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典籍文本特点及外国译者的翻译策略研究——以《景德镇陶

中国科技典籍文本特点及外国译者的翻译策略研究——以《景德镇陶录》及其英译本为例

卢军羽

摘　要：向外国译者学习、研究他们的译本是中国译者提高翻译水平、更好地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历史使命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科技典籍外译需要跨越文化和时间的双重障碍，这双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特点与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一矛盾上，而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与译者的翻译动机密切相关。《景德镇陶录》作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代表之作，具有版本不一且编辑欠规范、术语众多且同义现象严重、喜用简称等文本特点，其英译者佘义在洞悉译语读者阅读期待的基础上，选择了异化策略及直译和副文本阐释相结合的翻译方法，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上述矛盾。佘义的英译本受到西方读者的持续青睐，这表明“直译和副文本阐释”是中国科技典籍外译可资借鉴的路径之一。

关键词：科技典籍；《景德镇陶录》；外国译者；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DOI：10.12002/j.bisu.2016.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6）06-0081-11

引言

中国译者与外国译者，谁更适合承担中国典籍外译的重任？这是翻译界长期以来争论的话题。虽然争议尚无定论，但至少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的优劣势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学习的必要性。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到了中国译者的身上。然而，中国文化能否真正走出去，取决于中国译者是否充分了解外国读者的需求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而外国译者在这一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向外国译者学习、研究他们的译本是中国译者提高翻译水平、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的有效途径之一（高方、许钧，20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陶瓷典籍在西方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

15YY16）、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陶瓷英汉平行语料库的陶瓷典籍英译研究”（项目编号：YY153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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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中国科技在公元3世纪至13世纪之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Needham，1954：1），陶瓷科技水平更是直到19世纪还令西方望尘莫及，但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至今没有得到世人应有的尊重。因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向外国读者译介中国科技典籍、加强科技典籍翻译研究非常有必要。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策略和方法，但这些研究（梅阳春，2014；刘迎春、王海燕，2014；汤金霞、梅阳春，2015等）大多基于自己或其他中国译者的翻译实践，笔者尚未见到对国外译者翻译中国科技典籍策略的系统研究。本文以《景德镇陶录》（以下简称《陶录》）为例，探讨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特点、外国译者的翻译动机及英译中国科技典籍的策略和方法，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一、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特点

景德镇制瓷水平在明清时期达至世界的顶峰，《陶录》着重记录了这一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盛况，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景德镇制瓷科技发展的专著。《陶录》秉承中国科技典籍“归纳主义”传统，其中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记述主要源自作者蓝浦的长期实地观察和调研，初稿写成后又经其学生郑廷桂的整理和补辑定稿。可以说，无论从信息来源还是编辑方法来看，《陶录》堪称中国科技典籍的典范，对其文本特点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中国科技典籍的一般特征，为制定和评价翻译策略提供参考。

1. 版本不一，编辑欠规范

中国科技典籍普遍存在流传版本多且内容不一致的特点（汤金霞、梅阳春，2015）。《陶录》共10卷，于嘉庆二十年由翼经堂初版（嘉庆本），后多次重刻，版本有17种之多，如同治九年郑氏藏板重刊本（同治本）、光绪十七年书业堂重刊本（光绪本）、美术丛书本（美术本）等（周思中，2013：215）。不同版本之间在用词、条目上经常有差异。例如，同治本“改矾红例”在光绪本中写作“改矾红器”；同治本“东青釉，用紫金釉水合成”（卷三）在光绪本和美术本中写作“东青釉，用紫金釉微掺青料合成”等。对于翻译时拟译版本的选择，学界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选择“汇集该典籍最新研究成果”的版本 （汤金霞、梅阳春，2015），但问题是，这样的版本带有太多后人阐释的印记，照此译出来的译本还是原作的译本吗？笔者认为，如果同一版本能够多方印证，还是越早的版本越好。就《陶录》而言，目前国内学者在编辑相关古籍集成和译注时大多选择时间较早的嘉庆本和同治本（傅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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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熊寥，2000），这可为译者选择拟译版本时作参考。

从现代文献学的角度而言，科技典籍属学术专著，但与现代学术专著相比，科技典籍往往具有学术文献组成要素不全、编辑欠规范的问题。《陶录》经郑廷桂整理、编辑，在学术规范上属古代科技典籍中的上乘之作，但现代读者阅读起来仍会感觉不习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注释随意放在文中，影响行文的连贯性，如“明洪武二年，《江西大志》作三十五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卷一），其中“《江西大志》作三十五年”是对“明洪武二年”的注解，两个时间并置易引起读者误解；（2）目录简略，部分章节缺少必要的关键词，如卷四“陶务方略”、卷八“陶说杂编上”、卷九“陶说杂编下”、卷十“陶录余论”在目录中均没有分节和提供分节关键词；（3）没有参考文献索引、术语索引等现代科技文献必备的要素。

2. 术语众多，同义现象严重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科技典籍大多是民间智慧的结晶，而中国古代同一行业往往在不同地区、甚至个人之间相对地发展；其二，中国古代缺乏相应机构、词典编辑等手段对不同地区和个人所使用的行业用语进行统一规范。据刘迎春、刘天昊（2015）统计，中国航海典籍中有专有名词近8000个。《陶录》仅卷三就出现了168个专业术语，涉及陶瓷行业中的窑场、分工分业、釉色、器皿等名称。《陶录》中术语之所以如此之多还在于同一个事物往往有多种称呼，如釉色名“东青”又称“冬青”或“冻青”（“东青器……或讹冬青，或讹冻青”，卷二），“霁青”又称“济青”（“霁青器……今讹作济青”，卷二）；窑场名“景德窑”又称“昌南窑”或“镇窑”（“昌南窑仿定器”，卷六）；制瓷分工名“烧窑工”又称“把庄”（“烧窑工：俗呼把庄”，卷三）。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出现在典籍的不同部分极易给读者造成理解困难。

3. 喜用简称

中国科技典籍用文言文写成，多用单音节，惜字如金，简化表达随处可见。《陶录》中简化表达主要有以下几类。（1）地名、人名。《陶录》在提及陶瓷原料产地、窑厂所在地、陶瓷专家或历史名人时多用简称，如将“景德镇”简称为“镇”（“镇瓷花式”，卷三），卷三“湖窑式”中的“湖”专指古代景德镇著名窑厂所在地“湘湖”，卷二“唐窑”“欧器”中的“唐”和“欧”分别指“唐英”（明代江苏宜兴著名瓷窑创立者）。2）术语。即所谓“器物花式，字多俗省”（卷四），制瓷花式名“兰竹式”“宋式”“白器式”“饭器式”“砂器式”“宫式”（卷三）等常用第一个字代称，如“惟兰、宋、白、饭、砂、宫等坯不用”（卷四）。（3）书名、其它历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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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御窑厂最后一个督陶官）和“欧子明”（翻译研究

词。《陶录》成书“博考众家之说”（序），引录了大量历朝历代文献、史实，但大多使用简称。例如，序言中提到的“《贡》”和“《酉阳》”分别指《尚书》中的“禹贡”篇和唐代段成式撰的“《酉阳杂趄》”，“隆万器”（卷二）指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隆万”是年号隆庆和万历的缩写。简称表达常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在翻译时需特别对待。

二、《陶录》英译者及其翻译动机

《陶录》译者佘义（Geoffrey R. Sayer，1887—1962），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一生主要经历为担任英国派驻的政务官，在和广东生活近30年，1938年退休。作为一名学者型，佘义在工作之余喜欢研修汉学（sinology）和艺术品鉴藏，出版过两本颇有影响的历史专著，在艺术博物馆（Hong Kong Museum of Art）至今仍辟有佘义藏品专窗（the Sayer Collection）（Sayer，1980：xx）。

佘义英译《陶录》时选择的版本是年代最早的嘉庆本，1951年由英国历史悠久的学术出版社Routledge & Kegen Paul Limited出版，这是迄今为止《陶录》的唯一一部英译本。该译本出版后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1952）和《文物》（Antiquity）（1953）等刊物分别发表书评对其进行推介，称“译本具有学术性，译文令人信服”（scholarly and convincing），“该译本使先前的儒莲译本和其它节译黯然失色”（obsolete）（Winkworth，1953）。进入21世纪，有学者在谈到中国陶瓷文化在国外传播时仍然认为该译本是“无价的”（invaluable）（Huang，2008：202）。

翻译动机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重要因素。佘义英译《陶录》有两个动机：（1）《陶录》是西方人士获取中国陶瓷知识最重要的两本中国本土文献之一，虽然之前有儒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的法译本（1856年出版），但该译本年代久远，不易获得，且对原作删略较多（后三卷整体略去不译），算不上全译本；（2）1935—1936年，中国在伦敦成功举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陶瓷等文物展，激起了西方鉴藏界对中国陶瓷藏品的极大兴趣，佘义本人亦热衷于艺术品鉴藏，社会需要和兴趣使然，促使佘义视翻译《陶录》为己任（Sayer， 1951：xiii），佘义在《陶录》译本引言中就着重强调了该译本对陶瓷藏品鉴赏

 这两本著作是Hong Kong，1841–1862：Birth，Adolescence，and Coming of Age（1980）以及与Evans合著的Hong Kong 1862—1919：Years of Discretio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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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藏的价值。

三、佘义英译《陶录》的策略和方法

基于《陶录》的文本特点和翻译动机，佘义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采取了直译和副文本阐释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1. 直译

《陶录》作为科技典籍属信息型文本，主要功能是向读者传达真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和现象（Nord，2001：37），其中包含了大量专业术语；佘义英译《陶录》的目标读者是西方陶瓷鉴赏和收藏人士，而对于陶瓷鉴赏和收藏来说，准确掌握器物的款式、年代、窑场等史实性信息很重要。因此，佘义选择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即“尽可能地展现原文实际如此而不是应该如此”（what the Chinese actually says rather than we think it ought to have said）（Sayer，1951：xviii），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陶录》10卷悉数译出，包括原作序言、后记、原文注解，对于极少数直译有困难而不得不采取意译或删改等做法之处，译者在正文中悉数标明，且用脚注详细说明原因，例如佘义将“茭草跟登”（卷四）译为［cover］them with reed matting，并附脚注：“The text has two highly intractable characters sounded‘ken-teng’meaning literally‘follow the stool’，no doubt a colloquialism. I have not attempted a translation of these，and have instead inserted the word‘cover’as plainly required by the immediate context.”（Sayer，1951：37）译者不仅在正文中用“［］”标明改译的部分，而且在脚注中详细交代了被改译的原文和改译的原因，由此可见译者对直译之外翻译方法使用的审慎态度。其二，对于《陶录》中大量的术语，佘义努力追求中英概念对等，具体采取3种处理方法：（1）对于在英语世界已有普遍接受的译名的术语，佘义沿用，如“青花”的英语译名“blue and white”1719年便出现在英语文献中，后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著作中的常用术语（《牛津英语词典》电子版），为英语世界所普遍接受（卢军羽，2016），因此佘义将《陶录》中“青花”一律译为“blue and white”（Sayer，1951：xvi）；（2）对于在英文中经常出现但尚无定译的术语，佘义采取“译名（拼音）”的处理方法，如（官窑生产的器皿），先前有西方译者译为“imperial wares”（Bushell，1910：60），佘义给出自己的译名“official wares”，并在其后用括号注明“官”的汉语拼音Kuan，供译文读者辨识与比较，即“official（Kuan）wares”（Sayer，1951：37）；（3）对于英语世界较为陌生的术语，佘义采取“拼音（英文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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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器”翻译研究

的处理方法，例如“子梨器”为清代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重要瓷器品种，兼具子式和梨式的特点，样微似梨（汪庆正，19：14），佘义将其译为“Tzǔ-Li（Son and Pear）vessels”（Sayer，1951：26），第一部分拼音旨在突出其术语性，第二部分英文释义使译文读者知晓拼音所代表的意象，而该术语的具体内涵在《陶录》相应部分有详细解释（如“子即子式；所谓梨式，口平而势圆，样微似梨”，卷二），综合这三部分信息读者不难获知该术语的确切含义。

2. 副文本阐释

副文本是一个叙事学概念，指印刷成书中那些不属于文本正文，但却环绕在文本（正文）周围的仍然可以影响阅读的语言学及图案要素（Genette，1991）。副文本按在文本中出现的位置可分为两类：文本外副文本，如标题、前言、目录、附录、后记等；文本内副文本，如文本内出现的括号注释、脚注等（许德金，2010；王雪明、杨子，2012）。副文本对文本叙事起着补充、呼应或解释的作用（许德金，2010）。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叙事，但与创作相比，翻译叙事由于受到原作的羁绊，更需要副文本来拓展叙事的空间。佘义英译《陶录》选择了直译法，但他作为学者型的译者需要空间去弥合原作（如编辑欠规范、术语使用混乱、喜用简称等）与目标读者需求之间客观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副文本构成了佘义英译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脚注

脚注是佘义英译本的一大特色。全书共有脚注431条，平均每页近4条。就脚注的功能而言，主要分为4类。

①补全简称，提供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这类脚注的主要作用是对前文提到的3类简称加以信息补全，对正文所涉及的人物、年号、地名等专有名词作史实性解释。例如，佘义将“隆万器”（卷二）译为Lung Wan vessels，并提供脚注：“i.e. Lung Ch’ing and Wan Li”（Sayer，1951：14），说明“隆”“万”是明朝年号“隆庆”和“万历”的缩写；又如“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卷一）下附脚注：“i.e. T’ang Ying the famous Superintendent of the Ching-te-chen potteries. This particular work was a commentary written in 1743 by the Emperor’s command on twenty drawings representing the various sides of the potter’s work.”（Sayer，1951：10）该脚注对清朝著名督陶官唐英及其著作《陶冶图说》作简要介绍。这些信息对鉴赏中国陶瓷或想进一步了解中国陶瓷知识的西方读者非常有用。②文内互文。《陶录》同义术语较多，这类脚注主要是提醒译文读者对同一内容在《陶录》中不同部分的不同表述（主要是术语）进行参照阅读，以便更好地理解译文。如第35页kiln’s eyes（窑眼）下有脚注：“i.e. the‘fir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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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see above”，意在说明此处的“窑眼”在上文称为“火眼”（fire-eyes）。此外，文内互文还包括译文不同部分脚注的互参。

③文外互文。文外互文又可分为中文文外互文和外文文外互文。中文文外互文指译者将《陶录》与其它陶瓷典籍的相关内容加以对比阐述，以供读者参照阅读或扩充陶瓷知识，如在翻译“为陶务作二十有三”（卷一）时，佘义提供脚注：“Although it also gives the number 23 the T’ao Shuo list（which specifically relates to the Ming period）differs in certain details. It has not got items 3，4，and 7，but splits up item 2 into‘wine-up making’，‘plate making’，large dish making’，and‘teacup making’”，在脚注中译者将《陶录》与《陶说》（“御器厂分二十三作”，卷二）中相应的内容进行比较，并指出了两者的异同。外文文外互文指译者将自己的译文与西方译者或陶瓷学者的译文加以对比阐述，指出先前译文的问题或强调自己译文的合理性，如在翻译“碎器：仿于元，即宋之吉州分窑”（卷二）时，佘义提供脚注：“Julien（Histoire，etc.）， not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Fen（‘part’）in the text，took it to be a misprint for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e‘water’radical added. There is a district of this name in Shanhsi province；so（on p. 46）he attributes the ware to that province. Unfortunately，on p. 76 he attributes it to Shenhsi and on p. 16 to Kuanghsi. Bushell（O.C.A.，p. 162）credits M. Julien with correctly attributing it to Kiangsi in his preface. I cannot find this；on the other hand，I find（p. liv）him repeating his attribution to Shan（or as he calls it Chan）Hsi.”在脚注中，佘义指出Julien和Bushell两位译者因误把“分”当作“汾”而得出该窑位于山西省的错误结论，经考证，佘义认为该窑应位于江西省，原书并无错误。

④对原文的进一步阐释、质疑或勘误。《陶录》英译本前言指出，《陶录》作者为人文学者，对陶瓷工艺缺乏研究，书中有关陶瓷工艺的描述大多基于对工匠的长期观察记录，缺少科学性，常常会令西方读者费解。因此，佘义在翻译过程中不时地对原文考证一番，这充分体现了佘义作为学者型译者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如在翻译“八年，改属九江关使总管，其内务协理如故”时，佘义作有脚注：“The account is not exact. T'ang stepped into Nien’s shoes in 1736 and was transferred to Kiukiang in 1739”。佘义的质疑是符合史实的，据傅振伦、甄励（1982），唐英是在乾隆四年（1739）始任九江关税总管并兼理陶务的，而并非《陶录》所记载的乾隆八年。又如在翻译“在用锥碎成小块”（卷四）时，佘义根据上下文断定句中“锥”应为“槌”，因此作脚注：“The text gives‘chui’‘an awl’，clearly a misprint for‘ch'ui’‘a mallet’.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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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has the‘gold’the latter the‘wood’radical.”佘义的勘误有一定道理。

（2）标题与目录、前言与引言、附录与索引

①标题与目录。佘义英译本的标题为Ching-Te-Chen T’ao-Lu，or The Potteries of China，并带副标题Being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an Introduction，副标题突出了注释和引言在译本叙事中的作用。英译本不仅直译了《陶录》原书目录，而且在原书目录的基础上，对条目和内容进行大量扩充，自拟了一个新目录。原书目录只有14条目，英译本自拟目录有201条目，扩充了13倍多。以卷一为例：在原书目录中卷一只有一条信息“卷一 图说”，英译本新目录有4条信息，分别为二级标题“BOOK I. ILLUSTRATED TALKS”和3条三级标题“Ching-te-chen：topography and past history；The Palace Factory：layout，activities，and staffing；Pottery practice under fourteen heads”。前两个三级标题译自正文分节引导语“景德镇图”“御窑厂图”，但内容上进行了扩充，即根据章节内容分别提炼了关键词“topography”“past history”和“layout”“activities”“staffing”，置于其后；第三个三级标题则完全是译者根据本部分内容概括而来的，其它章节标题的扩充均依此方法进行。扩充后的目录详细、内容充实，便于译文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对全书的主要内容有大概的了解，亦便于读者迅速翻检自己所需的信息。

②前言与引言。前言为英国著名的中国陶瓷研究专家A. L. Hetherington所写，重点介绍了佘义英译《陶录》的贡献和该译本对陶瓷收藏家的价值。前言虽短，但由于出自译语陶瓷名家之手，其推介作用不可忽视。其后是佘义所写的一篇长达近3 000字的引言，详细交代了译者的翻译动机、读者定位、翻译策略和致谢等信息。在翻译动机中，佘义介绍了中国陶瓷典籍在西方的译介概况和不足，突出翻译《陶录》的必要性。佘义明确指出，他的译本不旨在用于科学研究（scientific treatise）而是为那些喜欢逛古董店的人服务的（those who like to browse in antique shops）。精准的读者定位有助于个性化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陶录》中记录的器物款识、年代、窑场等史实信息对于西方人士鉴赏和收藏中国陶瓷非常重要，为了如实再现这些史实，佘义选择了直译法，并在引言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实现中英文概念对等的具体做法。引言最后一部分交代了在翻译过程中提供协助的中外人士和机构，特别强调了英国著名陶瓷鉴赏家及商人H. R. N. Norton在帮助译者理解中英文陶瓷术语差异以及提供注释过程中的作用。

③附录与索引。《陶录》英译本添加了两个参考文献附录和一个索引。附录一列出了脚注中所参考的所有中英文文献，共10条。附录二列出了《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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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中所引用的所有中文文献，有条之多，并注明在译本中出现的章节序号。这个附录非常有价值，可为西方人士鉴赏和研究中国陶瓷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Sonin，1952）。佘义将译本中出现的陶瓷行业术语、重要人名、重要地名、重要文献名、时代名等汇总，按英语字母顺序制作了一个术语和专有名词索引置于书末。为了控制篇幅和提高查阅的效率，佘义在收录术语和专有名词时作了精心筛选，重点收录陶瓷专业术语，对下列两类术语和专有名词尽量少收：a.在正文中只出现一次且陶瓷专业性不强的专有名词，如Shi K’ao（《史考》）、Ma Tsu-ch’ang（马祖常）（卷九）；b.已经包括在目录和参考文献中的术语和专有名词。经过筛选后得到术语和专有名词300余条，每条术语和专有名词后注明在正文中出现的页码，以方便读者快速索阅。添加附录和索引，可弥补《陶录》编辑不规范的不足，使译文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读起来赏心悦目”（pleasing and easy to read）（Sonin，1952）。

结语

中国科技典籍外译需要跨越文化和时间的双重障碍，这个双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特点与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一矛盾上。本文以《陶录》及佘义英译本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从文本特点上来看，以《陶录》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典籍具有版本不一且编辑欠规范、术语众多、同义现象严重、喜用简称等特点。要解决中国科技典籍与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有明确的读者定位，即翻译动机。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的爱好与特质使佘义将英译《陶录》的目标读者定位于热爱中国陶瓷鉴赏与收藏的西方人士。其次，根据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特点和目标读者的需求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陶录》作为科技典籍属信息型文本，包含大量专业术语；对于陶瓷鉴赏和收藏来说，准确掌握陶瓷器物的款式、年代、窑场等准确史实性信息很重要。因此，佘义选择了直译法。与此同时，佘义充分利用脚注、目录、附录等副文本所提供的阐释空间进一步弥合了原作文本特点（如编辑欠规范、术语使用混乱、喜用简称等）与目标读者需求之间客观上的差异，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译本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理想的目标是：既向异域读者充分展示中国科技典籍的原貌，又使译本成功跨越文化和时间的双重障碍。要达至这一目标，“直译+副文本阐释”无疑是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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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6-08-21

作者信息： 卢军羽，景德镇陶瓷大学外国语学院，333403，研究方向：典籍英译，英汉对比研究。 电子邮箱：1405827447@qq.com

常见中文参考文献格式说明与示例

1．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书［M］、期刊文章［J］、报纸文章［N］、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EB］、联机网络［OL］、网上期刊［J/OL］、网上电子公告［EB/OL］、其他未说明文献［Z］。 2．格式及示例：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1］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2］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 （3）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 ［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3］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玮．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 （4）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4］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5）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5］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http://www.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08-16/1998-10-04． （6）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