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 中国政治本质上是农民政治，中国的革命本质 是农民革命。中国改革也是由农民率先突破传统体 制的。从２Ｏ世纪５Ｏ年代到２０世纪末，正是中国农 民的自主行为，一步步地突破体制的限制，改变着 政策和体制，促使“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在当 叛乱的分析框架。农民对于国家而言，要么是依 从者，要么是反抗者。马克思从法国小袄的经济社 会分散性特点出发，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保守性。他 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 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 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 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 他们雨水和ＰＥｌ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 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 度，认为小捉政治行为模式主要是保守性，是对皇 代中国，率先突破体制束缚的为什么是农民？要回答 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 。农民对于国家：依从或反抗 在传统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表现为分散的 小农与强制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则表 现为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或者说是“顺民与 仁政”、“暴民与暴政”的循环往复。由此也形成解 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即压迫一反抗、顺从 权的崇拜、顺从和迷信。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 反抗”的观点，对于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给予了充分 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 济体也同样面临“定量放松”的压力，只是他们的 政策反应比美联储滞后，随着美国经济的率先复 苏，美元未来的走势将呈现“外升”趋势。 从国内需求拉动的角度来看，出现通胀也是 出现由于需求拉动产生的通胀。在外需急剧萎缩 并且短期内很难恢复的情况下，目前仅依靠内需 就消化掉当前的产能剩余还是存在困难的。需求 拉动型通胀通常源起于下游端的行业出现需求急 剧增加，供给很难满足需求，导致下游端物价的上 经济系统性复苏以后的事情。当实体经济的增速 赶不上货币增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缺口就需要 通胀去弥补。当前国内信贷的持续放松必将导致 货币增速的上扬，这会引发通胀，但这有一个时 间问题。因为基础货币的放大并不意味着货币增 速会出现上扬，货币增速的攀升还受到流通速度 的影响，而流通速度的变化主要受经济运行状况 制约。在经济体系统性复苏前，流通速度很难出 涨；同时也导致下游端的投资需求加大，进而拉动 中端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和导致中游制造业产品供 不应求，产生中游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再导致 中游行业投资需求的加大，最后传导到上游，导致 上游产品供不应求，出现价格的攀升。当然，这中 间任何一个链条只要出现短缺，都可能会演化成 整个经济体的通胀。目前来看，当前阶段各链条中 现逆转，因为流通速度与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居民 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而这两者与实体经济的复 苏同步。 从实体经济的演变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 内经济由于外需的急剧减少，导致很多行业出现 产能剩余。在一个出现“剩余”的经济体内不可能 的产业都在去库存和恢复生产，并没有任何“短 缺”的迹象，下游端的需求正在逐步恢复，但并没 有急剧增加。 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在经济没有出现系统 性复苏迹象前谈论防通胀，显然有点不合时宜。 （摘自４月２１日《中国财经报》） ＜ 五 ２ ｏ ０ ９．６ ●农业・农村・农民● －命的主力军，是积极行动者。 ２Ｏ世纪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用经典模式来认识 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巴林 西方学者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不解之谜”。其 实这一谜底就在于经历长达数十年农民革命以后， 农民对于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是基本认同的， 并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但是，农民也不是一般的 政治盲从和依附者。农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 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 中深刻指出，正是由于印度农民的消极抵制和中国 农民的积极革命，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则系统论述了农村和农 机械的叠加，两者利益不仅有差别，甚至有冲突。这 主要是特定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而在以工业化和 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政策和体制下，蓰民群体的利益 受到的损害更多一些。于是，正是农民，而不是理 论上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特定政策和体 制的不认同者，直至以自己特有的行为表达自己与 政策和体制意志的不同要求。 ｜每 民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中的角色，认为：“在现代 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 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 的根源。”美国另一个著名学者斯科特，则以第三世 界农民的日常反抗为样本，提出了著名的“弱者的 武器”的观点，他认为：“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 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 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 农民是制度的创新者 传统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更多的是将农 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民群体性 事件的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政治行为， 但他们运用的分析框架仍然是经典模式。 民作为破坏者的面目展现的，无论是改变统治体 系，还是使政策受到蚕食；是“依法抗争”，还是“依 理抗争”。这的确是传统农民政治行为的特征。农民 作为传统生产方式的承载者，他们更多的是对命运 的屈从或者临死反抗，其结果只是改变个人命运， 而不是改变决定他们命运的制度。这正是马克思将 农民视之为保守者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代中国农 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不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而且引发了整个制度的变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当然，我们不是说 农民有多么高明，农民的行为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变 迁行为。但是，农民的行为确实使执政者意识到政 策和体制的不合理性。正是农民一系列、持续不断 农民自主行为改变国家行为模式 经典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是以农民与国 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农民与国 家的关ｆｔ．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 顺从。他们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对抗方式改变 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统治，也不是对国家意志和行 为的盲目依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希图 改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从２Ｏ世纪５Ｏ年代的 “生产力暴动”，包产到户，到６０年代被视之为“投 机倒把”的流动商业行为，一直到８０年代的“红帽 子商人”，农民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以自己不合 时宜，甚至与国家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自主行为， 的自主行为 ，使当政者反省：为什么我们主观上是 为人民谋利益，客观上却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拥护； 为什么“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农民却不听 教育，仍然自行其是。越是接近农民的基层官员，这 种反省越早越强烈。这正是２Ｏ世纪５Ｏ年代到７Ｏ年 代，基层官员保护和主动支持农民自主行为的重要 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促使国家政策和行为模 式的改变。正是这一系列的自主行为最后拉开了整 个中国改革的大幕。这一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中 国农民政治行为模式的特定制度背景。从根本上说， 农民对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认同的，即使是 １ ９５９年到１ ９６１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民也 没有采取激烈反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 一原因。后来，这一反省上升到执政高层，于是有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央高层中的相当多数人对包产到 户的赞同和支持。直至７Ｏ年代末，在中央高层领导 下，主动展开全面改革。没有农民自下而上对体制 的冲击，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产生的。从 这一角度来说，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 般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要饥 饿引起大面积民不聊生，必然引起农民起义和叛乱。 创新者。 （摘自５月１４日《社会科学报》） 三年困难时期未出现激烈的反抗这一事实因此成为 ＜＝＝妥五 ２ ０ ０ 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