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到杜甫看盛唐诗歌的破坏与重建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疑是李白与杜甫。他们虽然年龄有差，活动时间有异，但都是与盛唐时代共始终、同命运的。今天，我就要从李白与杜甫的对比和发展中解析盛唐诗歌的破坏与重建。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到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而形成了一种“内容溢出形式”的不受拘束的艺术范式，杜甫颜真卿等人的盛唐是对新的美学范式的规定和确立。

首先，从体裁上来说。李白打破了齐、梁以来的宫体，要求“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那样大刀阔斧的力量。李白是“盛唐诗歌的旗手”，在实践中体现并完成了这个要求。所以前人说唐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因此，李白的出现达到了盛唐诗歌的第一座高峰。李白在句式上杂用三五七言各体式，且以散句入诗，诗歌长短错落，参差不齐，极为奔放纵恣。而诗歌的用韵也不受拘束，随时转韵，极尽变化之能事。《蜀道难》便是其杰出的代表诗篇。正如沈德潜言“太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法，大江无风，波涛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黄庭坚也说李白诗“如皇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题李白诗草后》）

而盛唐诗歌的另一座高峰杜甫，于李白对前人诗体的破坏外，进行了重建。他对于为当时所看不起的齐、梁的诗人也极力研究其诗中的长处，对于当代诗人更是多所推崇。因此杜甫批判

的接受了其中的精华，完成了盛唐之音集大成的事业。杜甫不仅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同时在五七律上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他的《咏怀古迹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都是登峰造极之作、所以白居易说“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王世贞说“子美晚年诗，信口冲出，啼笑雅俗，皆中音律”。沈德潜说“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目”；而杜甫自己早已说过：“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特点，不仅标志着诗歌的各种体式在他手中完备，也让杜诗成为后人模仿的典范。

说完了李白以无限的激情冲破有限的形式，杜甫在有限的形式中开拓着无限的境界。我们再从风格上来谈一谈。

李白反对六朝的绮丽，因此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一路高歌猛进，一路打破了淫靡浮艳的六朝诗歌和开阖有余气势不足的初唐四杰的诗风。秉承了中国浪漫主义（尚虚）诗歌创作的传统，创造性的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他的很多诗篇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常用夸张、比喻、抒发热烈奔放的情感，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其浪漫主义代表之一。

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中提到“盛唐是浪漫主义的高峰。

王维的青春气息，李白的壮浪纵恣，杜甫的波澜老成，代表了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三个阶段”。杜甫的壮阔的波澜，在盛唐时代的基础上产生了“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蒙”（《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这样雄浑奔放的气势。

但是杜甫的诗歌在苦难中成就，很容易形成“穷年忧黎气，叹息肠内热”的济世情怀。他的诗歌主要不是面向自然的而是面向面向社会的’不是抒发个人理想而是描写世事苍生的。因此，他的诗歌实际上偏重于现实主义（尚实）。后世中，中晚唐诗人如王禹偁要求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和宋代诗歌爱国的中心主题，都是对杜甫于盛唐时代重建的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延伸。

最后，我们再来从意象的选择上来解析李杜二人对盛唐诗歌的破坏与重建。

李白反对齐梁以来的宫体，他也蔑视宫廷里的那班人。李白与宫廷既不相容，那么他与人民自然就亲近了。他所用的意象，必然是我们民族语言中最普遍的艺术形象了，这也是唐诗深入浅出的典型。他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水”的形象在传统上便唤起了普遍的感情；他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月”又是人民所特别喜爱的。他的《丁都护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秋浦歌》等诗写农家、铸铜工、捕鱼人、捉鸟人、拖船苦力等，都打破文人诗词华句美，不近下层的窠臼。

由于杜甫活动的高潮在安史之乱之后，因此，受时代的局限，

杜甫的诗歌创作无法走李白那种飘逸洒脱的套路，那么杜诗中的意象必然深刻反映时代动乱、人民疾苦。他通过入微的刻画和谐地统一了巨细、大小、远近、虚实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如《北征》中“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通过妻子“衣百结”，儿女“垢腻脚不袜”，“补绽才过膝”，以及补丁上颠倒错乱的图案这些细节，来鞭笞这个社会。这种意象的选择，无疑也在影响着后世的诗人。

结论：通过对李白与杜甫诗歌在体裁、风格、意象选择三个方面的对比，分析了李杜二人对盛唐诗歌的破坏与重建。正如韩愈《调张籍》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