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生态伦理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必需的生存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人类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源泉，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对象。自然和社会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表现。哲学从实践出发，阐发了人与自然界的本真关系和人对自然应该采取“实践态度”，折射出生态哲学的睿智光芒。学者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时代背景、认识基础及现实意义等方面予以探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作专门系统的研究，有关生态哲学的思想散见于他们的、实践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徐岩将其归纳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必须尊重自然；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必须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三个方面，较为确切。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时代背景
陈墀成等认为，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社会化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恶化进入创始人的视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现实环境，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现实性与可能性，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既为工业文明带来的生产力进步而欢呼，更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所震撼。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认知基础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到理论自然科学阶段，其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科学范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深化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为哲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深厚的认识。。
（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孙述娟、翟晓青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于工业革命初期的19世纪，这朵生态哲学领域的奇葩，在当代仍然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哲学依据，为树立生态意识、践行环保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我们对自然界的态度，从伦理层面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成了当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内涵、建设原则及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探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涵。
黄斌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自然观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这就为自然界永续存在的权利和价值做了确定无疑的证明；第二，马克思自然观揭示了劳动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人类的实践活动确立了基本的生态伦理原则。人对于自然具有依赖性，但人同样具有能动性，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动地改造自然；第三，马克思的自然观所强调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指明了途径。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建设的原则
关于生态伦理建设的原则，刘胜良归纳了四条：第一，“主体是人”的处理原则：坚持主体性原则是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的基本原则；第二、尊重保护自然的原则：“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第三、“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然的原则：这一原则在生态危机的形势下其意义尤为重大。从外在尺度上看，自然美就是生态美，是地球景观、动物结构等生态平衡、繁荣和谐的状态；从内在尺度上看，只有人能够在审美的层面上体会和认同自然界美的属性，破坏生态平衡也是对人类美感的破坏。因此人类能够把对自然美的规律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以技术的手段建造自然的本色，恢复自然本应具有的美感，这本身就具有道德的价值；第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恩格斯说：“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先声，发展应走可持续的道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行为，具有珍贵的启示作用，黄斌将其总结为三点：第一，强调正确的生存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二，明确现代人的生态责任，树立新的生态价值观；第三，践行科学发展观，运用科学的生产方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雾霾”事件；自然观；绿色话语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01206
一、问题的提出：“霾”痛何以成殇？
近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和华北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气，空气受到了严重污染，尤其是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区的大中城市，“雾霾”天气的持续时间和空气污染程度更突出，给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 。从“雾霾”天气的出现频率、地域分布和发展趋势来看，当前“雾霾”天气在我国依然存在着加重的潜在危险，而且有向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 因此，面对“雾霾”天气的进一步加剧和威胁，我们有必要痛定思痛，在揭开“雾霾”神秘面纱的同时，反思“霾”痛何以成殇？反思“雾霾”事件背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发生了哪些错位？反思在“绿色话语”下如何重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
（一）揭开“雾霾”的神秘面纱
从通俗意义上理解，“雾霾”天气是指“雾”和“霾”混合后出现的一种天气形态，其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是日照弱、能见度低、空气质量比较差，容易对交通运输、户外生产、农作物生长以及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从气象学的角度来分析，雾和霾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雾是由散布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而成，本身并不具有污染性，但由于雾的存在不利于悬浮在空气中的污染物质的扩散，所以雾容易出现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天气中；霾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固体颗粒物，粒径一般比较小，可吸附性较强，是尘埃和病毒在空气中传播的常见载体[1]。“雾霾”天气的出现，是各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二）谈“霾”何以色变？
。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环境污染加剧后人们对自我生存的被动式反应。。
1.伦敦“烟雾事件”遗留的心理阴影。1952年12月初，来自工厂和住户所排放的烟雾、灰尘以及其他气体在低空聚集，使得整个伦敦笼罩在浓雾之中，短短4天时间，就有4 7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死亡，浓雾散后又有8 000多人陆续死于呼吸道疾病，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环境污染事件。基于人类自身对死亡的恐惧，“雾霾”背后如此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早已给人类脆弱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雾霾”天气，无疑会让人们担心伦敦“烟雾事件”悲剧的再次上演。
2.PM2.5暗藏的致命威胁。PM2.5是指大气中粒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小颗粒物，可吸附性比较强，能够携带大量的尘埃、病菌、病毒以及细微颗粒，PM2.5是造成呼吸道疾病和“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之一。PM2.5可能穿过鼻腔中的鼻纤毛，被深吸入到肺部，穿过肺泡，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而遍布全身。同时，PM2.5是衡量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早已被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纳入到空气质量监测体系[2]。从目前我国公众的群体反应来看， PM2.5所蕴含的科学含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在公众视野中的PM2.5已经蜕变成一种符号化的危险表征，其所代表的更多是一种来自于个体外在的心理恐惧。
3. “雾霾”里的生活恐惧。持续的“雾霾”天气不仅在个体层面上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在社会层面上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雾霾”天气中较低的能见度往往容易造成交通堵塞、航班停飞、港口关闭和企业停产等现象。弥漫在空气中的各种呼吸道疾病病原体容易造成呼吸道疾病的高发，“雾霾”天气所呈现出的灰暗色彩更会加剧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压抑心理，个体环境权益的保护现状会直接冲击政府决策的公信力。由此可见，生活在“雾霾”中，一层薄薄的口罩无法阻挡空气的污浊，绿色、健康、环保的生活环境才是人类的生存之道，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必要前提。
（三）隐藏在“雾霾”背后的秘密
“雾霾”之痛，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恐惧，而且是对国家经济发展中环境代价之拷问。痛定思“霾”，隐藏在“雾霾”背后的秘密并不是“雾霾”自身的神秘感，而是“雾霾”背后一场事关发展与生存、权益与利益、经济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的价值博弈。。
二、“霾”因何在：发生错位的自然观
（一）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错位
。为了将认识与实践的规律运用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中，马克思借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进行阐释：“这个领域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从马克思的自然观论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其所具有的生态内涵，人与自然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控制和索取。同时，该自然观的重要特征在于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前提，把人自身的自然属性、需要及其发展和对外界自然及环境的改变与协调相统一，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一种共同进化关系[4]。以马克思的自然观为标尺来衡量我国“雾霾”事件背后的利益选择和价值取向，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错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过分地注重速度和效率，片面地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但却忽略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而构建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处理好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错位的结果使得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一定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伦敦“烟雾”事件就是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据。面对我国目前频繁发生的“雾霾”天气，应该思考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协调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这种错位得以修补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以期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发展[5]。
（二）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错位
微观和宏观是认识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是哲学认识论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对事物进行微观和宏观的二元解析，有助于全面把握事物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自然观作为哲学中重要的理论命题，必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把握。；从微观层面讲，自然观是人类在具体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宏观和微观是辩证统一的，宏观是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微观是对事物的具体剖析，宏观是微观的指导，微观是宏观的细化。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顾及微观与宏观的协调性，失衡的微观和宏观都是一种畸形的取向。
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来反思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坚持的自然观，其最大的遗憾就是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错位。在过去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发展中，缺乏宏观的规划和整体性的战略指导，过分地强调微观层面的效益和发展，以局部的时空易位来转嫁矛盾，这种“点对点”的矛盾转移模式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层面认识和政策的失灵。就“雾霾”天气而言，其产生的表面原因就是空气中“雾霾”总量超过了特定区域空气自身所能承载的临界值，但深层原因是过分地追求区域性的快速发展而导致了“雾霾”源的过分集中，从而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从点到线再到面的恶性升级，这也就是我国中东部地区和华北地区“雾霾”天气最为严重的原因。
（三）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错位
个体与集体是哲学对事物认识和改造主体的类属划分，是主体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所表现的一种具体样态。自然观不仅要求在集体层面上得以体现，而且在个体层面也要有所体现。自然观所要实现的是个体与集体的统一，牺牲个体为代价的集体和牺牲集体为代价的个体都是一种错位。基于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和交叉性，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管是国家利益、团体利益，还是个体利益，都是人类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博弈的重要因子，虽然实现这些利益之间的均衡考验的是决策层的智慧，但策略的失衡性总是会难以避免地影响到个体利益。“雾霾”天气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个体健康权益的损害，当这种权益只能依靠个体自身进行救济时，其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上的错位和失衡。
三、错位之反思：自然观的回归
（一）向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回归
我国大部分地区所出现的持续“雾霾”天气，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为代价的“高能耗、低产能”的传统生产模式，违背自然观的哲学命题，是认识和实践发生错位的物质表现，是不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必须实现自然观从错位向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回归。
1.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自然观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承认自然作为人类所有活动与生存必要条件的重要性，人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与延续[6]。所以人天生对自然具有依附性，无法超越自然的范畴而存在，但是人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与自然发生作用，同样自然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类。因此，人类要求得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协调发展[7]。把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反映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就要求我国必须坚持正确的自然观，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2.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矛盾。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原始的物质基础，而发展是人类生存必要的物质转换方式，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相互作用的客观表现。虽然发展受制于自然的客观性和人类的主观性，但发展的过程并不一定完全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雾霾”天气就是一种发展与环境失衡以后最为直接的客观表象，过度地追求发展的速度而不顾及环境的承载力，导致的结果就是诸如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来自于生活和生产的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大量污染物质的聚集超过了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环境只能以“雾霾”天气的形式进行“报复”。因此，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要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环境观，实现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循环性物质互动，这也是自然观“新陈代谢”理论的内在要求。
3.厘清预防与治理的逻辑。预防和治理是人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应对环境危机的两个基本思路，预防是在未知层面上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治理是在已知层面上体现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的逻辑关系是预防处于前序，治理处于后序，治理是对预防失灵以后的补充，在环境危机已经形成时，为了后序向前序进行回归，特定时空条件下预防和治理就要进行叠加。应对“雾霾”天气，前序的预防已经失灵，只能启动后序的治理，但为了防止这种治理结果逆向反弹，后序的预防依然不能被忽略 在伦敦“烟雾”事件爆发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例如，英国政府通过洁净空气法案，采取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冬季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置无烟区、禁止烧煤、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到郊区等一系列措施，使城市大气污染程度降低了80%，同时为了防止类似于“烟雾”事件的环境危机再次爆发，英国政府还实施了很多预防措施。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充分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同时对已经出现的环境危机进行有效的治理。
（二）向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回归
如前文所述，微观和宏观是认识和改造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既要有宏观的把握，也要有微观的控制，微观与宏观不能失调，要实现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认识思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就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发展要有整体的认识和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分配、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在具体策略上应讲求科学性与合理性。既要有政府的宏观控制和协调，也要有个体行为的政策约束；既要有中长期的全面规划，也要有区域性的短期目标，注意区域之间的协调性和政策之间的连贯性。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来解决当下我国所面临的“雾霾”困境，从微观层面来讲就是制定具体的治理措施，如控制汽车数量、整改高污染工厂、减少工业废气排放、加强监督管理；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国家要制定预防和治理“雾霾”的中长期计划，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低碳理念”的贯彻，开发和利用新的清洁能源，加强“环保意识”教育，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微观与宏观之间存在着脱节，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微观层面上所实施的具体策略与宏观的价值要求相背离，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的恐慌。因此，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汲取以往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坚持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发展理念。
（三）向个体与集体相均衡的回归
从个体与集体相均衡的角度来认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观的回归，主要是为了协调我国以往经济发展中个体权益和集体权益错位的现状，不能只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基于主体的多元性本质，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各主体之间利益的均衡，不能以部分主体的利益为代价而换取另一部分主体的利益，要注意不同主体利益的平等保护。“雾霾”事件所体现的是一种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战略制定模式，个体的健康权、生命权、环境权、知情权 在空气质量的评价体系中，PM2.5是一项重要的指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国都已将PM2.5纳入到了空气质量检测体系中。在2011年12月21日召开的2012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PM2.5监测排出了具体的时间表：2012年在北京、天津、河北和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测。2012年2月，国务院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次增加了PM2.5的监测。 和参与权等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
要实现向个体与集体相均衡的回归，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公众参与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整体架构中，公众参与不仅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应该坚持的原则，而且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始终贯彻的原则。公众参与体现的是民主原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落实，支持和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去，一方面能够保证公众生态权益的合理保护，使得权利主体能够直接监督权力运行情况，跟进、了解和掌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状况；另一方面能够弥补先前生态文明建设中公权力“单一、高位、真空”运行之现状的不足，尽量压缩环境权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寻租空间，实现权力制约下的自然观。
四、痛定思“霾”：“绿色话语”下自然观的重构
（一）对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与发展观
发展观和自然观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发展观是对发展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基本认识，自然观是发展观的前提，发展观是在自然观的基础之上概括而来的，所以自然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了发展观[8]。由于受我国传统的自然观主客二分的错误引导，我国传统的发展观沦为了一种唯经济主义、物本主义、不可持续的、片面的发展观，将自然视为可以无限掠夺和攫取的资源对象，进行非理性的无节制发展，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的产量和速度，最终造成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和观念的扭曲。
要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发展，就必须总结以往发生错位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如前文所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思的自然观，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观。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应坚持的就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正是在反思传统发展观所带来的发展困境基础上而提出来的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它以马克思的自然观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可持续的、全面的发展观[8]。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和谐发展。
（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冲突解决机制
在哲学中，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样面临着诸多冲突，这些冲突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动力，当下表现最为激烈的就是先前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冲突 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环境冲突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产生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多方面对立态势的总称。参见吴玉麟等：《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和后序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困境。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不仅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具体措施，而且需要制度层面的整体设计，从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等多维的角度建构冲突解决机制，从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和良性运行。面对我国当下严重的环境冲突问题，要尽快建立健全“预防+治理”的科学应对机制，坚持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落实“集中精力、整合资源、合理分配、加强监督、重点治理”的方针，扎实推进环境冲突解决机制的建设。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化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体都是重要的参与主体，既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环境冲突的应对机制中，责任追究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各主体在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义务和责任。不但企业的环境行为要受到监督，各级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也必须接受监督，既防止其权力膨胀或异化，也防止其环境保护的不作为或乱作为[9]。尤其在各种环境违法事件中，执法部门一定要严格执法，查明环境违法事件的发生原因，追究相关主体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生态文明建设中冲突解决机制的良好运行，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冲突解决机制的内部自觉性，引导各主体的战略决策和具体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冲突解决机制的外部强制性，实现冲突解决机制的外部保障。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制度保障
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之一，有其特殊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秩序维护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法律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手段之一。从立法层面讲，必须制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立法为例，我国目前有关环境的立法主要有《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除此之外，我国要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针对新情况和新趋势，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的理想状态。从执法层面来讲，我国的执法机关要确实做到“依法行政”，科学、合理地行使国家的执法权力，将行政权力的行使限制在制度的框架之内，同时鼓励公众监督，将公众监督和制度监督结合起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秩序。从司法层面来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套完整、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违法犯罪的追究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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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红梅.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J].学习月刊，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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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Nature in Our Countr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Green Words”：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Haze Episode”
ZHANG Yongqiang， WANG Guanqun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ersistent haze weather not only brought about group psychological panic at the mention of “haze”， but also impeded seriously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Drawing the mysterious evil over “haze”， the secret behind “haze episode” is a benefit game o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p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the view of nature was misplaced on the three essential categories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macro and micro， and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the rational regress of the view of nature needs to unif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combine the macro and micro， and balance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To reconstruct the view of nature in our countr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green word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iew of nature and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is the premise，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s the requisite，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s the indemnity.
[关键词]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05-09
；朱炳元（1950—），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江苏苏州 215009）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3YJC710047）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是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扬弃与超越，有着显著区别于工业文明的观念特征。对此，本文将从支撑生态文明形态的价值观、技术观、消费观、发展观和自然观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价值观：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自己赋予自己或自己派给自己的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亦即事物自在（in itself）的和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或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定义的，是自然“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①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动机有导向的作用。人类对自然价值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着人类对自然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以及在实践中对待自然的行为。
（一）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这是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出发点。历史地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既包含着积极合理的思想和要素，同时也隐喻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客二分虽然推动着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机械二分，使得人类主体成了一个凌驾于自然客体之上的唯一具有尊严的神性的存在，而自然客体则变成了“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摆布和操纵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②由此，自然客体成为失去了生命和没有了灵性的摆置物，失去了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完善的能力与价值属性，丧失了自身的情感、精神、目的与内在价值，其存在不过是为人且只有工具意义的存在。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帕斯莫尔（J. Passmore）所言：“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④很明显，这等于从根本上对自然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进行了否定。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所谓的价值，仅具有被人利用或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其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的。换言之，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仅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已。依此逻辑，既然自然界中的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享受任何道德主体的关怀资格，无论人类怎样改造、操纵、处理它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甚至当人类的利益与大自然之间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时，人类也要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全然不用顾及生物界生存的权利和大自然的承载能力。长期以来，这种价值观念支配着人的实践取向，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的过程，逐渐演变成了人类对自己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过程，最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日趋恶化。
（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工业文明充分展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上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但也由此滋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生态道德问题。潜在的威胁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此，生态文明对自然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具有主体性和目的性的绝不只是人类，“非人类存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它们拥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因而都拥有主体性和生存下去的权利”。①我国自然界内在价值论者余谋昌也指出：“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②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包括非人类存在物在内的整个生物圈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同时也都具有以这一目的为尺度去评价他物的内在价值。而且，从价值存在论的维度来看，早在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之前，作为物种生存进化所依据的自然准则就已经存在了，而“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③由此可见，自然价值并非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自立之自性”。事实上，不仅生命系统具有内在价值，就是矿物、水域、山脉等非生命系统也都持存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属性，这主要缘于“这种存在是合理的，是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能自在和自为的”，④其本身固有着以自身为评价尺度的和不依赖于人类作为参照的价值。如此一来，和人一样，动物、植物甚至一些非生命无机物，它们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蕴含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融合体。“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彼此变换，它们是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整体的合二为一，各种各样的价值都镶嵌在地球的结构中。”⑤事实上，既肯定自然界所具有的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界也拥有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这不仅能为人类在开放与利用与自然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撑，同时也有利于引导人类正确地评价和善待自然，进而在促进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动态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生物圈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故此，罗尔斯顿曾明确指出：“自然界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关键的、基本的、核心的范畴。”⑥
二、技术观：征服型技术观与和谐型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人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把握以及对技术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所要达到目标的一种价值判断。历史地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技术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生态文明时代，技术观实现了由征服型向和谐型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有助于发挥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一）工业文明奉行征服型技术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对宗教和神的崇拜和束缚，人类从此不再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而成为“大写的人”。然而，“大写的人”所受到的启蒙思潮并非要呵护或敬畏自然，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大胆地去拷问自然，而技术则充当了这种拷问的最有效的工具手段和力量。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逐渐膨胀，现代技术向自然世界提出了更加蛮横的要求，使得现代技术的框架在本质上日益表现为征服自然与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所有的东西都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此系统中，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①这样，在发达工业文明体系中，受征服型技术的驱使，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掌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呈现出空前强化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态势。人类坚信，只有自身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一切人之外的客体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和人为的，“当自然不合人的想法时，人就整理自然。当人缺乏事物时，人就生产出新事物。当事物干扰人时，人就改造事物。当人为了出售和获利而吹嘘事物时，人就展示事物……”②现代科技为人类所展现出来的这幅美好图景，使人类似乎更加有理由自信：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拥有了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人类在科技万能论和技术功利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然而，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度发展的现代技术在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福祉和效益的同时，也因为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引起了自然界生态链的失调甚至断裂，最终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为特征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文明秉承和谐型技术观
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后果以后，人们开始思索建立一种新技术观，并寄希望以此既能维持生存的高效率，又能承载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和谐型技术观应运而生。和谐型技术观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技为用，强调通过人、技术、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共存共进以实现体现它们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和谐状态的技术价值观”。③它克服和突破了以封闭性、控制性、征服性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技术观的“负面”缺陷，实现了将社会物质生产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向以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协同进化与整体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转变。。
第一，遵循闭环型的经济流动模式。现代社会的机器大工业采用线性的非循环流水线，其产品沿着不可循环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流程生产出来。和谐型技术观摈弃了这种传统的线性经济流动模式，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界的无废物原则引入技术系统，注重资源在生产链条中的循环与可持续利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型增长模式。这种循环性既体现在诸多生产环节的环形系统闭合（上一流程的废弃物会成为下一流程的生产原料）上，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环形系统闭合（最终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消化吸收）上。这种封闭的循环技术系统，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污染。
第二，坚持预防型的源头治理原则。“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环境风险，是遏制生态危机的治本之策”。④为了规避生态风险，和谐型技术观坚持以预防为主、从源头治理的方针，在技术方案的构思、规划阶段就注重引入绿色、环保和低碳的创新理念，始终把产品的环境属性（可制造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作为设计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全面推进绿色产品，因而产品的孕育过程就是生态型的。
第三，追求生态型的效益评价标准。传统工业文明技术观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的。和谐型技术观摒弃了这一传统的定向思维模式，强调人类在对发展效益进行权衡和评价的时候，应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为战略目标，切实把生态效益纳入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把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源能源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沿着有利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式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化方向协调发展。由此，和谐型技术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传统技术观全面而深刻的伦理反思，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追求相统一的理念。
第四，倡导共处型的自然开发理念。和谐型技术观强调遵循自然的生态运行和发展规律，反对借助以功利化、定量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巨型工业技术对生态存在状态的自由摆布、对生态演变进程的强行干预和对生态内在节律的肆意扰乱。它强调人类应该具有与自然共荣的智慧，在开发技术从自然中汲取营养时就必须把解决环境问题也一起考虑进去，学会善待自然、修复自然，并与自然融洽相处。
三、消费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和生态消费观
消费观是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反映，消费观折射出了人们对待消费活动的基本认识和思想态度，指导、规约着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并进而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健康合理的消费观有利于促进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而盲目扭曲的消费观不但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以及人格分裂等严重后果。
（一）工业文明坚持消费主义的消费观
作为一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以符号消费为中心的消费至上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崇尚体面的消费，沉溺于对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追求当做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便发生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指出的消费异化的现象。首先是消费目的的异化。本真意义上的人类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旨归是对需要的满足，是对人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促进与提升，但异化消费却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扭曲和价值取向错位，并最终使人迷失自我。在消费中，人们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专注于欲望的满足、财富的炫耀和身份的建构，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这使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消费不再是目的，而是演变成为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其次是消费行为的异化。消费对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消费行为的初衷也就在于满足需要，而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它表现为过度的消费、无节制的消费和恣意的消费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攫取和疯狂掠夺。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消费行为异化的折射。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所深刻总结的：“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①
（二）生态文明践履生态消费观
建立在对消费主义消费观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生态消费观，秉承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注重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的协调，倡导热爱自然、节约资源、关爱他人。生态消费观之所以能够取代消费主义消费观而成为当代人应该选择也必须选择的消费模式，是因为它在消费过程当中同时兼顾了消费者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的关系，具有更全面、更广泛的伦理意义。
首先，生态消费是尊重自然、践行环保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这种可持续性体现在消费内容上，即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对环境没有任何潜在的副作用；体现在消费过程上，即在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体现在消费结果上，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垃圾、噪音、废水、污气等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其次，生态消费是崇尚文化、满足心灵的精神消费。生态消费不是以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高消费为衡量尺度的，而是以突出人的文化消费含量与精神享受高低为标准的。本·阿格尔（Ben Agger）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也许最终不是根据量的消费而是根据质的消费（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的。因此，人类应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对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事实上，人类只有从对物质的“虚假消费欲望”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追求，才能克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存悖论，实现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消费是崇尚健康、注重节俭的适度消费。适度消费首先是一种与自然的承载力、养育力、修复力相适应的消费。地球是人类栖身之所、衣食之源，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任何人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人生存的健康限度，而且要考虑源环境的承受载荷，切实把消费水平限定在人口、能源、资源的可承载力范围之内。适度消费还是一种旨在追求代内和代际之间公正的均衡性消费。它强调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和保证到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时兼顾起来。
四、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看法，它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关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不同的发展观，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和发展道路，就会产生迥异的发展效果。
（一）工业文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观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一种典型的拜物式的生态缺位的发展观，它所追求的是单一的“发展=经济增长”模式，忽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把发展单纯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长期以来，在这种把发展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把资源、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的发展模式支配下，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在认识上，人们一方面不再考虑环境养育能力，不再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和自净能力，而是把自然视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专门供人类无偿地“单向性”索取和“掠夺式”开采；另一方面则把自然界当做随意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以为它有着无限的修复力、承载力和透支能力。在实践上，在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并不关心诸如“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的目的论、价值论问题。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片面张扬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不断把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主宰的对象，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逐渐被异化为控制和破坏自然的力量。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控制对于自然的控制成为今天的大问题。”①人类的这种以经济为中心、以生态为工具的托勒密式的片面发展观，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留下了一个物质资源高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高度污染为表征的“黑色文明”，既伤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制造了人类自身的“囚徒困境”，其最终结果无疑是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对此，英国学者托勒（H. Toler）博士曾尖锐指出：“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工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人类旨趣的东西，人的其他任何旨趣的供应都遭遇忽视。”②
（二）生态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
有别于工业文明的单向度片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它“既追求人的发展，又追求自然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整体发展”。③其核心与本质，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和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耦合，但同时又在追求视角上偏重于生态中心主义，它表达和宣示了人类在文明旨归上的一种全新取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着人类价值观、发展观的反思、变革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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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可持续发展观把人、经济、社会和自然看做一个动态复杂系统，注重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可持续发展观的这种系统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其在实践目标上所要达到的两大根本旨趣：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二是生态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既然是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就应该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把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与实现非人类生灵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当代人利益、后代人利益及环境利益都得到公平对待。既然是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就应该从更高的境界、更宽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发展战略，谋求做到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发展，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流动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发展实质看，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需要、限制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所下的定义，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④这一定义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取向上的两维向度：一是在空间维度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即实现合理的代内公正；二是在时间维度上要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即保证充分的代际公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公正，可持续发展都是以满足人在现代条件下的需要为诉求的。。
五、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包括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每一个时代，人们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法，都会形成相应的自然观。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进行认识的方法论原则。
（一）工业文明崇尚机械论自然观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机械论自然观在整体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特征，即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性、对立性和超越性。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经典表述：机械论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仅承认它是一架机器：一个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①如果把机械自然观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世界是一架机器”。笛卡尔（Rene Descartes）甚至将这种隐喻又扩展到人的身体：“我认为人的身体也是一架机器。”世界机器的隐喻透射出了“控制”自然的核心理念：既然世界是一台机器，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个有机体，不再具有生命和活力，进而引出人是大自然的唯一主体，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大自然这部机器进行为所欲为的操纵和控制。如此一来，蕴含在自然之中的神性消失了，大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终极目的消失了，希腊意义上原初的自然——一个有生命的、具有外在形式与内在本性的自然祛魅了，并随之分裂为物质与精神的两极，由此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已被一分为二以后，人类在实践上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于这“异在”于自己的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指出的：“因为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②机械论自然观不仅为人们征服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论证，更为人们征服自然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说明。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强调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整体性的。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是指人类在把握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自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观察与处理问题，从与自然相互关联的整体性思想出发，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首要表现在它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思想上。它不再把人和自然机械地分割为绝然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把它们的连接视为一个高度相关和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互动的生物圈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发展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人虽为地球上万物之灵，但它也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和周围的环境一起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整体，并通过彼此之间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信息交换，共同维持和推动着整个生物圈向着高度整合、整体优化与可持续的方向协同发展。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于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①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在本体理论上所具有的同根同源整体共生性，决定了人类不能也不应该主宰自然。如果人类肆意摧毁自然，那么必将引起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链条的断裂，一旦生态链条断裂，就必然导致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所警示的“自然之死”和“人类之死”。因此，“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②生态文明不仅把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且认为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人类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人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也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生态文明自然观的整体性思维把对整个宇宙以及对人本身及其在其中的地位的认识都提到一个有机整体的高度，但这种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并不是一种极端的整体主义，它同样承认并努力维护世界和生态价值的多样性。事实上，“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共生”。③
关键词：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 内涵 当代价值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工业、经济和人口迅猛增长，造成了能源短缺、生产浪费、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地球上半数森林消失，地下水日渐枯竭并受污染，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损害，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1]。为了避免由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人们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产生了环境伦理观。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思想的形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基础，环境伦理思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体性理论，是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的融洽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状态，具有阐述当代面临的环境危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实践可持续发展和构筑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意义[2]。
一、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开始与自然相处，认识自然并研究出了系统且完整的思想体系，即自然观，是环境伦理学的思想萌芽。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就是通过批判和继承西方的自然观，最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体理论的环境伦理思想。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万物有灵”论、中世纪哲学中的神学生态观、西方近代哲学的机械生态观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生态观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3]。在原始时期，生产水平低下，科学缺乏，自发地产生了原始宗教自然观。“万物有灵论”（又名泛灵论），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并在控制间影响其他自然现象。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开始提出了朴素的元素自然观，反对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土等。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朴素的辩证法为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萌芽。
18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时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755年康德—拉普拉斯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发表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见星云说），认为太阳系是由原始星云按照万有引力定律逐渐生成。赖尔在《地址学原理》提出了地质渐变论，阐明了地壳的演化是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论证了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是经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而进化的。。。。。接着马克思又批判地继承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想，建立了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的马克思环境理论思想。
二、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19世纪的生态环境问题是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19世纪后期，世界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5]。同时伴随着资产阶级对土地资源的滥用，造成了人与土地资源的对立。“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上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产业革命后的英国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将排泄物直接排入河流中，造成了河流的严重污染。“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厌恶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流自许多使用红色燃料的染坊。”森林的滥伐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土壤肥力下降和气候变化异常。“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似乎是耕种的后果。在德国和意大利，现在似乎比森林覆盖时期的气温高5—6°R。”[7]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加剧了环境污染及人居环境恶化。当时，人与自然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人污染了环境，而严重污染的环境会使人得更多的慢性病。马克思描述：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生产的碳酸气”，使得“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导致了“大城市的居民……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8]在工厂生产过程中，噪音污染严重，而且工人们没有人身安全和健康防护设施。“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9]，马克思对生态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现实路径。
三、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科学内涵
环境伦理是研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与和谐共生的关系的环境哲学。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又从实践的视角强调了人的主体论，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最终实现人和自然协调、和谐发展。
1、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缘起与影响
人们对油气需要与日俱增，漏油似乎不可避免，这不仅是政府失职也是企业安全意识不足酿成的严重后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此称为“环境9?11”式的悲剧性事件。
1.1、回放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在防喷阀失灵的情况下，气泡带油一起喷向易燃房间，发生第一次爆炸。事故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先后尝试了建筑隔离带、使用化油剂、吸油棒、挖油罩、吸油管，采用灭顶法、“盖帽法”、修建压井等多种手段，但均宣告失败或收效甚微。当年7月15日，英国石油公司宣布，新的控油装置已成功罩住水下漏油点，但漏油问题仍长期存在。乔治亚大学萨曼莎?乔伊认为，“50%的石油仍然在墨西哥湾海底游动，一点都不夸张。”
1.2、事件的善后处理与归因
《时代》杂志认为，英国石油公司碌碌无为，该打板子；美国矿产资源管理局长期监管不力，该打板子；奥巴马总统在事发初期反应迟钝，该打板子；美国民众过度依赖和寻求高风险开采得到的廉价石油，也该打板子。
首先，政府应急机制缺位。2010年4月25日美国众议院公布调查备忘录说，“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在爆炸沉海前数小时内曾不断出现油管泄漏等异常状况，混凝土工事在施工中也存在缺陷。。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联邦政府并没有承担起“领导核心”作用。政府反应迟缓，事故发生12天后奥巴马才露面表态，面对劣迹斑斑的矿产管理署奥巴马毫无动作。政府并没有准备好应急措施，反而官官相护，在没调查实情的情况下信口开河，如此上行下效，没有做到榜样带头的作用。
其次，企业安全意识不足。2009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显示，该公司多次强调深海地平线不可能发生重大漏油事件；即使发生事故，该公司也能够迅速做出回应，不会对海滩、野生动物保护区构成威胁。而且，在英国石油公司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一旦深海发生爆炸事故有何技术可以控制原油的迅速扩散。事实上，出事油井并没有安装关闭油井的遥控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石油地质学家威廉多米尼克指出，美国过早开放深海石油开采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忙赶工期是导致墨西哥湾漏油的一个原因。英国石油公司对石油开采设施、技术当中存在的隐患置若罔闻，安全意识的缺失，是油井爆炸的重要原因。
2、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影响
漏油事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困扰，原油泄漏威胁了海洋的生态平衡，造成珍惜物种的灭绝，水质遭到严重影响，对海洋石油开发更是影响深远。其损失无法用金钱衡量。
2.1、灾难性破坏生态环境
随着石油的发现和使用，污染就相伴而生。据统计，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泄入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石油泄漏造成的生态威胁不可估量。本次漏油事件影响了墨西哥沿岸的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墨西哥湾方圆上千平方千米的海域遭到污染。。
2.2、近乎毁灭性摧垮经济
石油、渔业、旅游和航运是墨西哥湾地区的四大支柱产业，年生产总值达到234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三分之一来自墨西哥。石油和天然气年产规模达到1240亿美元，占全部地区收入的53%。漏油事件不仅直接打击墨西哥湾沿岸年产值为18亿美元的渔业，其影响也将延伸到美国其他地区。旅游业的损失同样巨大，该地区旅游黄金季节的游客订单数量急剧下降，以密西西比州为例，该州墨西哥湾旅游委员会透露，取消的消费订单已占订单总数一半。
2.3、彻底性扰乱居民生活
2010年6月22日美国加州大学劳伦斯?帕林卡教授表示：受漏油影响较大的海边地区，人们的心理问题开始显现，社会出现混乱。许多当地居民表现出沮丧、焦虑，易发生冲突等，儿童的行为也发生变化，除了漏油，美国还面临飓风威胁，更增强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事件影响了墨西哥湾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清污工作至今没有结束，生态恢复也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已经过去近四年，“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起火造成11人死亡，妻子失去了丈夫，遇难者的家属们走不出悲恸，生活看不到未来。石油污染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3、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哲学沉思
恩格斯曾经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对自然界进行残酷的索取，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面对自然环境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承认人类中心主义不可取代的价值，摒弃不良影响，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构建共生的自然观。
3.1、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似乎是无所不能的，通讯、医疗、生物、航天、能源技术等使人们发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也正因为人对技术的麻木信仰，人类无视海洋生态总价值之重，海洋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生命始于海洋也依托于海洋，她不是托起人类的土地，却是地球与人类的血脉之流。对她的破坏将危及整个地球与人类的生存，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认识到的一点。美国环境伦理学家S阿姆斯特朗和R波兹勒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他断言伦理原则是适用于人类，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它把人类的利益摆在前位，把海洋当作一个纯粹的资源供应库，忽略海洋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人类与海洋的关系逐步演化成索取破坏者与供应牺牲者的关系，人和自然走向了对立面。
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构造了人类文明的大厦，它的确立增加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信仰和对人的伟大创造力的理解和发挥。而且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首先必须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导致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漏油事件的发生不是由于个别人们只把自身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陷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海洋生物的利益。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势在必行。
3.2、走进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我们必须扬弃现有的自然观，树立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首先，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任何事物，都包含在整体的关系网中。“蝴蝶效应”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食物链和食物网这两个概念，形象地说明了物种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自然界物种之间的食物关系不是单线关系，每一个物种都可能以多个物种为食；反过来，每一个物种也都可能成为多个物种的食物。多个食物链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食物网。。
其次，协调人与自然整体发展。人类、自然、社会都包含于整体之中。这里的人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时间层面上看，不仅包括当代的人，还包括未来的人；二是从空间层面上看，包括群体的人和整体的人类。我们要把整个地球生物圈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规定部分；部分的变化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但整体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是支持局部事物存在的基础，对于局部事物来说整体具有更加优先的地位。。
再次，构建和谐统一的自然观。共生自然观认为，在人与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自然界发展除有自我意识和主体能动性的人类存在，也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人类能力发挥的程度。人类与自然界应当谋求一种和谐的共同进化的关系，使这一系统由无序向有序发展。人的能动性只有当按照自然界固有的规律行动时才能显现出来；否则人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与惩罚。这要求人们更深刻更普遍地认识自然规律。人们不能无视生态规律，任凭主观意志向自然无止尽的索取，人们应当尊重生态规律，对自然采取科学慎重的态度，自觉严格地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办事，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谋求与大自然的和谐。
全球化进程是各国经济文化的扩展过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主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和将中国式生态文明向外交流的全球化过程。在生态观基础上，本文将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进行分析，得出人与自然关系中两者地位的变化，最终阐述当代全球自然环境问题下，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依据，主动式的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榜样，向全世界推广，进而将中国生态文明全球化。
关键词：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生态文明
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要认识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其概念、发展状况和影响进行准确把握。经济的拓展力和开放性是全球化的有力物质保证，是人们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客观基础，也是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
。”[1](P.194)它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实际上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多年前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惊人发展，使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联成网络，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国和各种市场之间的距离，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迅猛发展的潮流。正如所说那样，“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3](P.19)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是多样性的，包括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企业经营的全球化。。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后果，比如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不断增大，发达国家收益大，发展中国家获益少，有的甚至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当然还带来极具破坏性的环境恶化问题，制约和破坏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对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如何实现世界各国的“共赢”，是如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整体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就已经存在，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具有自然属性。这就决定了无论社会怎样发展，科学技术怎样进步，也不管人类具有多大的能力，都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人对自然界是永恒依赖的。这意味着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
（一）人与自然的原始生态文明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生，而这两种活动都是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CENTURY资料。这时许多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比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流山川，飞禽猛兽等等都无法从现实中得到解释，而且由于人类力量相对薄弱，在自然面前很渺小，故而只能顺应自然，服从自然，甚至对它产生崇拜和敬畏，通过各种原始宗教仪式以此来乞求上天的恩赐和庇佑。自然界提供什么，人类就攫取什么，而且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所以说这时期的自然是控制着人类的，起着主导作用。马克思在谈到古代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时曾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4](P.81-82)所以说在原始文明时代，人是自然界的奴隶。
（二）人与自然的农耕文明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由原始文明时期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农耕时期，人类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农耕和畜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也进一步深化，他们不再简单的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而是改变和创造某些条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在生产工具方面，各种金属工具的使用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进行了初步的开发，自然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但此时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敬畏自然以护佑黎民。可这种没有污染或污染较小的能量转换活动的大规模发展也会对自然的破坏，如过度开垦、砍伐、捕猎等就对局部地区的生态造成破坏。
（三）人与自然的工业文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制造机器进行生产活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最大力度的追求利润，资本家们只要能获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和污染自然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对自然进行疯狂大肆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对抗，最终也必然导致人的生存危机。这一时期，人类俨然成了大自然的主宰，认为自己可以征服和驾驭自然界的一切。但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物质变换方式必须改变，转向一种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P.928)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6](P.383)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对自然界进行大肆破坏时，自然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向人类实施严厉的报复。正是由于生产力不断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提高，所以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必然是生态环境问题。
三、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当代生态自然观基础上，主动的中国生态文明
随着生产力在全球各国的发展，它的开放性被全球化，以至于各国为了求发展而进行了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各个领域的交流与沟通。而作为生产力组成部分的劳动对象，即自然界，也随之被全球化式地利用起来，从而不断地改造和转化为人们的消费品。在消费角度层面，人类经历了原始生态消费，线性消费，生态消费，因为在以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中，“资本主义通过扩大消费而非限制生产解决经济危机无异于舍本逐末，以掠夺自然为代价维系资本主义的统治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7]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中，也势必会产生对自然界而言的生态问题，除了要坚持所倡导的适应消费观念，更重要的是顺应时展的潮流，由以前社会形态中的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转向新的生态文明方向上来，使全球化对人类生存的生态自然的负面影响得到切实解决，促进全球化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并使党的十中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精神得到具体贯彻。
（一）全球化造成的环境问题1.人口环境持续膨胀，老龄化现象严重与传统社会不同，在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消费水平提高的条件下，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共同导致全球化人口增长继续膨胀。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87年增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截止到2013年1月4日，全世界有70.57亿人，预计2040年前，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可见，人口的压力是对环境问题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老龄化则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环境压力问题，对环境中产品的消费在时间上的延长，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社会环境问题。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地区，而我国将很多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将使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使国家降低革新能力，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失去活力，生活水平下降，对综合国力产生潜在影响。2.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生态规律遭受破坏自然环境中的土地、水、大气、生物等都是遵循一定的生态规律而存在着的客观实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所形成的稳定状态，如果遭到过度的外力破坏后，就会失去平衡能力或者恶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全球化不断被各国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而发展中的破坏现象则随之被扩大化，也就出现了区域性问题向全球性问题的跨步，全球温度升高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蔓延、水和空气污染等被现实性地带了出来。3.资源短缺问题在全球化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进口，而将本国的不可再生资源节约下来，进而使得资源短缺问题在欠发达国家中显得尤为明显。。
（二）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1.生态文明的含义“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一种文明状态。”[8]在自然界被不断地人化过程中，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生态文明，从概念的把握上就明显的体现出生态观的重要性。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此产生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对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对资源的节约，对生态的保护，都是在深刻把握生态文明概念含义的条件下进行的具体实践。2.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要进行更好的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加强世界经济合作中的环境生态立法保障，在国际大环境中明确各国的经济责任和义务，减少将重度污染产业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其次是在立法基础上的世界性环境生态监督体系的完善，要在明确法律规范的条件下，对各国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实际约束和制裁。最后是加强全球性生态自然观的宣传与教育，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世界性的，是人类面对自然界的共同问题。3.可持续发展观的全球化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被提上历史议程，尤其是可持续发展，不仅适合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更适合应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当代生态自然观问题，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自然观上盲目追求资本增值，而忽视了在利用自然界物质生产时的可持续性，当发现没有利用的自然资源后，就改为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投资和生产，是一种不够可持续发展化的全球经济发展观。所以，可持续发展观在现实性上需要被全球化，被各国所重视。
（三）中国的生态观，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五位一体”1“.以人为本”的生态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条件下的和谐共处关系，人们在自然面前，由奴隶地位到敬畏自然，再到工业革命后的主导地位，证明了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以至于可以主宰自然，摆脱自然界的束缚。但当人们狂妄自大后，就会对自然进行奴役，无限地滥用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结果就是不统一，而且是对立，是自然界生态的破坏，自然界以不规律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抗议，而这些不规律就成了人们因把握不到而称为的“报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发展，是中国式发展思维对生态自然的恰当反映。2“.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正确认识到国际全球化影响以及当前我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势和具体状况后，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是针对现实发展状况的及时调整与适应。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代人都应该承担的责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更有利于我们每个人在生产生活中对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同时也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性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在全球化的不断影响下，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应重视生态自然的平衡，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全球性的生态平衡，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才能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发展境地，使全球文明更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的有效结合。
四、结束语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最终的结果是人与自然的相处问题。总而言之，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水平愈来愈高的全球化影响下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生态观，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共同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我国必须做到，规避主要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生态影响，在主动式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下，推动我国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态观的世界文明化，将我国的生态文明推而广之，促进世界生态文明的全球化。
参考文献：
[1]王沪宁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R].
[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房尚文,吴斌.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J].云南社会科学，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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