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研究
作者:陈茹
来源:《科技创业月刊》 2016年第14期
陈茹
(珠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珠海519000)
摘要:智库起源于二战时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对智库的概念尚无定论,简而言之,智库就是通过生产思想产品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智辅政的传统,随着改革开放,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也开始蓬勃发展。我国现有的智库基本上可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其中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是主力军,基础雄厚,资源丰富,但受到的也相对较多,社会智库相对而言发展基础薄弱,但在性、灵活性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近年来社会影响力也逐渐提升。针对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要从人才队伍、资源整合、优化环境等方面着手,做大做强中国智库,唱响中国好声音。
关键词:官办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
中图分类号:C93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6.14.005
智库,译自英文“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脑库、智囊团、智囊机构等。现代意义的智库起源于二战期间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如今已遍布全球,研究领域从最初的政治、军事、外交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
1智库概述
1.1智库的定义
关于智库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界定。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个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在其编写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提出,智库是以公共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1.2智库的功能
智库的主要职能包括提供思想产品,培养汇聚人才,搭建交流平台等。提供思想产品是智库的核心功能,这里所谓的思想产品是指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形成思想、建议、方案,利用信息报送、刊物出版、研讨交流、媒体宣传等方式向决策者和公众推送。培养汇聚人才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一方面智库可以向、企业、高校输送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智库也可以通过吸纳行业精英增强研究能力,在智库、企业、高校之间打造“旋转门”。搭建交流平台是智库另一项重要功能,智库的研究不是封闭的,需要在研究机构和之间,研究机构和研究机构之间打通交流渠道,形成有效交流合作机制。
1.3智库的分类
智库可以按照研究方向、组织属性、机构性质等进行分类。按研究方向划分,有综合性智库和专业性智库,著名的综合性智库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兰德公司;专业性智库,如着力于研究外交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教育策略的美国城市研究所等等。按组织属性划分,有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我国大部分的智库都属于官方或半官方附属型,而欧美
则是民间智库力量强大,《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就是典型的民间智库。按机构性质划分,有营利性智库和非营利性智库。营利性的著名智库有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和波士顿咨询公司,我国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安邦咨询公司等等。
2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早在中国古代便有以智辅政的传统,如谋士、幕僚、师爷等,但彼时的智囊只是单打独斗,社会影响力有限。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基本同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相对完善的智库体系。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5》,全球共有智库6 846家,我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共有435家,在2015年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175强中,共有9家中国智库位列其中。
2.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义
根据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通过明确定义,细化标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已相当清晰,标志着中国智库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2.2中国智库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义,本文将我国智库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官办智库包括附属于党政军的内智库和社科类的事业单位型智库。高校智库即各个大学主办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一种学术型的智库研究机构。社会智库是指经费自筹、人事、利益中立的非官方的第三方研究机构。
2.2.1官办智库
中国的官办智库发展起步早,规模大,影响力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智库体系逐步建立,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得到快速发展,标志性事件是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随后发展研究中心等一批官办智库迅速发展,目前官办智库已成为我国智库的中坚力量,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全球智库报告2015》前175强中,中国有5家官办智库,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1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5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9名)、发展研究中心(第50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2名)。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智库报告》,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官办智库占了6家。
官办智库属于内,有着自身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基础设施保障有力,这些研究机构被纳入国家行政事业机构的管理机制,研究人员一般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或事业编制,经费全部或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在人财物配备方面无需自行筹划。其次,信息渠道畅通。官办智库依托背景,承接的课题绝大部分来自于委派,可以获取大量内部资料,研究内容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第三,成果转化机制完善。官办智库的研究成果能直达决策层,其对策建议往往能被重要的文件吸纳,真正发挥“智囊团”的作用。
同样,也是由于内的束缚,官办智库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首先,行政化严重。很多官办智库采用的是行政化的运作机制,“官本位”色彩浓重,容易扼杀智库的活力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其次,研究性不足。由于这类智库依附于,容易成为的解读者而非研究者。第三,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官办智库往往是计划性有余而竞争性不足,束缚内在的发展潜力。
2.2.2高校智库
中国的高校智库兴起较晚,发展迅速,影响力逐步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十六大召开是高校智库发展的黄金期,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大学智库蓬勃兴起,此后高校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智库报告2015》前175强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排名第位。在《2015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北京大学综合影响力排名第3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也跻身前10名。
高校智库承担着战略研究、建言、人才培养、引导、公共外交等职能,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校方拨款和社会资金,人员主要是校内的学者和外聘的研究人员,一般不具备法人资格,依附于所属高校。高校智库主要的优势表现在经费来源相对有保障,研究人员高度聚集,学术资源丰富,与交流对话渠道畅通等。高校智库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智库发展良莠不齐,重复建设严重。高校智库数量庞大,认定标准不一,造成鱼龙混杂,难以统计、界定。二是人事与机构性质不匹配。高校人员晋升主要依靠职称,而评职称的关键环节在于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层次,这就使得研究人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论文创作,弱化了研究的实际应用。三是研究人员专业化程度欠缺。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大多是由学校老师兼任,日常承担着教学甚至是行政工作,分散了研究人员的时间、精力。
2.2.3社会智库
中国的社会智库兴起较早,但发展相对滞后,数量少,规模小,研究成果不多,综合影响力较弱。社会智库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以来,社会智库再次大量涌现。在《全球智库报告2015》前175强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社会智库榜上有名。另外,我国的社会智库在亚洲大国智库、最佳民营智库的榜单等均有列入。
社会智库是官办智库和高校智库的重要补充,有三个重要特点。首先,性和非营利性决定了社会智库的研究相对客观,超越部门、地方和行业利益的束缚。其次,社会智库根植于民间,能够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诉求,为民主决策起着独特作用。第三,一些社会智库参照西方智库的运行模式与国际社会接轨,有利于增强我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从目前社会智库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智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任何组织的运作都需要经费做保障,社会智库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需要到处“化缘”,随时面临着“断米”的风险。此外社会智库在信息获取、享受相关优惠方面和内智库相比还是处于相对弱势。同时,社会智库还普遍面临难以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瓶颈,而高精尖人才的缺位又使得社会智库难出有影响力的成果,从而陷入发展的困境。
3我国智库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的研究,目前,我国智库已经初步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为主的板块格局,呈现出内智库与外智库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特色。在我国智库蓬勃发展,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的同时,各类智库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首先,从宏观上来说,我国智库数量相对较少,影响力低。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5》的最新数据,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但拥有的智库数量只有435家,不到美国(1 835家)的1/3,我国的智库数量显然与大国身份不相符合。目前关于智库研究的考评没有统一标准,国际最权威的当属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国内常被引用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从历年这两份报告显示的
结果来看,我国智库虽然上榜数量和名次有所提升,但与欧美,甚至日本、印度相比,影响力还是差强人意。
其次,性较差,缺乏竞争机制。党政军智库绝大多数都属于内,与存在隶属关系,这使得大量研究成果变成解读,缺少自主有创造性的研究。高校智库相对而言官方色彩没有那么浓重,但也未能完全于之外,其自主研究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另外,这些官方、半官方的智库大多按照行政化管理,有着各种量化考核指标,这就使得智库在人财物的调配上缺乏灵活性和时效性,研究不是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以任务为导向,难以真正发现问题,推陈出新。社会智库虽然束缚相对较少,但由于受资金、信息、等各方面的,综合竞争力一直处于弱势。
第三,宣传力度不足。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酒好也怕巷子深,国际著名的智库都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和推介。在这个方面,我国智库正面临着官办的没有动力,民办的没有能力的尴尬境遇。因为官办智库进行的大多是任务型研究,不用担心研究成果的“销路”,民办智库虽然极力想要在众多智库中唱响自己的声音,但由于先天不足,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我国智库对外宣传途径也相对传统,一般是出书、出研究报告,举办成果发布会、论坛,或者是在官网、新闻媒体上进行报道,与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兴的自媒体衔接还不够紧密。
第四,国际化程度欠缺。智库的国际化体现在研究领域、人员构成、运行模式等多个方面,最终体现在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近年来,闭门造车的观念有所改善,我国的部分智库已经开始“请进来”和“走出去”,国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但是总体来说国际化程度还是远远不够,要做到像兰德公司那样将业务延伸到国外,我国的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关于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对策建议
纵观全球智库发展的趋势,建设高水平智库势在必行。中国智库建设既要借鉴国际成功智库的经验,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从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着手。
一是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智库建设也是如此。智库的人才队伍既需要高精尖领军人物,也需要术业有专攻的研究人员,还需要具备良好管理能力的综合人才。领军人物可以为智库打响知名度,提升影响力,建立起与及国内外的有效沟通渠道。研究人员是智库的中流砥柱,研究人员对热点问题的敏锐程度和思想的创新性、前瞻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智库出品的质量。以往提及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很少会提到行政管理人才,但任何成功运作的团队都少不了一批有能力、有效率的综合性人员,目前我国智库的运作模式普遍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除了固有的机制原因,内部管理也乏新可呈,可以通过管理上的改革创新增强活力,提高成效。
二是打造智库资源网络。我国智库发展多而不强,智库之间缺乏长期有效的沟通联络机制,导致各自埋头苦干,研究资源浪费。可以将国内现有智库纳入智库网络,建立起资源共享平台,避免重复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衍生出一批地域性智库网络、专业性智库网络,集中力量组团式发展,在国际社会擦亮中国智库的品牌。鼓励大型智库在地方,甚至海外设立分属机构,吸纳熟悉本地情况的研究人员,形成内部研究网络,这样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中才能既把握好宏观走向,又能接地气合实情。
三是大力发展社会智库。国外很多顶尖智库都属于民办性质,社会智库的发展优势鲜明,大有潜力可挖。从智库的职能来说,其中一项就是表达,建立起与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社会智库天然具备紧密联系百姓生活的优势。此外,社会智库相对而言性较强,没有
官办智库那么多的束缚,更加灵活机动,也更具备竞争力。当然,要发展社会智库还需要解决资金来源这个瓶颈。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鼓励社会捐赠,或者采用官助民办的形式,对社会智库实行优惠补贴。
四是营造有利于智库发展的社会环境。智库建设离不开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社会环境。①法治化是前提。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法律给予智库明确的身份定位,尤其是要赋予社会智库同等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要对智库思想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对侵权行为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②市场化是手段。智库建设并不是一味追求数量,而是要又好又多。将智库建设纳入市场化的轨道可以增强智库的竞争意识,用市场这块试金石来倒逼智库改革,从而提升我国智库的整体水平。③国际化是目标。智库研究不受地域,建设国际化智库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的交流机制,吸纳海外专家学者,对国外智库的研究成果及时引进,简化智库发展涉外审批程序。
智库是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为提供产品,影响制定;通过为大众理性发声,促进公民社会发展;通过聚集高水平研究队伍,储备一批战略性人才。掌握思想就掌握了制高点,只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大做强中国智库,才能在世界唱响中国好声音。
参考文献
1李国强.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认识和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14(5)
2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中国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与建议[J].社会科学,2014(4)
3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建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4徐晓虎,陈圻.智库是什么——关于智库研究的新观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26
5徐晓虎,陈圻.智库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J].中国科技论坛,2012(7)
6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苗树彬.努力建设高端社会智库[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
8王健.论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改革重点[J].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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