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总第２２５期） 姓才论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ＯＲＵＭ Ｎｏ．１．２０１ｌ Ｔｏｔａｌ Ｎｏ．２２５ 【古典诗学】 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 ——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 文晓华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摘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要］乐府诗产生于民间，属大众文学范畴，在魏晋六朝文人拟作乐府诗后，乐府诗的文人化便 如影随行，即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大众与文人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关 注度、表现方式等）是近距离考察这一转化的最直观视角，因而我们选取了汉乐府与魏晋六朝乐府诗中女 性形象的变迁这一视角作为考察的突破口。魏晋六朝乐府诗共经历了女性形象的三次变化，即曹魏西晋乐 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东晋刘宋乐府诗中非主流化的女性形象、齐梁陈乐府诗中的富艳性女性。这三次变 化，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人情趣、文人文化，是乐府诗文人化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是由文人文 学创作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关键词］乐府诗；文人化；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３５４１（２０１１）０ｌ—Ｏ０Ｏ９～０５ 来自民间的文学样式，往往具有鲜明的民间大众文 学色彩，经过文人的使用和改造，民间文学色彩会逐渐 汉乐府中有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来 自农村，一言一行，本色自然，朴素亲切，有的女性努 蜕去，并彰显出城市文化背景下强烈的文人意识特色， 力恪守着作为媳妇的本分，严谨持家（《陇西行》）；有 文人的审美情趣、文化观照会迥异于它所产生的大众文 的纺织劳作，娱亲孝顺（《相逢行》）；有的恪守妇道， 学的土壤。汉代乐府古辞乃是乐府机关所采集的“代赵 之讴，秦楚之风”，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采 集民歌范围广泛： 勇敢而巧妙地拒绝使君的调戏（《陌上桑》）；有的却生 活困苦，临死托孤，“莫使我儿饥且寒”（《妇病行》）； 有的心地善良，为佣工缝补衣裳“故衣谁当补？新衣谁 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短”（《艳歌行》）；亦有女 （《上山采靡芜》）。有的年轻女子处在热恋中，急切而热 心……。这些女性都有着鲜明的个性，或热烈坚决，或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 《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 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 子虽整日劳作却色衰被弃，“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入” 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 烈地向恋人表达着自己的痴情，却赫然发现恋人突然变 《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 １７５４）。 聪慧善良，或深情忠贞，《有所思》和《白头吟》中的 女子遭遇负心恋人时，坚决维护感情的纯洁，与负心男 即此可见，这些民歌以长安为中心，辐射了汉代大 子彻底决绝；刘兰芝忠于爱情，在被迫再嫁时，选择了 部分疆域。这些作品以农村生活为中心，描写了平民的 忠诚的最高境界……死亡；罗敷严词拒绝使君的挑逗， 喜、怒、哀、乐，质朴纯真，展示了平民大众的理想与 借着对丈夫不遗余力的赞美，对使君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情趣。魏晋六朝有大量拟乐府诗产生，由于其作者多为 与奚落；自知不久于世的妇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 士大夫文人，因而作品较多呈现出文人的趣尚，使产生 她满含热泪，叮嘱着丈夫：“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 于民间的大众文学转变为文人文学。我们将汉乐府与魏 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妇病行》）这些女性性格 晋六朝拟作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作为研究乐府诗文人化的 各异，特点不一，绝不雷同，显示了其来源于广阔生活 人手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０８ 一的特性。这些女子是最普通人家的女儿、妻子，她们没 ９一 有显赫的家世，动地惊天的事迹，只有平凡的人间琐事， 之“贤人”的象征。 最为真切的百姓生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 如果说曹丕尚仅仅是尝试在乐府诗中以女性作寄托 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 进行创作，那么曹植的乐府诗更创造性地将这种手法发 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古辞正是有着最为 挥到极致，其《美女篇》、《蒲生行・浮苹篇》、《怨诗 广泛的生活基础，是基于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魏晋六 行》、《妾薄命》、《种葛篇》、《弃妇篇》等均为寄托之 朝文人拟作了大量的乐府诗，在文人笔下，女性形象虽 作。他往往以女性口吻进行书写，《蒲生行・浮萍篇》然同样丰富，但却显示出与汉乐府中的女性不同的特点： 写其中道被弃的悲痛，“何意今摧颓，旷若参与商”，大 带有深深的文人意识。 一、曹魏西晋乐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 魏晋有许多文人染指乐府诗的创作，其诗中不乏女 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可分为两种，一种取材于现实， 多歌咏古代女子，如缇萦、秦女休、杞梁妻、苏来卿等， 偶尔涉及当代女性的情感生活；一种则往往以“美人” 来泛称，其中多用寄托象征手法。 在这两种女性形象中，无疑，前者延续了汉乐府古 辞的歌咏女性之事的写法，而后者则是文人赋予乐府诗 女性的新质，具有重要意义。以女性形象作寄托始于曹 丕，其《秋胡行》三首即是典范： 尧任舜禹，当复何为。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得人 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歌以咏言，诚 不易移。鸣条之役，万举必全。明德通灵，降福自天。 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 寄言飞鸟，告余不能。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 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灵若道言，贻尔 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佳人不来，何得斯须。 泛泛绿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芙蓉 含芳，菡萏垂荣。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谁？所 思在庭。双鱼比目，鸳鸯交颈。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Ｊ（ｐ．５２８）。 易健贤认为，以上三首诗均写作于曹丕称帝之 后 ］（ＰＰ‘４。一 。其一从“尧任舜禹，当复何为”的典故 说起，指出“得人则安，失人则危”，表达自己渴求人 才之愿望。其二、其三则秉承屈原《离骚》、《湘夫人》 的写作手法，以“美人”比喻所求之士，极写其美好， 并表达自己的深切思念，“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 谁，所思在庭”，可惜“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他 徘徊等待，怅然无比，“企予望之，步立踌躇。佳人不 来，何得何须”。《汉魏乐府风笺》卷１１引朱止溪说云： “《秋胡行》歌‘朝与佳人期’，岂郑风怀贤之咏欺？帝 善哉行‘慊慊下Ａ屋，吐握不可失’同意”，又引朱钜 堂说云：“此魏文思贤之诗也”，引朱止溪说“《秋胡行》 歌‘泛泛绿池’，乐众贤之来辅也。诗云‘中心好之， 曷饮食之！” Ｊ（ 增 一 其诗正与曹操《短歌行》中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求贤 之意相同。诗中的“美人”并非实写，而是作者所渴求 一１０一 声呼喊“行云有反期，君恩份中还”；《怨诗行》中的 “愁思妇”，其夫“恩情中道绝”，故其“悲叹有余哀”； 《弃妇篇》则描写了妇女无子遭弃的悲惨命运：“拊心长 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美女 篇》中的“美女”则面临年华逝去，终身无托的孤独，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种葛篇》则另辟蹊径，以 第一人称写“我”被“佳人”抛弃，“行年将晚慕，佳 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故其感叹“往 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在 这些作品中，无论是以女性口吻抒发被弃之命运、感叹 良人之难托的感情，抑或是写“我”被“佳人”抛弃， 均将抒情主人公置于堪怜可叹之境地，钟嵘云其诗“情 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上），联系曹植的一生经 历，我们不难看出其作品有寄托之意。关于此点，古人 早已言之，宋代郭茂倩在曹植《美女篇》解题中云： “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 苦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 Ｊ（ｐ．９１２）元代刘履云： “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 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选诗 补注》卷二）清人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云： “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 可见，曹植借感叹女性被弃之遭遇而寄托自己在朝廷中 遭受排挤与迫害，有志难酬的痛苦情怀。此外，陆机的 《塘上行》亦借江蘸的“繁华难久”表达“人理无常 全”、“女爱衰避妍”之意，，借衰老失宠之妇人“愿君 广末光，照妾薄暮年”的愿望表达其冀得新宠、得展才 华的政治理想。 比兴寄托的手法源自屈原，汉王逸曾进行过系统阐 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 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 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 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在每个 文人笔下，虽则“香草美人”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比喻 寄托之手法则相通。君臣不偶，怀才不遇，文人往往借 助“美人”这一意象进行生发寄托，曲折含蓄，寄意深 远，是文人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东晋刘宋时期乐府诗的非主流女性形象 南渡之初的东晋与刘宋时期亦不乏乐府诗创作，共 约８０首，陶渊明、梅陶、鲍照、谢灵运、谢惠连、吴迈 为”说为贵。谈玄说理之风同样覆盖了乐府诗诗坛。陶 远等创作颇丰。我们将这些作品分为两种： 及女性者的近３０首的数量，是东晋刘宋文人乐府诗创作 的主流。这些诗有的以边塞征人或少年侠士为描写对象， 渊明、谢灵运、谢惠连等人对于人生的诸种思考便是玄 丝毫不涉及女子者，有近５０首，这一数量超过了涉 言诗盛行下的产物。如谢灵运的《善哉行》： 阳谷罐升，虞渊引落。景罐东隅，畹晚西薄。三春 燠叙，九秋萧索。凉来温谢，寒往暑却。居德斯颐，积 如《从军苦》（颜延之）、《苦热行》（鲍照）、《Ａ马篇》 善嬉蕹。阴灌阳业，凋华堕萼。欢去易惨，悲至难铄。 （袁淑、鲍照）；有的以游子思乡或亲朋离别为表现主 激涕当歌，对酒当酌。鄙哉愚人，戚戚怀瘼。善哉达士， 题，如《猛虎行》（谢惠连）、《折杨柳行》（谢灵运）、 《东门行》（鲍照）、《北风行》（鲍照）；更多的作品纯 滔滔处乐。［ ］（ｐ・ ） 玄言诗往往将写景与玄理相结合。在这首诗中，谢 以说理见长，其中有人生迅疾、生命短促的的惆怅，有 灵运先用对比手法描写景物，突出阴阳交替、四时代谢 睹物知命达观处之、姑且及时行乐或躬耕东山的人生态 度，有无路请缨、功业无成的遗憾，有小人当路、网络 处处的愤怒，更有昔荣今衰的无奈；此外，尚有咏物诗 如鲍照的《梅花落》、谢惠连的《塘上行》等。 涉及女性者则有近３０首，其中大部分是清商曲辞， 是文人学习南方民歌而作。纯以女性为表现对象者有 《王昭君》（鲍照）、《楚妃叹》（袁伯文）、《燕歌行》 （谢灵运、谢惠连）、《长安有狭斜行》（苟昶）、《三妇 艳诗》（刘铄）、颜延之的《秋胡行》及诸清商曲辞，而 将女性作为比兴寄托之用的则有鲍照的《采桑》、《煌煌 京洛行》、《中兴歌》、《行路难》，何偃的《冉冉孤生 竹》等。 从创作主流看，此一时期的乐府诗呈现出一定程度 的女性边缘化特点，而以对人生的诸种思考作为乐府诗 创作的焦点。如果说曹魏文人仅以表现个人情怀为主， 那么东晋刘宋文人则已对人生做了全方位的理性思考。 如“年难留，时易陨，厉志莫赏徒劳疲”（谢惠连《鞠 歌行》）、“何为有用，自乖中原。实摘柯摧，叶殒条烦” （谢惠连《陇西行》）、“人生随时变，迁化焉可祈”（谢 灵运《却东西门行》）、“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叠燮垂 羽翼……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 《行路难》）、“义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侠烈良有闻， 古来共知然”（袁淑《白马篇》）。人生、功业、出处、 聚散等问题是他们关心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 们的作品充满了更多的理性因子呢？ 西晋统治黑暗，社会动荡，战乱迭起，士大夫精神 式微，他们往往寄意玄远以求全身避祸，故而清谈之风 大盛，渡江之后，此风并未消歇，其对于文学的影响亦 日渐突出，钟嵘《诗品》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 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 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建安风力尽矣。”ｌ５】 （’《文心雕龙・时序》篇亦云：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 极迪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 疏。”构成江左玄言诗精神内核的便是玄理，它是儒、 释、道三家的思想杂糅，其中尤以老庄的“自然”、“无 之必然，随后指出，人不可与之相抗，只有达观之士， 才能正视这一自然现象，并乐观对待之，若一味沉迷于 时光之流逝，则必然常怀戚戚，“鄙哉愚人，戚戚怀瘼。 善哉达士，滔滔处乐”。玄言诗影响下的乐府诗创作，不 可避免地带来了理趣过多的现象，理性的思考与表达成 为诗人的新宠。当然，部分诗人如鲍照的曲折人生经历 亦直接促进了乐府诗对功业的渴望、希冀君主垂怜主题 的创作热潮。此种情况下，女性题材的写作难与争辉。 汉代乐府中亦有对人生无奈的感叹，诸如生命短暂、 难保永年等，但这种感叹多是通过叙事形象地进行表达 或是直接进行抒情，如《薤露》、《蒿里》、《乌生》、 《董逃行》等。很显然，面对同样的问题，文人表现得 很强烈（相关作品数量多）但也非常理智和冷静，说 理、议论是他们常常采用的手法。 三、齐梁陈乐府诗中富艳女性形象的涌入 乐府诗发展至齐梁陈文人手中，女性形象大增，但 又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点，具体表现有二： （一） 以城市为生活背景；（二）不离歌舞相思，艳情成分浓 郁。 齐梁陈文人笔下的女性，生活富贵，她们或居于深 宅大院，或出入王公侯门，动辄上林建章、魏府深官， 如昭明太子、张率对“三妇”家庭的描写：“朱门间皓 壁，刻桷映晨离。阶植若华草，光影逐飚移。轻憾委四 屋，兰膏然百枝”（昭明太子《相逢行》）、“青楼出上 路，渐台临曲池。堂上抚流徽，雷樽朝夕施。橘柚分华 实，朱火燎金枝”（张率《相逢行》）。非富贵人家的歌 妓亦出入王公侯门，“燕姬妍，赵女丽，出入王宫公主 第。倚鸣瑟，歌未央，调弦八九弄，度曲两三章”（顾 野王《艳歌行》）。这就与古辞女性的生活环境大相径 庭，衣食不保的临终妇人（《妇病行》）、为游子缝补衣 裳的贤主人（《艳歌行》），农村虐待孤弟的嫂子（《孤儿 行》），擅长待客持家的媳妇（《陇西行》），因无子被弃 上山采药的妻子（《上山采蘼芜》），这些女子居住在农 村，生活朴素，是最普通人家的女儿和媳妇。齐梁陈文 人生活富足，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场景写入诗中，赋予 一１ １— 女性以富贵的生活状态。 描述了刘宋以来的音乐歌舞及王侯将相的生活状况：“乱 文人们不仅为这些女性安排了锦衣玉食，还赋予她 代先之以忿怒，亡国从之以哀思。优杂子女，荡目淫心， 们丰富的情感，艳丽的外表，彻骨的相思，艳情化是此 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瑰玮；会同飨觐，则以吴趋 时女性形象的重要转变特征。齐梁陈三朝文人特别喜爱 楚舞为妖妍。纤罗雾觳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 抛开乐府古辞之传统题材，将一些诗题与女性进行联系。 班赐宠，群臣从而风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 如《巫山高》，《乐府解题》云：“古词言，江淮水深， 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这种 无梁可渡，临水远望，思归而已。若齐王融‘想像巫山 富贵风流的生活极易产生软媚浮艳的文学，再加上民间 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 吴歌西曲以男女情爱为表现中心的强烈影响，宫体诗便 远望思归之意也。” ２ Ｊ（ － 又如，《折杨柳》诗，《宋 应运而生，“宫体诗是市井间浮华风气同宫廷中奢侈享乐 书・五行志》日：“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 的生活汇合的产物，是市井的流行歌曲在宫廷中恶性发 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禽获斩截之事。” “ ’为 边塞诗题材，在梁陈文人的笔下，“兵革苦辛”的边塞 只缩小成一个模糊的背景，主题乃是女子的相思怀人， 如徐陵诗作：“袅袅河堤树，依依魏主营。江陵有旧曲， 洛下作新声。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春还应共见， 荡子太无情！”再如《三妇艳诗》，本出自《相逢狭路间 行》，将其曲最后描写三妇的部分摘取来单独演唱，宋刘 铄首开其例，作有歌辞，其辞与古辞几无差别，写三妇 承欢丈人之事。齐梁陈文人却将这个诗题艳情化。始作 俑者为王融，他将“丈人”一词，改为“丈夫”，这就 将古辞中的翁媳关系转变成了夫妻关系，其他文人几乎 均沿“夫妻”关系这一思路进行创作，昭明太子、沈约 改称“良人”，吴均则改称为“佳人”，皆“丈夫”之 意，更有陈后主，完全将其写成了艳情诗，共一组１１ 首，仅举一例： 大妇怨空闺，中妇夜偷啼。小妇独含笑，正柱作鸟 栖。河低帐未掩，夜夜画眉齐。＿２ Ｊ（ｐ．５１９） 她们总是美貌多情，善舞能歌，十分香艳，所谓 “齐倡赵女尽妖妍，珠帘玉砌并神仙。……妖姿巧笑能倾 城，那思他人不憎妒……莲花藻井推芰荷，《采菱》妙 曲胜《阳阿》。”她们又总是多愁善感，有时思念心上 人，梁简文帝《龙笛曲》：“游子去还愿莫疏。愿莫疏， 意何极，双鸳鸯，两相忆”，有时则感受到孤独寂寞，江 总的《妇病行》云：“羞开翡翠帷，懒对葡萄酒。深悲 在缣素，托意忘箕帚。” 她们身上，还常常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情色的氛围。 委婉者可以暗示，如《巫山高》虞羲： “南国多奇山， 荆巫独灵异。云雨丽以佳，阳台千里思。勿言可再得， 特美君王意。高唐一断绝，光阴不可迟。”大胆者则进行 露骨直白的描写，上文陈后主的《三妇艳》组诗及《玉 树后庭花》等即是代表。 齐梁陈之际，乐府诗如此集中的出现女性题材的大 热且偏向艳情，并非偶然现象，可以说，这种内容既是 上层文人的生活实录，亦是时代重娱乐、尚轻艳文学思 潮的产物，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 心雕龙・时序》）。梁裴子野在《宋略・乐志叙》中集中 一１ ２一 展的结果。” ７＿【ｐ “宫体”之名源自梁简文帝，“梁简 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 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 纷，号为宫体。”＿８ｊ（ ０９ｏ’这个善写“衽席之间”、“闺闱 之内”女性题材的创作风气在梁陈之际达到顶端，萧衍、 萧纲、萧绎、徐搞、徐陵、庾信、陈后主等均为突出代 表。他们将这种创作题材带入乐府诗的创作，自然而然， 乐府诗中的女性出现富贵化艳情化的特征就水到渠成了。 讨论一种文学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化，无疑， 从大众与文人对相同题材的关注度、处理手段、表现方 式的不同来人手最为直观。在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 进程中，女性形象共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虽则三次变 化表现不同，但无论是曹魏西晋乐府诗用以寄情托意的 女性形象，还是东晋刘宋乐府诗中女性题材的非焦点化 对待，抑或齐梁陈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富艳化，均是时 代背景、文学风气下文人情趣、文人文化的体现，这种 情趣与文化是文人式的而非大众式的。 ， 我国古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历来精彩异常，从《诗 经》到汉乐府，女性形象尤为出色。反观此一时期的文 人文学，女性形象则相对匮乏而单调（只有屈原笔下的 女性性格饱满，感情丰富，如遭谗的美女，焦急等待心 上人的山鬼、湘夫人等，但这些作品均是屈原学习民歌 的结果）。正统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国语》、《史 记》中，充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帝王后妃，她们总是处 于权力的漩涡之中，彼此争斗，此外，就是担负着某种 道义与道德感的女性，如救父的缇萦，富有远见卓识的 御夫之妻，慷慨赴死的聂荽等。但在男人世界中，这些 女性最多只会泛起几朵涟漪，甚至还来不及泛起浪花便 被淹没在男性的海洋之中。刘向的《列女传》脱离史传 单独为女子作传，记述她们的嘉言懿行、智慧聪颖、好 义守节、母仪教化，当然也有对淫妒荧惑类女子的批判。 作为时代女子的教育用书，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 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 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 以戒天子”…【ｐ’ ’，其目的是为了戒教天子，具有明显 的政治意图。更有甚者，一代女史班昭，作有《女诫》， 对女性作出了种种规定与限制，力求将女性牢笼在封建 倡优，狗马驰逐；大治宫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 ｐ ”。 道德体系之中。此时进入文人创作视野的女性总是与教 道，连属弥望…【化教育联系在一起，但在他们模拟乐府诗后，作品中的 女性却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情景。究其原因，这当是文学 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在这种情景下，汉哀帝只好罢撤乐府。但由于浸淫 日久，民风所向，俗乐不仅未被消除，反而益盛。 乐府机构激起了人们对俗乐的爱好，他们显然更看 重乐府诗带来的娱乐性。在对乐府诗娱乐性认同的情况 《左传》系为《春秋》作传，重在记事，词约义丰， 具有明显的劝诫目的，《国语》之编著目的在于“求多 下，文人文学创作的重心从显扬封建道德、劝诫世人变 闻善败以监戒”，白寿彝曾撰文认为：“从编纂意图上 为娱己娱人，文学创作走下高高的圣坛，变得世俗、活 看，《国语》可以说是第一部《资治通鉴》；从编纂性质 泼，文人们自由地抒发着个人情怀，展现着自己的兴趣 上看，《国语》可以说是第一部《经世文编》”＿ｌ 。《史 记》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 写作目的，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列女传》与《女诫》 则自觉地将女性纳入封建道德体系。这些作品的写作具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个人目的，作品中的女性自然成为 这些目的的化身，智慧、节义、伦理、道德是她们的特 点。但模拟乐府诗的创作则带来了文学功能的转变，这 与汉朝设立乐府机构所带来的诗歌创作功能的转变密切 相关。乐府机构的设立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有关， 《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 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 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 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 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男女七十人俱歌， 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 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 ・‘吲）。 这段记载至少显示了两层含义：（一）乐府机构本 为武帝“定郊祀之礼”而立；（二）在庄严的国家郊祀 礼上用的是采集来的民歌，即“赵、代、秦、楚之讴”。 虽然乐府设立的用意在于国家之祭祀，但所用乐却并非 雅乐，世俗新鲜动听的俗乐民歌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雅之 堂，出身倡家的李延年作了协律都尉。乐府使得动人心 弦的俗乐深人人心，甚至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 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 争女乐 。们 。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 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爱好，换言之，文学功能已然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种 转变下，文人的乐府诗拟作环境轻松而愉悦，卸下了沉 重责任感的乐府诗创作也马上变得活泼生动起来，赋诗 抒怀，宴饮集会，诗酒唱和，君臣比赛，取乐相狎，曹 操常“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丕的南皮之游“高谈娱心，哀筝顺耳” （《与吴质 书》），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 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 儿舞” １０］（ｐ．５９３），陈后主“常使张贵妃、孔贵嫔等八人 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日‘狎客’。先令八 妇人襞彩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 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１ｏ］（ｐ．３０６）在这里，文人 们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喜乐好恶，将他们的个人意志输 入乐府诗，诗歌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自然也与汉乐府民歌 中的形象不同。从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变，是中国古 代文学发展中的一条普遍规律，而女性形象的变迁正是 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１］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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