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三个地方看一个家庭的兴败

(2014-07-11 11:13:33) 转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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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分类：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

原文地址：曾国藩家训：三个地方看一个家庭的兴败作者：

三个地方看一个家庭的兴败

第一看：

看子孙睡到几点，假如睡到太阳都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

第二看：

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因为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第三看：

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不知道\"。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

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条遗嘱：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

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

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

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

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

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

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

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

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

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

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百年家族系列：曾国藩家族

1885年，大清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称中国“似入酣睡，固非垂毙”。

同治年间，由恭亲王奕

和文祥在北京主持，由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京外推动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棒喝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最初的觉醒。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和文祥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中国积极致力于国防的近代化，而国防的近代化又必然要求交通、教育和经济的进步，于是同时有了建铁路、设新式学堂、设招商局、开采煤矿金矿等一系列的新举措。

自强运动只是在科技层面上学习西方，该运动的五大领导者都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内在精神完

美无缺，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借鉴他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遗憾的是，技术进步远不能解决一切，甲午海战，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海军败给了排名十一的日本海军。梁启超对于自强运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变法——王莽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1898年，光绪亲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推行了冒犯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百日维新。很快，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

1901－1905年，慈禧太后推动了一次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雷同的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实业家张骞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也开始大力鼓吹君主立宪思想。1905年12月，五人考察团赴国外考察。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宪法大纲”，规定宪法生效以前，仍有9年预备期。这个“大纲”

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统统属于皇帝。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宣布宪政筹备期缩短为6年，但是很快他就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13个任命者中皇亲国戚占了5位。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

20世纪的中国以如此轰轰烈烈的巨变开始，随后的百年，有更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迂回曲折——民国兴起、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

国共角逐、八年抗日、国共内战和新中国建立。1949年以来的历史，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因为距离我们更近已被穷尽，它的深处，深处的更多真相，仍在被人们不断挖掘。

回顾历史，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第一年说起。这样一种做法有它的方便之处，但是也有可能斩断近代史这一处处因果相联、难以机械拆解的活体。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最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从哪里来，以便知道我们想要和可以往哪里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哪儿前进了，又在哪儿倒退了，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哪些方面却原地踏步。

自创刊以来，《南方人物周刊》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办刊宗旨——“记录我们的命运”。2009年，无疑是一个挖掘中国和中国人之命运的富有意味的年份。不久前，国外有人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政治大国，而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49年距今是一个甲子，再往前推进一个甲子，恰恰可以涵盖百日维新的重要时刻，并且可以衔接由奕

和曾国

藩等人主导的自强运动，将近代中国的梦想和今天的光荣打通，将百年前的激荡与今天百味杂陈的现实联接，通过一个个影响过中国的著名家族的故事，来完成我们对于百年中国的回望。这是我们推出“百年家族系列”的缘由。

首先出场的是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晚清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堪称革新和守旧的典型。从清末开始，

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上，人们汲取了诸多政治智慧、实干精神、为人处世之道。喧闹中，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沉潜学人的声音，他们沿着曾国藩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和诗文，

深入到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身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真面目给出独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