的，它也是文艺的一贯体现。倪伟撰有《民——１想象与国家统制—族”９２８～１９４８年南京文艺及文动》一书，对上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文艺及文动作了系统考察。从这一考察可以看到，文一直是２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末南京文艺政治与文学组织活动所关心的问题。，从２三民主义文学”到３０年代末开始标榜“０年代初在国民、“党宣传机构支持下，组织民族主义文学社团如“前锋社”中国文艺社”等，到３一些杂志鼓吹“民族文艺”论０年代中期，呼应的文化统制论。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救亡调，

压倒一切，领导下开展了通俗文艺运动，发动群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西南联大的“战国策”派发展出更为精在文学上也提出相应的主张；等等，都是细的民族主义阐述，

“围绕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是贯穿始终的

［１０］

。其实，不仅在文艺方面，在哲学和思想思想主线”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认为为剿灭左翼文迅发表《

“，学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取得同一的行为，

［］４

。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鲁迅主要是从阶级级斗争，

性立场出发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茅盾的批评则更加存在着以民族深入。他不否认在被压迫民族的中，

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但是他同时认为“世界上没有单纯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的社会组织，

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

［］５

。么意义都没有了”

前锋社文人从政治上考虑，把文学只看成是“民族主的文学，左翼文艺界从阶级立场出发对前锋社“民族主义义”

文学”的主张进行批判，当然是集中要害的。不过，左翼文学阵营的批判始终将这一主张看成是为政权帮闲的政治主张，而未能论及这一主张的深层文化动机，同时也没有从文学理论方面对其做出分析判断，则是将这一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若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前锋社提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实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一直是现实的第

８２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

文化领域，当局也有很多举措。陈立夫在１９３４年曾经数次作了关于文化建设的演讲。为呼应这些演讲，１９３５年１月，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宣言》惊呼中国文化的消失，惊呼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失去了它的特征，所以“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

［１１］

。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我们今天重

起源，认为“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认为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都是艺术家所属民族的产物，认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将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艺术变革都看成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艺复兴的产物（），见《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这显然是对文学和文学史发“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展作了简单化描述和理解。所以，

出，作为一种社会现实需要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实践来看，由于它对什么是文学的民族性，文学文学的民族性与时代、社会关系等问题意识的起源与发展、

都作了简单化的理解，而且基本不涉及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关系的思考，所以其理论价值是非常有限的。而“民族主义文学”主张者对文学的民族性的片面认识和狭隘在左翼文艺阵营，特别是３理解，０—４０年代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与改变。

新审视上世纪３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时，重要０年代“的不是评判这个口号提出的本身以及它如何与意识“形态取得一致。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社主张“民族主义文学”实具有某会拂不去的焦虑与主流话语，

他们都批判文种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还是党，

学的个人主义倾向，要求文学必须与民族、阶级、时代精神结表现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不过，由于中国党合起来，

和左翼文艺界的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立场，他们对“民族主义”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忌讳的。正因为此，文文学前锋社和“战国策”派的艺对于民族问题的重视，

“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前锋社特别是后来“战国策”派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从文学理论自身建“设方面来看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比如，战国策”派代表人文学家不但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还要保持民族物陈铨认为“

“的个性”，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

［１２］

。表现出来”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还不失于对于文

［１２］

二　“民族形式”的论争

上文说到，党和左翼文艺阵营所持的是国际主义立把阶级平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对“民族主义”这一场，

同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予以激烈的批话题长期忌讳，

判。这种状况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而发生了改变，民族和民族文学问题开始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话语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也得到鲜明的体现。

不过，与文艺阵营的文人谈“民族主义文学”不同，无论是３民族主义文学”的０年代国统区的左翼文人对“还是延安文艺界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讨论，它们始终都批判，

绕开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抗日战争初期，左翼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提出了“

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而在延安文艺界，当民族性话不提“

仍然不提或者很少提及“民族主义文学”语成为主流话语时，

而是将焦点放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一个显见的原因是，无论是“国防文学”和“民族战状况，

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是“民族形式”的讨论，它们都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话语，因为后者了主流意识形态的“

突出了“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旨在使“民族主义”的话题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前者则是要突出“民族”概念与“人民大众”的关联，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鲁迅当年使用“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就试人民大众”的文艺特征，从而调和民族性与阶级性所图强调“

面临的矛盾。而“民族形式”这个概念则包含着对民间、地方这样一些长期以来受到统治阶级轻视的属于下层民众的文化成分因素的重视。显然，在这些提法中，党人和左翼文艺界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企图得到鲜明的体现。为什么是“民族形式”而不是“民族文学”成为延安文艺界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与中国党民族形式”这一概念是毛泽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

东在《中国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不能给以“民族学民族性的有价值的认识。尽管如此，

“主义文学”的主张过高的评价。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者提出“民族主义文学”口号并非出于对文学规律的认识与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他们公开宣称“民族

１３］

，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认为中国文学应该以民族为中

“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心，

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所以民族文动，最大的使命就是人与外国人平等”，

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

［１２］

。这种理论实际上把文学完全政治化了，完全背离了团”

［１２］

文学自身的规律。正是由于这种绝对化的政治立场，他们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主张不可能真正反映中国社会文学发展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民族性对于文学发展的价值和的状况，

意义。比如，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处于民族主义时。３代，所以近代以来的文学也必然是“民族主义的文学”０年代的中国在政治上也处于民族求生存争自由反抗帝国压迫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也应该是宣扬“民族意识”的文学，并认为中国的文艺界深深地陷于畸形的病态发中国文艺展进程中就是因为只有阶级观念而缺乏民族意识，的复兴唯有民族主义一途。这显然不是对世界与中国文艺他们只从民族意识角度看待文艺的现状的正确认识。另外，

第２期“、“———上世纪２毛宣国：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０—４０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８３

中明确提出与阐发的。在《中国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观点。他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与中国实际相结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是马克思主合的，

义的中国化。还提出了废止洋八股，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问题。－—

，有学者考证，无论是“中国化”还是“民族形式”这些概究其来源一部分是从斯大林念都不是的最初发明，

“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一论断所得到的启示，一政治助手艾思奇和陈伯达等人那里部分却显然是从其哲学、

、“借鉴而来。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在提出“中国化”民族形式”等概念之前就已明确使用过了这些概念。而艾思奇＂民族形式＂问题的关注，其实是在更大范等人对＂中国化＂、

［１４］

围内契合了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潮。我们不否认这一说法

与西洋文学的道路而忽视了民族形式的重要性，忽视了中国人的欣赏趣味和接受能力。这一观点以萧三等人为代

［１７］

“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传统

文学的正当的发展。他们看到了“五四”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存在着不够大众化的缺有不够重视民族文化与语言，

陷，但仍然认为“五四”新文动创造了新的形式，如以现代中国语汇为主体的白话小说和自由诗等，表现了现代人的“复杂的、深层的思想情感，民族形式”的创造必须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为基础，而鲁迅的创作正代表了这一文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主看法，周扬、何其芳、艾思奇等人都持这种观则是以胡风为代表，他认为，五四新文点。第三种观点，

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

［１６］

，“艺对立”民族形式”的创造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采用某种

新文体，如将文言改成白话，而是内含着一种精神，新形式、

如“五四”新文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这就是那些提倡旧的文学传统，主张将五四新文艺与旧的文学传统胡风还认为与形式结合起来的理论无法实现的。与此同时，

新的“民族形式”创造必须以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包括欧化语言和形式为主。

关于“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其实前面关于五四新文动与传统文学关系的讨论中，已涉及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胡风对旧文到“

学的否定，认为新文学的发展、新的“民族形式”创造必须以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欧化语言和形式为主，这实际上是间接地否定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胡风的观点出现在４０年代的国统区，而在３民０年代的延安文艺界则更关注的是“族形式”创造与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关联。柯仲平“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

１８］

”［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柯仲平是延安文

的正确性，但是作为中国党的最高领导人所提出民族形式”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的主张对延安文艺界关于“

重要的是，提出“民族形式”的深层动因在于强调马克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思主义的中国化，

摆脱教条主义的危害，赢得民族斗争的胜利与，同时又没有将它与政治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强调民族文化特色自身，强调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就使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了较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既可以通过这一讨论反映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中国摆脱殖民压迫的现代进程，同时又能从民族文化自身、从艺术形式自身来思考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从而使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走向深入，形成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民族形式”与中国与现实需要““的关系；二、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三、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关联。

关于“民族形式”与中国与现实需要的关系，论争者普遍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讨论者认为，在形式就是为了在内容上反映民族斗争的新的现上的民族创造，

［１５］

实。这一思想一直到４论民０年代胡风在国统区发表的《

艺界最早提出建立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人。他主要是从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需要来看待这一问题。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主张，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艺界普什么是“中国作风与中国遍都是欢迎和支持的。但问题是，

？怎样形成“？是否运用民族传气派”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统的、民间的、大众的文艺形式就能形成中国作风与中国气还是走向反面，认为外来先进文化，西方文学比中国旧文派，

学和民间文学更好、更进步，只有以此为基础改造旧文化旧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艺文学才能形成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界却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有的论者认为，民间文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艺源泉，它应该在创造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艺中起主导新的民族形式，

作用，如向林冰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就包含这层意思。在他看来，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艺形式存在着：

，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现存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以什么为源泉呢？他提出“

均得到鲜明体现。胡风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族形式问题》

为创造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认为民族形式的创造只有在适应于中国民族的现实需要的内容时涌现出来。他说：“民族形式不能是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了民族现实的

［１６］

”新民主主义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

关于“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论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动过于倚重比如它提倡白话诗、新诗，都是走欧化的是西方的文学形式，

８４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

源泉的观点，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

［１９］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光未然、萧三等人［２０］也持这样的主张。而何其芳等人则主张吸取欧洲文学的

于上世纪２还必０—４０年代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讨论的价值，须从晚清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认识说起。晚清思想界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一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反清的种族民族主义，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在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有很接近的一面，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政治民族主义。后一种民族主义由于不是从简单的政治需求（排满）而是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方面出发，所以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种以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并不否认西方文化普世价值的存在，它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成为融于世界，能在梁启超以国民为核心参与全球性竞争的现代国家。不过，

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民族主义所建立的普世原则中，

特别是儒家关于道德、关于社群、关于个体与群体可以统一这种重视到后来甚至演化为制起来的思想予以充分的重视，

度与文化、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文化道德主义立场。而梁启超改造国民性和制度与文化、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时期则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态，政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处于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人文化的立场上来思考民族主义问题。对从则更愿意从道德、

思想文化层面对“民族精神”的提倡正出现于这样的理论背景中。

事实上，从清末民初开始，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提倡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章太炎提出“国粹无阻于欧化”的观点，认为“自国的人，该讲自家的学问，施自国的教

［２２］

，，孙中山提倡恢复“固有的旧道德”梁漱溟强调“中国育”

认为它无论在思想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比中国旧文学和养分，

民间文学更进步，所以更加有益于中国化、民族化的新文艺

［２１］

的创造。

三　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

左翼文艺界特别是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从总体上说是很有成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提出使这一讨论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同时，延安文艺界对发展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民族新文艺也有着普遍的自觉，这与文艺阵营主要从国家政治角度提出“民族主义文的主张有着根本不同，使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讨论能够学”

走向深入。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艺和五四新文动的价值，如何如，

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发掘民族的、民如何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间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

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在今天还具有重要的，

有不少论者还对文学的民族性的理论意义。在这次论争中，

与世界性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不过，论者还多是从民族本位主义，从强调文学的民族特色出发看待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认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

［１５］

，不住脚的”还提出了“愈是民族的东西，它愈是国际的。［１７］

”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的观

民族形式”的讨论虽然取得重要的理论成果，但由点。关于“

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开展，政党的政治要求、时代的民族都决定论争主义需求以及抗战文艺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等，

人们更多不可避免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在这次论争中，传统与现地是从现实需要和单纯地借鉴和吸纳西方与中国、代的文学经验意义上看待“民族形式”的创造，而忽视了“民的创造与民族心理以及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关族形式”

系，同时对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现代化这些都制约了论争的深入和对文学的矛盾缺乏深入的认识，

民族性特征的认识。要从思想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层面认识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如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不是几次学术论争能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困惑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上世纪２与我们今一直都存在，０—４０年代也不例外。不过，天习惯于从世界性、现代性的立场出发看待这一矛盾的立场不同，在上世纪２０—４０年代那种民族主义处于强势的理论背景中，人们更习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来思考和解决这一矛“盾，而在这一思考和矛盾解决中，民族精神”成为重要的理论话语。

“与“民族主义文学”和“民族形式”的公开论争不同，民主要是以一种隐性话题存在于上世纪２族精神”０—４０年代的文学民族性讨论中。要理解“民族精神”这一理论话语对

，的文艺复兴，应该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等等。都是试图通过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寻求到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党人邓中夏在２０年代初也呼吁新诗应宣扬和表“现民族精神，做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

［２３］

。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不过，这些主张和提奋斗，

倡，还多是一种态度的表现，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所以面对西方强势的思想文化渗透常常处于守势的地位，无法彰显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这便促使人们从更深的精神层面，即思想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层面来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性问题，从而追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发生在上其中张君劢的观点尤其世纪２０年代的科玄论战就是如此，具有代表性。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学生和朋友，他也曾和梁启超一起周游欧洲，亲眼感受到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张君劢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晚年的梁启超一样，也是将政治与道德、精神与物质割裂开来。他们都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民族文化其目的还是在于整合中西文化，以中国文化的精神、道德去弥补西方物质、制度文化的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寻求到新的出路。正是出于这一立不足，

场，张君劢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认同。１９２３年２月

［２４］

人生观》的讲演。１４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在题为《

第２期“、“———上世纪２毛宣国：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０—４０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８５

在讲演中，他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人生观不是借助外力，而是反求诸己，靠内心的自觉来实现的。由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他引出了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中国文化侧重内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他认为，西方人在经历心的生活修养，

所信奉的科学主义文化实际上已经破第一世界大战以后，

产，而中国文化由于道德、精神层面的优越性，可以克服西方文化的弊端。所以，应该充分建立起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的固有文化和精神。他还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缺乏的就是忘记了中国有自己的精神传统、语言历史，所以民族自信心，

呼吁从民族智性、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三方面来培养民族意

［２５］

识、弘扬民族精神。

（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语）的时代，对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思考，无论是从政治、国家、种族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文化和道德精神的角度，都不单纯是一个民族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回到民族话语系统和提倡同时也是一个如何融于世界，使世界文化民族精神的问题，

和意识参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重建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关于文学的民族性论争是一场更深刻的论争。因为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有民族主义的话题重提，有民族精神的提倡，有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有了一种民族理论资源的发掘与重建，

对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警惕，普遍愿意以一种世界性和现代性的眼光参与到文学民族性的讨论中，使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由此激发出新的理论活力。念发生碰撞，

张君劢将精神与物质、科学与人生观简单对立起来，其理论上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遭到广泛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张君劢对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与当时普遍存在从国家主义和社会需要的角度看问题不同，它进后来许入到思想文化和人生态度这一更深层面。而实际上，多学者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也是从这个层面展开，比如，冯友新事论》就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兰在写成于３０年代末年的《的稳固，中国民族存在的长久就依赖于中国固有的道德，而道德的建设不是西方物质文明所能替代的，也不存在着现代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化与不现代化的问题。“

德则是不变底。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

［２６］

”而贺麟在他的《文化与人生》中则提出文者则无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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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化只能是精神的显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显现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固有的哲学、思想和道的观点，

德，这“决不能为西洋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之体，亦不能以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为用”所以他主张“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越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遗产同时又改造它，使它内在化，变

［２７］

成民族文化自己活动的产业。

三四十年代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和道德层面，也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层面，在这方面形成唐君毅在１中国文了一些有影响的见解。比如，９３４年发表《，化之根本精神论》提出“天人合一”和“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中国艺术之特质》文化之根本观念，１９３５年发表《１９３６年发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等文章，认为中国文学艺术表《

、“恰好反映了他所说的文化“天人合一”分全不二”的根本精神；中国文学所表现的宇宙人生情调根本不同于西方，中国诗文写自然之文学为世界之冠，这本源于道家重自然的哲学和儒家的“生生不已”的哲学观；中国思想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故中国文学之特长也在表现伦理道德，等等。朱光潜的道德，

，在４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认为乐的０年代初发表著名论文《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

［］２８以此为基础，阐发了中西文学的不同。

，从思想文化层面提倡“民族精神”对文学民族性的讨论无疑是一种推进，但是它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个全球化来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