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

河北学刊２００６・５　释，其细微而真实的发展逻辑的层次感、内容隐显和　识是自然天成的，他们兼修是发自内心的催迫，而他　聚散离合的信息也得不到深细而完整的描述，中国　们流光溢彩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学识、功力、流　文学研究的纵深推进与质的飞跃更失去了必要的依　品、格调使他们在历史文化舞台一出场就有了一个　托。要改变这种雍滞阻断的学术局面，只有依靠倡　完整圆通的识力和浑然一体的胸襟。　导古今演变的贯通研究之一途。　等我们走上这个舞台时，这些大师却携带“五　古今贯通研究固然是出自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大　四”以来那个优秀的传统离开了。有的人虽然走得　胆提倡与勇敢实践，但这正是深明历史大义的学术　晚，但“五四”时代的精神体气却已耗散殆尽。我们　发展逻辑的必然，是中国文学研究走到一个历史关　不得不要为迟到的历史付学费，当然，也不得不为历　键点的一次富于革命意义的冲刺。走上这条大道，　史的恶作剧承担伦理上的责任。现在轮到我们来　前面的景色一片妖娆，三届会议的富饶成果不仅使　“去蔽”了，轮到我们来“消磁”了——把遮蔽我们眼　中国文学研究寻觅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新路，更要　光的“一叶”摘去，把灌入我们头脑的“磁音”消　紧的是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打通了中国文学历史的两　除——回到中国文学历史的逻辑本然，回到中国文　个区域，使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范畴、　学研究的合理轨道，清理扬弃，推陈出新，树立科学　两个传统在文化精神上完成了贯通、整合与统一。　的历史意识，传播健康的文化心理。我们深信，一个　中国文学有两个光荣“传统”，一个是数千年的　贯通而淹博的学者才会有真正辉煌的学术生命，而　古典文学传统：《诗经》、楚辞、乐府古诗、辞赋文章，　鉴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蜕化之迹，正是中国文学研　陶谢韩柳、李杜苏黄、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吴敬　究活的灵魂，研究者生命的真谛。《吕氏春秋》有　梓、梁启超、王国维等；另一个则是“五四”以来近九　日：“审堂下之荫，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每一　十年的现代文学传统：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　件我们审察研阅之物都潜藏着巨量的历史衍化信　茅盾、周扬、胡风、徐志摩、林语堂……其实，这两个　息，我们重写文学史也好，构建新的研究体系也好，　传统的精神血脉原本是连贯一体的，只是在源与流、　我们在宏观文化上越界筑路也好，拓边殖民也好，须　出发点与目的地、方法论与判断力、语言形式与文字　不忘知古而识今，阅微而见著，更不忘在认识世界的　体格、思想内容与工具技术等处发生出歧异，辨析两　运动中认识自己，在解释世界的功课中解释自己。　者的内质体气，条贯两者的精魂血脉，阐明两者的内　我们要重视自己的关键力量与主力部队的历史地　在发展动力与深层关系，正是研究者当行本色的工　位，我们要认得自己的责任与担子，我们亦应努力把　作。而一百年来，或者说“五四”以来的大家宗师本　自己写进文学史、批评史、理论史和文化史。古人感　来也是做得很成功、很本色的，梁启超、胡适、鲁迅、　叹“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所谓“所以兴怀，其　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更近于我们　致一也”，所谓“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我　的王瑶、施蛰存、程翔鹤、程千帆等，由于他们特定的　们怎能不做好今天自己的工作？又怎能不扮演好今　历史条件与眼光、识度、胸襟、体气，他们的贯通的意　天自己的角色？　［胡　明（１９４７一），男，安徽省绩溪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　——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　黄曼君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古今文学怎样贯通、演变，中国现当代文学何以　中贯穿整个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这里所　进入古代文学资源？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古代文学　说的传统观范式，不仅是对待文学传统的具体观念　资源的传统观问题。我以为，在２０世纪中国的现代　和方法（如“二重证法”），而是一种有着进入传统的　性语境中，已经开辟了进入古代文学资源的多种渠　共同理念，与传统“对话”的共同理路，大致相近的　道和理路，存在着古今文学对话的多种文学传统观　方法的总的活动方式。运用这种从科学哲学引申过　范式，而着眼于思考和探寻新文学源流，以精神启　来的范式理论，对某一种范式来说，还有一个从萌生　蒙、人性解放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传统观范式，则是其　阶段、革命阶段到常规阶段、危机阶段的发展过程。　１２２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下面仅就新文学源流的精神启蒙式文学传统范式的　历史发展，其基本特点、价值和意义、未来的发展等　做一番考察。　精神启蒙型的文学传统观范式萌生和勃兴于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这种传统观范式以西方思潮中“人的发现”、“个人　的发现”和“人性的解放”、“个性的解放”为核心内　容。一方面从这种新的视角审视传统，展示出这种　新的观念发生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传统　的剖析和发掘，揭示出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应的传统　观念，从而揭示出这一时代思潮发生的内在依据。　这种传统观在其“萌芽”和“革命”阶段都表现出对　传统的强烈批判性。２０世纪初，鲁迅、周作人等人　就提出了个体启蒙传统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则　掀起了更突出个体生命与个Ｉ生精神内涵的思想解放　的潮流。这一方面表现在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基于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的文学”、“活的文学”、　“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等　理论主张，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式的批判上；　另一方面还表现在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各类文体　的创作上，因为这些新文学开山的经典作品既具有　鲜活的当下性、艺术的原创性，又以其个体丰盈的本　真生命于人性、诗心的深层拥合中与传统沟通，这些　作品所揭露和批判的传统思想的阴暗面已经浸入人　们的心灵之中，而这些作品对传统锲人、择取和交　融，如魏晋风度之于鲁迅，屈骚之于郭沫若，晚明小　品之于周作人，是对传统序列的重新调整，也改变了　传统的面貌。精神启蒙的文学传统观经过上述萌生　和革命性的变化，到作为一种范式的形成，其最明　显、最重要的标志是１９３２年周作人的专著《新文学　的源流》的出现。这部著作是周作人１９３２年在北平　辅仁大学所作的讲演，并于同年９月由人文书店出　版。该书将中国文学分为“载道”、“言志”两派，它　们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轮流占据主导地位，构　成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明末的公安派、竞陵　派，作为此前的“前后七子”复古倾向的反动而出　现，是“言志派”取代“载道派”。他们主张“独抒性　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到了清代，　他们被乾嘉学者否定，文学向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　展，“载道派”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桐城派为其代　表。五四新文学反对桐城派，反对“文以载道”，又　回到公安、竞陵的传统上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说：明末的文学，是现代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　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Ｉ（脚　周作　人把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　◆文学研究新视野◆　未必妥当，但他把晚明以来的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一直影响了后来的论者。这里还应该看到的　是，鲁迅早在１９２７年写的长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中所展示的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　不仅与明清之际的性灵观一脉相通，而且与清末民　初乃至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也互相呼应，这种　对传统的进入也与周作人精神启蒙的批判性和继承　性是一致的；同时，鲁迅的杂文风格更突出了现实与　历史“对话”的现实感，还点染了浓郁纷纭的文化习　俗的氛围，交织并融人了对现实及历史政治黑暗的　揭露和抨击的内涵。周作人发表《新文学的源流》　的前后，还有林语堂在“越政治、近人生”思想指导　下所提倡的“表现、性灵”论和“幽默、闲适”论的创　作理论及人生哲学，明确提出“性灵”、“幽默”与晚　明浪漫思潮的关系，在传统观范式上也和周作人相　通。　此后，由于政治功利主义思潮以及与之相关的　文学传统观范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并贬抑、遏制包含　个性追求的启蒙主义思想，并对传统的精神启蒙的　价值取向给予排斥和冷落，坚持启蒙主义的胡风文　艺思想和后来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观点受到批　判（都涉及到传统观问题），就是突出的例证。直到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和　对新人文、新启蒙、新理性精神的呼唤，精神启蒙这　一文学传统观范式也被注入新的活力而获得重构。　如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在将　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清初的文学思潮相联系和衔　接时，用个性思潮与实学思潮两条线索贯穿，同时注　意了时代文化语境，特别是将文学史书写放置在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主源与外在动因的双向选择的　历史背景中去透视，全书因而显得厚重而有特色。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既将新文学　的源流由明清之际再追溯到元代，揭示出个体启蒙　意识和新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封建正统文化的冲　突，几经挫折和起伏从而走向文学现代转型的历程；　又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综合视野的历史背景下，凸显　各个时代各体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多彩，彼此的相　互映照和联络；而更其突出的是，该书注重人性的历　史具体性与普遍超越性的结合，将情感激发、个性张　扬、生命呈现等富于创造精神的启蒙意识置于个体　哲学、生命美学的视界中加以透视，对一系列作家作　品与文学现象作出新的解读。应该说，这正是精神　启蒙文学传统观范式获得重构的突出表现。　从横向联系上看，精神启蒙文学传统观范式有　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强调政治标准的“精　１２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河北学刊２００６・５　华糟粕”说的传统观范式不同，它的启蒙、人性的特　征强调的是精神文化的价值取向。它在２０世纪与　政治化范式同时发展且愈益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是　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已经　产生了由经济政治运动向理性文化运行模式的变　济、文化以及多种文学思潮的综合视野，因而对古代　文学的整体研究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作出了独　特深入的探讨。这样，这种范式便将批判性与学理　性、当下意识与历史意识结合起来，给中国新文学研　究和古典文学研究注人了活力，为中国现代文学学　科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三　革，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启蒙、人性解放在政治权力　话语、后现代解构话语的合力中层层突围，并以之进　是从精神启蒙范式进入传统，思考新文学的源流问　题。由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道统和文统　的文学观念与统于一尊的经学思维方式，后来又长　期处于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核心的总体性历史元叙　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近传统乃至古代文学远传统，在　与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同时，探寻和　张扬人性、个性、生命意识等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很　自然的了。二是这一精神启蒙的文学传统观范式从　人的文学这一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的核心　事的一体化语境中，因此，它在处理中外结合、古今　相通的文艺问题时主要强调的是感性生命的激发、　个体心灵的探询、审美情感的拥合；同时又不忘感性　与理Ｉ生、个体与群体、功利与审美的交融。　这种对文学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妥善处理，便能　够更好地以今活古，又更好地借古鉴今，从而有利于　文学古今演变和“对话”的研究，有利于今天和未来　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Ｍ］．北平：人文书店，　１９３２．　观念出发进入传统，将五四文学人的解放、个性的解　放的潮流与明末乃至元代情感活跃、伸张个性的潮　流衔接起来，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本民族传统内在　依据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求，这对于将中国新　文化、新文学视为“舶来品”的全盘西化思潮是一个　有力的针砭。同时，从这一精神启蒙、人性解放的理　路和方式进入古代文学资源，虽然有“言志派”和　“载道派”划分不当等问题，但一者，它毕竟提取出　中国古今文学某种最精华的部分并以之作为贯穿线　索；再者，这种独特的视角又逐步地融人了政治、经　［黄曼君（１９３５一），男，湖南省湘潭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２Ｏ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关爱和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在２０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文学界最有影响　的人物当推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　思想的薪火，积蓄着除旧布新的希望。在构筑新民　本后阅读了大量日本译介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　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从“学问饥荒时　代”走来的梁启超来说，如久旱逢甘霖。其自言“自　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　不暇”　Ｈ　，由所读西学之书，返观中国新学的各　个领域，梁启超深感需重新建构。出于更新国民精　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梁启超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　救国的理想时，梁启超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２］（　’新　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　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　“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　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　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　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新的责任。对文学，　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　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　系列的主张，企望在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前提下，　推动２０世纪中国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　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中，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　和社会的文明之化。　像一位辛勤的拓荒者，流亡之中的梁启超如饥　ｌ９世纪与２０世纪的交接，在敏锐自信的梁启　超看来，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他充满热情地预言，　这是一个“短兵紧接、新陈换代”和中西文明融合交　汇的时代，是一个老大帝国行将就木，而少年中国呼　之欲出的时代，“今世之中国，其波澜倜诡，五光十　色，必有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　似渴地在所能接触到的著译之作中，为国人采集着　１２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