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长江中游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长江中游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黄娟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兴起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经济研究受到史学界的日益关注，不论是宏观的整体描述，还是微观的个案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是比之于其他区域经济史研究稍显薄弱，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和提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近代；长江中游；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3−0378−08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长江流域区域经济研究也受到史学界的日益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史的论文达180余篇，专著20多部，尤其近年来成果颇为丰富，呈现出高峰状态，这说明近代长江中游区域经济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总结和回顾已有的成果，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该区域的研究，避免简单重复是十分必要的。

一是认识到以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广地区自清代以来就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到抗战时期又推行了一系列农业开发和建设，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支持了后方的抗战经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方落后的农耕方式，促进了后方社会经济的发展[9]，并通过谷米贸易加强了与其他区域间的经济交流[10]。

二是揭示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活跃了区域经济。除了以稻谷为主的米粮外，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也引起了学界关注。自然环境是茶叶、棉花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天然优势[11−12]，而近代商人活跃、商品经济发展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广

本文所指长江中游是指包括湖南、湖北、江西省在内的区域。就所收集的材料来看，不仅有诸如张朋园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2]和万振凡、林颂华的《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3]等一系列[4−8]对区域经济进行全面考察的综合性成果，而且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更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长江中游区域经济进行剖析，主要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 关于农业的研究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国家近代化进程，尤其是长江中游这样一个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农业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下述成果：

收稿日期：2008−03−12

作者简介：黄娟(1981−)，女，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

一、有关区域经济及市镇的研究

泛种植[13]。

三是指出了农业经济变迁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单一的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区域经济非常脆弱，对市场的的依赖性过强，这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均耕地的减少，以水稻生产和米谷输出为主的生产方式不能吸收日益增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化了社会矛 盾[10]。另外，片面追求工业化及其发展速度，也是导致农业经济变迁阻力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14]。

(二) 关于手工业的研究

关于手工业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索手工业发展的原因。徐凯希以战时湖北、湖南后方手工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两湖后方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异同，他认为在战时日用工业品供求失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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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和工会组织的积极活动促成了湖南、湖北后方手工业的勃兴。在工业品异常短缺的情况下，两湖后方手工业与有限的机器工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为坚持长期抗战，提升鄂西、湘西山区工业发展水平，均发挥了突出作用，从而成为大后方经济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15]。二是对手工业特点进行总结。刘云波认为湖南商品经济在起步较迟的情况下有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爆竹业、湘绣业、制茶业以及桐油业等几种外销型手工业的发展就是例证；同时其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自己的特点：首先，起步虽慢，发展较快；其次，市场刺激，重视；最后，城乡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比较明显[16]。三是探讨手工业与辛亥的联系。陈西平通过对清末湖南手工业资本产值、资本总额、产业恒定性等的分析指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主体，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相比，手工业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系较少，矛盾深，人数众多，并因此奠定了辛亥的重要经济基础[17]。

(三) 关于工矿业的研究

作为近代化标志之一的工矿业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部分。对工矿业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兴起的原因。除了区域矿藏资源丰富，巨大的市场需求，以陈宝箴为典型的支持也是近代湖南矿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并因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后发型区域经济近代化[18]。第二，发展的特点。由于处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湖南工矿业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特色：民营工业比重大，小厂多，基础薄；分布较以前均衡，技术提高；短期繁荣，急剧破产，但为抗战和人民生活提供了物资保障[19]。第三，落后的原因。周辉湘认为湖南近代工业落后的原因首先是湖南经济基础差，交通闭塞，资金短缺，专门人才匮乏，商品意识差；其次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太平天国客观上提供了两次契机，但湖南在双重影响中只受其害未得其利；再次，历届湘抚无所作为，使湖南工业未能摆脱羁绊，长足发展[20]。第四，产生的影响。工矿业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成为农业的补充，一些工业产品可直接使用于农业生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盛，商业的繁荣和小城镇的发展[21]。第五，抗战时期工业内迁。抗战时期湖北内迁工业不仅为抗战提供了丰富的战略物资支持，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对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2]。

(四) 关于商业贸易、商人行帮的研究

地理环境的优势不仅为近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米粮、茶叶、竹木的生产提供了条件，发达的水路运输网络也为这些商品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

1. 米粮贸易

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米粮产区，以稻米为主的米粮产量丰富，不仅能够满足本区域人民生活的需要，也带动了米粮贸易的发展。一方面米粮贸易推动了地区部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封建社会的“孤立性和锁关性”，加强了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23]。除了有利的自然环境，交通、金融、人口、通讯、政治上的优势为区域米粮贸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甚至对平衡全国粮食供应和区域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25]。另一方面，单一的稻米生产也造成了区域的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性，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10]。特别是近代粮食外销主要靠的是扩大土地面积而不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农业工具的改进，这也了粮食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之无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扎实的基础[26]。

2. 茶叶贸易

茶叶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经济产品，道光季年以后，湖南茶叶在国外大量需求、国内大力提倡及湖南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的推动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省年输出茶叶100余万石，贸易额达600余万两，跻身全国产茶大省的行列。光绪中叶以后，由于经营管理缺乏竞争机制，商业信息比较闭塞和分散式的小规模生产等，湖南茶业急剧衰落，不仅加剧了省府的财政危机，也带来了百姓生机困难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27]。周美娟考察了晚清晋商对湖北茶业的影响，她认为晋商以市场为经营导向，开始产运销的一体化运作，大大促进了我国茶叶经济的发展和近代民族加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8]。19世纪60年代开始茶商开始在汉口垄断茶叶市场，体现出超经济手段下的经济奴役特点，但由于缺乏技术改造，关卡重税，最终伴随十月衰落了[29]。

3. 竹木贸易

竹木贸易是长江中游区域的特色商业。首先，竹木贸易的发展借助了长江中游区域水运网络的优势，同时促进了水运网络的完善。由于竹木商品本身体积大、质量重，陆路运输难堪其任，而长江中游稠密的水运网络的形成为竹木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 件[30]。其次，竹木贸易的发展也伴随着商人组织和搬运工人帮派的发展。为了在竞争中维护各自的利益，各种商人组织不断发展，在协调同业利益关系上，担当了“仲裁机构”的角色，并在与竹木商人之间起着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同时竹木搬运工人为了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在帮派竞争中保护自己，纷纷加入帮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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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说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还带有许多旧制度的残余，或者说是存在着对封建制度的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而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结果[31]。最后，竹木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联系。竹木贸易通过长江流域广阔的水运网络，极大地加强了竹木产区和消费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30]。

4. 其他贸易

吕一群通过官、商、私对盐利争夺的考察，分析了经济杠杆在市场中的强劲作用，也反映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全国市场日益走向统一的趋势[32]。谭刚研究了航运业发展对盐业贸易的影响，清末民初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对传统的木船运盐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盐业贸易的运输变革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 件[33]。李菁通过近代湖南桐油贸易变迁的考察，指出对桐油贸易由实行提倡、引导、扶植的自由贸易，回到严格私商的发展，实行国家干预的“统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使得近代湖南桐油贸易呈现出变革与保守两种倾向并存[34]。徐凯希指出沙市棉花贸易促进了城乡商品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变迁、新兴行业发展、农产品商品化和市镇的兴起[35]。熊英认为湖南军阀为了在军阀割据中夺取更多的利益、开辟新的财源和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解除湖南烟禁，导致烟祸四起。虽然鸦片贸易特税成为支撑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政来源，但鸦片贸易也给湖南带来了政局、民风败坏、破坏农作物生产等一系列问题[36−37]。

5. 行帮商会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活跃，行会组织得到扩大和发展并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一，行帮商会组织对相关行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经济组织，行帮和商会通过严密、细致的行规对手工业生产、商业和金融业进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38]。第二，传统行帮向近代商会发展。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活跃，传统行会本身也开始发生改变，逐渐转变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会组织和同业工会。尽管这种转变并不彻底，传统行帮的因素依然存在，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38]。第三，商人组织对社会、政治的影响。除了经济活动之外，商会对社会公益事业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染上了帮助维持城市秩序的官方色彩[39]。而大时期，湖 南[40]、湖北[41]的商民协会的积极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北伐的胜利和国民的迅速发展，也有利于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传统束缚，促使商人政治参与意识

的形成。

(五) 关于金融、货币的研究

金融、货币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一种标准，研究者通过对近代金融、货币发展变迁的分析，为考察区域经济变迁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第一，传统金融界带动了相关手工业行业的发展。20世纪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乡村手工业极为发达，这与来自传统金融界的强大支持密切相关：典当业通过抵押借款的形式为手工业者直接提供资金保证，并带动了相关手工行业的发展；钱庄则一方面为手工制品的贸易提供资金，另一方面还直接参与手工制品的市场开发[42]。第二，经济近代化促使旧式钱庄退出历史舞台。李秀伟以票据市场制度的变迁为线索，描述大局变迁过程中，钱 庄与执政当局针对复业、通货膨胀以及票据市场所进

行的权宜性努力以及双方之间的冲突，认为经济近代化是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43]。第三，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保障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徐畅探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的形式、制度模式、措施及其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元素如银行、农民借贷所、合作社、农业仓库等的出现，成为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尽管这种带有垄断性质的金融制度模式对于农村金融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相对于民间自发的以高利贷为主的金融模式来说，新的具有背景的金融资本介入农村的经济活动使得这种模式无疑具有了救济的意味，刺激了生产经营。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推进速度慢、市场定位精细等特点，新的农贷模式推进速度快、力度大，为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44]。第四，货币的发展变迁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陈勇以武汉特有的区域货币——汉钞为研究对象，指出它的兴盛、衰败、复兴命运同时也反映出近代武汉金融的变迁过程。汉钞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客观需要产生的，并且同武汉的金融共同沉浮，对近代货币统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45]。

(六) 关于交通运输的研究

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也是商品流通，贸易范围扩展的重要环节。但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专门论述交通运输与经济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关论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余建明考察了近代湖南交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他认为近代交通是近代工矿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的经济动力，以及抵抗外来侵略的政治动力下产生的。包括水路、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的出现不仅冲击了传统交通，对湖南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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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的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加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改变了湖南的经济布局，交通地位成为影响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46]。李坚等从日本入侵湖南航运的原因、手段、公司经营的概况分析入手，指出日本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内河航行保证其在湖南内河航行线路、课税、审案、贸易等方面的地位，湖南内河航权丧失殆尽。日本利用其航运势力大肆掠夺湖南的各种资源，倾销其商品，给近代湖南带来巨大损失

[47]

。陈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对长江航运

的近代化起到了客观的促进作用[48]

。范植清则以武汉

港为例，分析了商业繁荣与水上运输的密切关系，并指出，交通运输尤其水运是港口发展的关键因素

[49]

。

另外，在《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长沙近代化的启动》等一些论述区域经济、社会的专著中，学者们也都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变迁做了一定研究。而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兴衰的原因时，学者们一致肯定了交通运输，包括航运、公路、航空的重要意义，但多为一笔带过，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

(七) 关于城市、市镇的研究

现有的城市、市镇研究多以武汉[50−51]、长沙[52]

等大城市为中心，探讨城市近代化过程，但近期也出现了对长江中游区域的整体性研究。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53]对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地域分布及发展周期、市镇密度、市镇人口、市镇贸易范围及贸易半径、市镇的类型划分及市镇与市场层级的数量统计和分析，开展对各类专业市镇分布及特点的总结，探究市镇中仓储分布与市镇分布间的关系等。他还将其他区域作为参照系，展开比较研究，以确定该时期长江中游区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城市、市镇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城市本身的现代化进程。罗威廉在考察汉口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汉口的社会变迁做了解析，将经济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

[54]

。郭钦认为前期湖南长沙警政制度

的发展、市政专门机构的演变和市政规划建设，促进了长沙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的逐渐转变[55]；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市镇繁荣。王朝晖的研究认为，西方经济势力入侵和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推动，客观上加强了湘西王村镇与外界的经济联系。随着桐油贸易日兴，王村凭借作为桐油集散商港、湘西门户之利，成为永顺县最大的农村定期墟场和酉水流域最大码头，并发展成为专业性商业市镇。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王村镇繁荣的最大动力[56]。王永年也认为，汉

口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发展与商品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57]。另外，城市、市镇的发展还体现在文明的进步。西方商业文化的刺激之下，汉口的商业文化经历了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变迁。尽管传统的商业文化不能一下子淡出，传统与现代交融杂糅，但总的趋势是走向现代[58]。

二、关于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

若干因素研究

近年来，随着区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除了对区域经济分部类、分行业进行研究外，一些学者尝试着从其他角度考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也颇有成就。

(一) 开埠通商

近代中国很多城市在西方强力之下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这些开埠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石山的《岳阳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59]对岳阳、长沙开埠过程、性质、影响做了全面考察。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对开埠和区域经济的互动进行了探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成果：

首先，开埠通商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迁。从商品结构看，开埠后的湖南对外贸易中，进口商品以日常消费品为大宗。出口商品绝大部分为农副产品和原料，因而烙上半殖民地的印记[60]。其次，开埠通商促进了商业繁荣。尽管进出口贸易不平衡，但是急剧增长的进出口商品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促成了商品经济网络的形成[59]。再次，促进城市近代化[61]。岳州开埠后，商品经济结构及经济行业、城市管理机构、岳阳市民的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第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刺激了民族航运业的迅速发展[59]。最后，开埠毕竟是政治弱势下的被动，因此也造成民族资本受到打击，大量白银外流等危害[62]。

(二) 战争政治

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战争频繁，政局更迭，这些不仅和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第一，辛亥对城市现代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为首义之地，武汉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袖的青睐，经济发展上受到扶持。湖北军、南京临时和北京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法律法规，制度变迁和供给是武昌首义之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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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63]，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现代化进程[]。

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战争的掩护下对区域经济的渗透和掠夺。首先是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造成大量破产者[65]。其次，大量生产原料被掠夺，使广大腹地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66]。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在倾销商品、霸占市场，操纵财政金融，掠夺区域资源，控制工业和交通，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使之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 势[67]。

(三) 人口

近代社会人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变量因素。学界研究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剩余人口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微。彭辉对近代湖南人口发展变化的原因和特点进行了归纳，特别分析了人口的性别比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最后阐明由于人口过剩带来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加

大了粮食短缺和危机，进而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 败[68]。第二，战时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于湖南是通往西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的主要通道，因此，在国民迁都后，大批的国民机关单位人员、社会团体、学校、工厂和难民通过湖南迁往重庆、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一部分进入了湖南。厂矿的内迁也牵动了技术人才的内迁，这也成为湖南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69]。第三，人口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孙伟以南昌城市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考察，探寻了传统行政中心城市在近代转型中的人口现代化规律。他认为人口既是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南昌城市人口整体结构不合理，这是由交通、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并对南昌城市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70]。

(四) 人物

近代中国人才辈出，他们叱咤政坛，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有的成果既有对个别人物如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71]等的描述，也有对人才群体的研究[72]。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成为湖北工业化的开端[73]，在制度上的努力对近代汉口市场[74]，武汉早期现代化[75]，甚至整个湖北经济都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76]。在以陈宝箴为代表的官绅群体的共同努力下，湖南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因此也形成了典型的依靠政治强力自上而下启动的后发型区域性近代化[7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湖南的经济破

坏十分严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东原以“区域经济建设”谋求湖南经济的复兴。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符合湖南省情的滨湖农业区、株洲工业区及南岳文化区三个具体的区域经济建设规划，并取得很多实际成就[78]。

三、当前研究的特点、不足及今后

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但出现了相关专著，而且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全局的考量，又有区域个体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用。这些无疑都拓宽了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笔者目前收集的材料来看，有关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济研究的论文180余篇，专著20多部。

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起步于80年代，并呈

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1987至1991年形成了一

次高潮，这也与当时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热潮有着某种联系。进入21世纪以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更加引人瞩目。不仅数量可观，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展。既有整体综合性研究，也有许多学者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深入探讨。2005、2006、2007三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更是达到了78篇(部)，说明当前的区域经济研究正处于一种高峰状态，可以预见这一课题将会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应该说，通过20多年的发展，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为其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结当前研究的特点，对于进一步拓宽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将十分有益。

(一) 当前研究成果的特点

第一，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者提供了新颖独到的视角。除了一部分对区域经济史进行全面综合考察外，大多数的学者都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分析，有的从外省商人的商业活动探讨商品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经济结构变迁的推动[79]，也有的考察了区域政局的特殊变化对经济的影响[80]。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区域经济进行了分析研究，视角独到，观点新颖。

第二，相对西方区域经济史研究中突出的概念化、模式化的取向，国内学者多以大量的史料考察为基础。西方学者善于引用社会学概念，比如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用社会学的规范性和抽象性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而国内学者在研究近代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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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区域经济史，更注重史料的丰富，在大量搜集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尤其注重对经济数据具体的计量分析，进而还原历史原貌的。

(二) 存在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

当然，由于区域经济史研究兴起时间尚短，而长江中游地区较之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稍显薄弱，难免存在一些不足，这也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有所偏向，略显不平衡。以下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204部(篇)论著所研究的区域经济史内容做一分类列表，以兹说明当前学者的研

究偏好：

综合 18 8.82% 农业 11 5.39% 手工业 6 2.94%

工矿业 17 8.33%

商业贸易 36 17.65%

行帮商会 8 3.92%

交通运输 6 2.94%

城市、市镇 26 12.75% 金融货币 10 4.90% 开埠通商 10 4.90% 战争政治 16 7.84% 人口 6 2.94%

人物 20 9.80%

其他 14 6.86%

共计 204 100%

从上表可见，有关商业、贸易、流通的研究占总

体比重是最大的，达到17.65%；其次，对农业、市镇

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是，金融、人口、交通的

相关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研究的继续发展，

必须拓展研究的角度和宽度，需从更广的视角来观察经济的变迁。以交通运输为例，运输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尤其近代运输的发展，给区域经济带了鲜活动力，运输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紧密，其间的互动更是反映经济活动变迁的生动证明。已有的关于经济发展和运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成果非常少，而近代长江中游地区不论是水路、公路、铁路还是航空运输业都有显著的进步，因此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对此进行深度挖掘，为考察区域经济史提供新的思路。又如，对城市、市镇的研究局限于个别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研究略显不足。而近代中国区域间的差异较大，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涵盖中小城镇的具体情况，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必要和紧迫。当然，现在区域经济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偏向，与史料的情况有着密

切的联系，但是，要将区域经济研究全面推向纵深发展，还是应该照顾到研究角度的平衡性。

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急需创新。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略显单一，大多还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沉迷于史料考证的精雕细琢。区域经济史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它既是对历史的考察，又包含了区域经济的概念，而且在研究范围的界定上吸收了地理学的理论。另外，经济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习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区域经济史应该尽可能利用它的这种多边性特征，吸收地理学、区域经

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的精华理论，这也是区域经济史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经之道。

最后，比较研究和归纳总结较少，偏离了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初衷。正如吴承明所说的：“区域经济史不

仅是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考察

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至外国的历史关系。区域无论大小，

都不是孤立的，因为即使是封闭系统，也要与环境交换能量，

并受环境的制约。”我们研究区域经济史的目的正在于深化对整体经济史的认识。遗憾的是，就当前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能够深入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却难于走出来，将之与其他区域做横向对比，也很少归纳出区域经济史所反映出的整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

规律。这就需要我们不仅立足本区域的研究，还应该

跳出区域的局限，同其他区域进行科学对比。区域经

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

的普遍性规律。因此，对区域经济史某些普遍规律的

总结，也是我们认识整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 本文统计的文章截止于2007年12月底以前公开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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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f regional economy in middle Yangtze River at

modern times since the 1980’s

HUANG Jua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With 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 rising since 1980’s,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y in Yangtze River becomes the focus increasingly, which has gained certain results whether in macroscopic overall description or in microscopic case study. It also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n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while it seems weaker in comparison to other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 leaving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deeper study for a new realm of research.

Key words: 1980’s; modern times; middle Yangtze River; regional economy

[编辑：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