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fferingII
目 录
摘要----------------------------------------------------------------------------------------------I Abstract----------------------------------------------------------------------------------------Ⅱ 目录---------------------------------------------------------------------------------------------Ⅲ 一、《现实一种》-----------------------------------------------------------------------------1 （二）苦难的表现---------------------------------------------------------------------------1 （三）苦难暴力化的原因------------------------------------------------------------------2 （四）《现实一种》的意义-----------------------------------------------------------------3 二、《活着》-----------------------------------------------------------------------------------4 （一）苦难的表现----------------------------------------------------------------------------4 （二）苦难温情性的原因-------------------------------------------------------------------6 （三）《活着》的意义------------------------------------------------------------------------6 三、《许三观卖血记》---------------------------------------------- 7 （一）苦难的表现----------------------------------------------------------------------------7 （二）苦难悲悯性的原因-------------------------------------------------------------------8 （三）《许三观卖血记》的意义------------------------------------------------------------9 参考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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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苦难现象的叙述一直存在余华的作品当中。苦难，是余华作品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苦难的呈现，余华刻画得极为真实又具有哲学意味。前期作品以血腥暴力的方式描绘人生苦难，给人一种冷峻残酷的阅读体验，小说人物往往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对抗苦难。随着创作的深入，苦难母题的刻画也在慢慢发生转变，余华在苦难现象中逐渐融入温情的色彩，形成一种温情的苦难。叙事语调渐趋缓和平静，表现出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人物在面对苦难现象时，从对抗苦难，转为忍受苦难，消解苦难，展现出底层人物生命的坚强韧性和余华对于苦难的深入思考。本文通过分析三部作品中的苦难现象，来探究苦难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价值意义。
一 《现实一种》
（一）苦难的表现
在《现实一种》这部小说当中，苦难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暴力行为。作者用冷峻客观的笔调进行死亡叙述，形成一种冷漠生硬的“零度写作”。以暴力残杀的方式展现生命的苦难，让人感到人性趋恶，陷入一种深度的绝望。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他们都具有暴力因子，用暴力制造苦难，同时也遭受暴力带来的种种不幸。因此，暴力成为《现实一种》中苦难的独特表现形式。
1.孩子的暴力
皮皮虽然只是一个年仅四岁的孩童，但是在他身上却隐藏着人类原始兽性的本能，他从折磨堂弟的过程中获取乐趣，享受着哭声带来的刺激。作者描写孩子的冷酷无情，更加充分说明了人性之恶。人性之恶是天生使然，如果客观的现实世界不能满足内心的欲望和冲动，就会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起初，皮皮希望能够引起家人的注意。1但是家庭环境的的冷漠压抑，毫不留情地扼杀了皮皮想要获得关注的欲望，甚至给他带来精神的痛苦和心灵的伤害。皮皮交流的愿望不能得到实现，他便跟随人类的动物本能，通过暴力行为从堂弟的哭声中获得刺激来进行自我补偿，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一个没有经过教育启蒙的孩子尚且如此暴力，更不用说已经涉足社会的成年个体。
2.成人的暴力
山岗和山峰之间的复仇就可以说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死亡盛宴”，出于对山峰一脚踢死皮皮后的报复，山岗处心积虑设计捆住山峰，把肉骨头汤涂在山峰的脚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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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现实一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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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小狗去舔舐，期间更是故意不断询问山峰“什么事这么高兴”。这里虽然没有展现鲜血淋漓的显性暴力，但却是一种更为令人发指的隐性暴力。山岗看到山峰在极度狂笑中备受折磨而感到复仇的快意，不仅没有了兄弟之间的血缘亲情，更加失去了社会的道德准则。让人看到的反而是人性之恶的疯狂扩张，作者淋漓尽致的描写，表现出由于强大的报仇欲望，从而激发起内心暴力的本能。
由此可见，无论是皮皮还是山岗，他们的暴力行为除了受到人性之恶原始本能的驱使之外，同时也是在遭遇苦难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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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苦难暴力化的原因
余华的前期作品通常以暴力、血腥、荒诞、阴谋作为关键字词来刻画人生苦难的主题。倘若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究他创作的缘由，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余华的成长经历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童年的记忆往往根深蒂固，对他今后的创作思路起着导向作用。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因此余华从小便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荡。所以，对于这种鲜血淋淋的场面余华早已习以为常。后来，全家搬进了医院的职工宿舍，而住处的对面就是太平间，所以常常可以听到死者亲属撕心裂肺的痛哭，有时深更半夜余华都会被那些哭声吵醒几次。正是在医院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下，余华渐渐把生死诀别看作是生命常态，对待死亡毫无恐惧，十分淡然。有时，他甚至喜欢跑去太平间里乘凉午睡。因此，从余华的死亡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令人惊悸的冷静，他仿佛与文本隔着距离，站在一旁，静静观摩现实世界的一举一动，没有任何主观情绪的流露。
第二，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开始涌入中国，不断冲击着作家群体的创作思维。其中，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审丑”，了过去传统文学的“审美”观念。因而，有些中国学者就试着模仿、借鉴这种写作手法和文学观点，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就是这样强烈的文学氛围，召唤着余华走向了暴力与死亡的写作道路，成为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每当阅读世界大师笔下的文字，体验与往日不同的审美趣味时，余华内心都感到无比震撼。就像他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中所说的：“到了八二年，我读到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罪与罚》，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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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些西方文学大师对于余华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余华用暴力笔调呈现苦难，以冷漠的姿态看待苦难。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童年
特殊的生活经历，也是由于当时时代特殊的“审丑”需要，以揭示人性之恶和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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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现实一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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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丑恶现象。
（三）《现实一种》的意义
1.美学意义
在文学界，不少作者都涉及到苦难现象的描写。可是，在《现实一种》这部作品当中，余华对于苦难赋予新的表达形式和新的创作内容。以客观冷峻的叙述态度进行描写，他常常作为一个超然于外的旁观者，不带任何主观的情感色彩，以观望甚至欣赏的态度看待血腥与死亡的场面，形成一种特殊的暴力美学，呈现一种独特的审美气质。比如，“皮皮趴在那里，望着这滩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浆。”4作者轻描淡写的语句，让原本惊惧可怕的死亡场面极具审美效应。正是这种冷漠的写作风格，更加深化了小说的悲剧效果，突出了文章苦难的主题。
2.人性意义
除了形成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暴力描写也展现出作者对于人性问题的深度思考。古往今来，关于人性的善恶，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在余华看来，人性之恶与生俱来，隐藏在人的内心之中，暴力残杀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类的欲念往往是隐秘而强大的，一旦触发，就会冲破社会文明的桎梏，撕碎道德伦理的外衣。以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杀戮，血腥暴力的犯罪，来不断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和需求。在这里可以看到文明秩序在人性暴力面前的不堪一击，悄悄退让。因此，余华对于人性之恶深感绝望，期待人性美好的复归。
二 《活着》
20世纪90年代，余华进入创作高峰期，完成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在细雨中呼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活着》是余华转型以来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品，是他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活着》以不同于以往的创作风貌深受人们喜爱，获得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好评。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它的发行量就一直遥遥领先，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市场销售奇迹。
（一）苦难的表现
余华在90年代转型之后，先锋时期的血腥暴力渐渐淡化，人类生存的悲悯情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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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现实一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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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深入内心。余华与现实不再是冰冷的敌对关系，他开始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待人世。他无法再保持过去那种超然的冷静状态，而是怀着体恤和怜悯之情深入到现实的苦难中去，形成一种温暖而悲悯的审美格调。他用舒缓柔和的笔调取代先锋时期的冷漠叙述，展示出人生苦难中温情的力量。
1.苦难中的温情
在小说《活着》当中，由于家庭状况拮据，减轻一点家庭负担。有庆对于此事毫不知情，在凤霞离开后，他不停地哭诉着寻找姐姐，甚至宁愿挨打，拒绝吃饭进行要挟。后来，凤霞想家跑了回来，在被福贵送去城里的路上，凤霞并没有哭，只是睁大眼睛看着，福贵摸摸她的脸，她也伸手摸摸福贵的脸。凤霞的乖巧懂事令人动容，更何况是作为父亲的福贵，他就算饿死也绝不会再把凤霞送走。在这一情节中，伦理亲情得到淋漓尽致的阐释。凤霞和二喜，一个是又聋又哑，一个是偏头。两人虽然都有生理缺陷，但在队长的牵合下结下良缘，甜蜜的爱情生活为人生的苦难增添了点儿亮色。正因为福贵的一句话，希望凤霞结婚的时候可以风风光光的。老实巴交的二喜便四处借钱欠债，花了大价钱来为婚礼撑场子。这不是爱慕虚荣，随便浪费，而是因为二喜深深理解凤霞经受过的苦难，心疼她活着的辛酸苦辣，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她以后的生活提供幸福的保障。福贵一家相互搀扶，共渡难关的人性温情流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就连地主和雇工之间的主仆情谊也极具人情味儿。长根本是福贵家里的长工，辛劳多年，按理来说应该由地主家庭负责他的养老问题。但是，福贵家道中落，处境堪忧，为了不给主子增加麻烦，长根毅然离开，乞讨为生。后来，他专门回来过一次，特地送给凤霞一根扎头发的红绳。活着就是忍耐，去容纳，去接受，去宽容，去承受巨大的苦难。福贵和春生在被抓住入伍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福贵的儿子有庆却为了春生的妻子输血而死，使这个家庭落入无尽的哀痛，几近崩溃边缘。可是后来时期，在春生被批斗折磨时，福贵和家珍却选择原谅他，安慰他。《活着》中人物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主仆情……都使苦难岁月散发出温情的光芒。
2.苦难中的坚忍
余华认为，“活着”这个题目是他目前所有作品当中起得最好的书名，这个词语充满意蕴，充满力量。活着，不是简单的喊叫，不是猛烈的进攻，而是默默地忍受，一种惊人的忍耐力。这简单平凡的短短两字，包含着顽强深厚的精神力量。福贵就是活着的代表。在作者笔下，福贵这个老人接连不断地面对亲人的死亡，这种打击和伤痛肯定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残酷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打垮，反而以一种乐观从容，旷达超脱的心态继续生活下去。因为他知道当一切苦难来临的时候，任何反抗挣扎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愤怒绝望都是无济于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拼尽全力，咬紧牙关，熬过苦难。无论苦也好甜也好，只要能够活着就什么都好。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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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活着的样子，让余华感受到了人物内在巨大的生命力量以及苦难中的特殊温情，加深了他创作中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在福贵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普通百姓千百年来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他们靠着小人物的生存智慧来应对生活中的苦难，默默承受命运带来的一切苦乐，平心静气地听从上天的安排，在苦难的忍耐中学会看透人生生死。
（二）苦难温情性的原因
作者的创作笔调由先锋时期的冰冷转向90年代的温和，形成一种特殊的苦难温情，极具审美意蕴。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1992年，余华与鲁迅文学院的同班同学陈虹女士组建家庭。不仅结束了奔波劳顿的生活，获得一个相对安逸的写作环境。而且，在精神上得到妻子陈虹大力支持。陈虹本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年青女诗人，为了照顾家庭，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但是，她的很多灵感和感悟给了余华小说巨大的帮助，让余华接下来的创作思路变得更加清晰明确。余华认为，正是陈虹教会了他悲悯和体恤，这种情怀对于一个作家写作来说是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8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不断进入中国，发展壮大。中国作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通过不断阅读各类作品，余华的写作意识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特别是川端康成的一些作品，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川端康成的文字注重细部描写，具有温暖的审美情调。他主观抒情的语调和唯美忧伤的风格，在余华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今后的文学创作中温情的叙述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活着》的意义
1.人生意义
《活着》用死亡肯定活着的意义，教会人们勇敢面对生死。作品在家道中落，生离死别的苦难叙述中，同时也展现出珍惜生命，忍耐宽容的人生态度。
2.社会意义
福贵的人生苦难经历不是特例，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社会缩影。《活着》这部小说具有十分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涉及到大跃进炼钢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以及时代等。在这样动荡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余华通过刻画福贵这个人物形象来展现处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所遭受的苦难。战争带走了福贵的战友，活活逼死了春生……这都是社会变革导致的苦难，是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状态，更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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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许三观卖血记》
在1992年创作的《活着》之后，余华并没有停笔书写苦难主题。到了1995年，余华再次完成一部苦难力作——《许三观卖血记》。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获得国内外诸多荣誉奖项。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进行出版，对各国读者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许三观卖血记》主要围绕底层人物许三观多次卖血求生的经历展开。起初他是缘于好奇，听说卖血是身体强壮结实的有力证明，因此和村里的根龙和阿方一道前去卖血。后来的数次卖血是为了度过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当他退休之后，决定再去卖血，可是却失去了卖血的资格，这就意味着许三观在面对以后的灾祸时，再也无法通过卖血来消解苦难，便坐在街边失声痛哭起来。
（一）苦难的表现
1.社会苦难
国家主张青年上山下乡期间，许三观为了一乐和二乐而去卖血换钱，为他们化解政治决策带来的人生困境。他让一乐和二乐在农村跟队长搞好关系，争取能够早点回城。三年自然灾害给整个中国带来巨大的生存苦难，人们饱受饥饿，历经磨难。许三观他们也是饿得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看着妻儿忍饥挨饿，许三观凭借他小人物的生存智慧想出了一个“嘴巴炒菜”的方法，让家人获得精神安慰，暂时忘记现实的苦难。饥荒之年，全家连续喝了将近两个月的玉米稀粥，许三观卖血换钱让妻儿吃上一顿饱饭。卖血成了许三观应对厄运灾难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以苦难化解苦难的极致方式，展现了活着的勇气和生命的坚韧。这种为了家庭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展现了许三观灵魂深处人性的光辉，给苦难的岁月增添了一丝平实的温馨，同时更加突出了生活的无奈与艰辛。 2.家庭苦难
社会历史的灾祸接连不断，家庭自身的苦难也是接二连三。为了赔偿方铁匠儿子的医药费前去卖血挣钱，为了救治病重的一乐更是一路连续多次卖血赶往上海……许三观没有消极地回避苦难，而是用自己的鲜血为这个家庭化解苦难。在逆境中求生存，活着不仅有现实的苦难，还有精神的苦难。许一乐并非许三观的亲生儿子，而是许玉兰和何小勇的孩子。在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下，许三观无疑是当了十三年的“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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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桩丑事已是人尽皆知，许三观更是尊严殆尽，备受煎熬。但是，后来何小勇出了车祸，需要亲生儿子许一乐坐在屋顶上帮他喊魂。面对这种自我尊严和救人道义的尴尬现实，许三观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考验，内心起着强烈的情感冲突。最后仍旧选择放下颜面，劝导一乐去帮何小勇去喊魂。许三观为了做人的道德良知，当众撕碎了自己仅剩的尊严，体现了在人生苦难跟前，道义的力量，人性的向善。
（二）苦难悲悯性的原因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苦难现象同样呈现出温情的特点。余华对于苦难高度关注和深入体恤，进一步展现出内心的悲悯情怀和同情怜悯，形成了一种悲悯的叙事力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创作主体的写作思想也会进行自我改变，这种“变化和求新”是一个优秀作家所必备的基本意识。余华不断探索发现，调整自我，他意识到作家应该尊重小说人物的个体命运，减少创作主体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当人物一次次陷入命运的悲剧，面对生存之苦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抚慰时，余华渐渐感受到了生命的韧性和活着的忍耐，苦难温情意识渐渐增强，这是他在的叙述观念上的巨大转变。
第二，极具温情的苦难描写受到儿时地域因素的影响。余华从小生活在一个叫海盐的江南小镇，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山山水水都了然于胸，南方小镇独特的柔美婉约给余华的小说增添了一丝温和的气息。余华曾经这样说道：“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过去的灵感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5可见留在记忆中的地域文化对于一个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尽管创作前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但是随着余华深入现实苦难。
（三）《许三观卖血记》的意义
1.叙事意义
在苦难叙述的主题中，很多作家常常以悲剧来刻画生活的不幸。莫言作品里面的大福子、罗小通等孩子都是在忍饥挨饿中承受着被漠视、被遗忘的心灵伤痛。这些孩子经受的苦难，艰难而悲伤。但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小说基调显得幽默诙谐，具有一定的喜剧色彩。在令人一笑过后，更加深切感受到文字背后包含着浓烈的苦难气息。虽然许三观的做法有些幼稚，让人觉得好笑。但是，从他的分配不均中，可见许玉兰和何小勇的事情给许三观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难以磨灭。
2.人生意义
当许三观陷入人生苦难时，他总是靠着卖血挣钱来解决生存危机。但在一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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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余华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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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卖血过程中，他逐渐感受到人生苦难的无穷无尽，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质。虽然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消解苦涩的人生境遇，但是仍然努力克服每次生活中遇到的危机，显示出对于苦难境遇的巨大承受能力以及生命顽强不息的韧性。许三观用自己的鲜血作为承受苦难压迫的资本，他没有因为种种不幸而拒绝生存，而是以一种乐观宽容的心态看待人世的苦乐。《许三观卖血记》围绕苦难这一主题进行展开，剖析人性深处的美好，表现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在小说中，许三观面对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但是苦难的压迫过于沉重，使他被迫采取自己生存的方式来化解危机，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底层百姓遭遇厄运时的普遍现象。
先锋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得到缓解，朝着平稳的常态方向发展。余华关注的目光从具有抽象性质的象征符号转移到贴近现实生存场景的人物身上。在先锋创作时期，小说人物往往传达的都是创作主体的声音，缺乏鲜活和丰满的生命形象。但在90年代转型开始，余华“贴着人物”进行创作，尊重他们的声音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让人物按照本身命运的道路前行，减少创作主体的控制。
在前期的《现实一种》中，余华采用冷峻严肃的笔调批判人性之恶，执迷于对人性之恶的完全展露，常常以暴力血腥的形式呈现，不厌其烦地描绘受难过程和死亡场景，使作品有着挥散不去的苦难气息。但在后期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发现善恶是人的基本属性，不能只用简单的好坏作为评价标准。即便是有着种种陋习的市井小民，面对道德良知的严峻考验时，也有着做人起码的道德准则，在困境的遭遇中体现出一些动人的温情。因此小说没有明确说明人性是善是恶，只是让人物真实本真地活着。他们身上既存在小人物粗鄙市侩的劣根性，也有余华对于人性善的深度挖掘，透过苦难的现象来展现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善美。虽然《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90年代的典型作品，受到读者广泛认可。而且，两部小说都是把苦难作为文章主题，展开简单明净的叙述。但是，《活着》主要通过福贵的形象表达人们对于苦难的忍受能力，一种博大无尽的宽容和忍耐。偏重于人物内心之苦的描写和亲情伦理温情的刻画，显得比较凄凉感伤。而《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依靠多次卖血度过重重难关，用自己的鲜血来化解苦难进行救赎，表达生命的顽强韧性和承受苦难的勇气。从《现实一种》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从反抗苦难到忍受苦难再到消解苦难，余华的苦难意识得到全面爆发，并且对苦难这一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理解。
总而言之，苦难的是生命的本质，与生俱来，没有穷尽。因此，成为中西方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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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永恒的主题。我国许多作家都描写过苦难这一现象，比如：陈忠实、贾平凹、莫言、余华、路遥等。他们大多都是底层作家，从小经历生活的苦难，并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进行苦难主题的创作来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苦难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法也不一样，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面，苦难现象的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莫言是极具乡土情怀的作家，关注民间，叙述苦难。他笔下的苦难书写粗糙奔放，常常刻画大量身体受难的情景，最典型的表现在《檀香刑》里，惊心动魄地展现出刑法的残酷和流血的疼痛。贾平凹对于苦难主题的展现，通过农民的精神世界来刻画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高兴》这部作品中的刘高兴虽然穷困潦倒，生活不顺，但是他依然保持着无比快活的生活态度，从而更加突出苦难意味。在众多描写苦难主题的作家当中，余华是比较突出的一位。首先，苦难是他一贯的创作主题，遥遥无期，没有尽头。无论是80年代的冷漠叙事，还是90年代的温情语调，他都没有离开过苦难的写作。其次，余华对于生活中苦难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他的苦难意识历经转变，由冷峻转向悲悯，冲破以往冷静的表达风格，流露出悲悯体恤的情怀。这种转变说明余华对苦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另外，在苦难主题的创作当中，余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新颖独特，有所创新。形成一种苦难中的温情，散发出一种悲苦而不残忍，无奈而不绝望的叙述力量。虽然死亡必不可免，但是人们一直禁谈死亡，死亡成为我国文化里的一个禁忌。不过，在余华的作品中，死亡倒成了苦难的载体，改变了以往传统文学的创作规格，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余华作为苦难叙述的领军人物，展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促进了底层文学的发展壮大。同时，也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贴近现实，走进底层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余华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2]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余华：《现实一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5]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6] 余华：《余华作品集》，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邢烨丹：《暴力与死亡》，《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8] 潘克锋：《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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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筱庐：《戴着镣铐舞蹈——<许三观卖血记>寓言性初探》，《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0] 周冬会：《论余华作品的苦难意识》，《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11] 李嘉艺：《余华小说母题类型探析》，《河池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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