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凯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摘要:“人学”命题提出至今已有60年,经历了早期的批判和质疑,这一命题也不断地被深化,直至被认可。进入新世纪,诸多学者对此命题从不同维度做了更深刻的阐释,一部分学者从实现精神自由、主体性理论建构、接受论、表现论维度去深化,另有学者将“人学”引进文艺生态学的领域,赋予了该命题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仅是对理论自身的丰富,也是现阶段时代和人民的精神发展对这一命题的价值诉求所在。
关键词:人学;主体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I106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9)10-0105-06
“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时髦的命题。说它古老,完全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口头创作的文学,原始社会时期,在男女相互的性吸引中引起对方的爱悦,发出有节律的呼号,从中逐渐产生了最初的歌谣。[1](p620)这便是最初的文学形式。说它时髦,是因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未间断过对此命题的关注。正如朱立元所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没有过时,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没有过时。[2]“文学是人学”(以下简称“人学”)的命题,自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后,在文学理论观念变革与建构的发展进程中,便波折不断。有的学者“并没有明确以‘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作为理论基点和核心观念来进行整体系统性的理论建构,而是选取与‘人学’相关的理论命题作为切入点,从特定的视
[3]
角观照和阐释文学的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将人
开过关于“人性”的论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人主张文学的阶级性,而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为代表的新月派,坚持文学乃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强调文学要张扬理性,鼓吹自由。[4](p294-295)在20世纪4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陆续发生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
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现实需要,中国学界对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走上了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道路。受苏联的影响,学术界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看法基本表现为“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人道主义的最高发展就是共产主义”。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语境,巴人于1957年年初发表了《论人情》一文。[4]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人情”,人们有着共同的人性,并写到“人情也就是
[5]
人道主义。”作为当时主流话语主流意识形态的代
20世纪5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建构和构建新
学理论置于多维视域的观照下,是对“人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探索。
一、当代“人学”文艺观论争回溯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与新月派之间,就展
言人——姚文元,撰文批判《论人情》,这篇杂文“被
作者简介:郑凯(1980—),男,博士,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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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典型,成为大批判的靶
子。”[5]同年5月份,钱谷融发表于《文艺月报》1957
年第5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正式提出“人学”这一命题,主张文学必须以人为中心,应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并指出:“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
低标准。”[6](p101-102)
此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诸多学者
的批评,先后受到罗竹风、陈辽、蒋孔阳等人的严肃批判,并为此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20世纪60年代,人性、人道主义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观点成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于文学艺术的权威性解释与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被学界逐步接受,并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对文学艺术进行各种批判与批评。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关于巴人、钱谷融的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以学术讨论始,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定性和挞伐,基本上以阶级性压倒、否定和取代人性而告终,一直到“文革”后才算结束。
新时期伊始,开始拨乱反正,“反思”“文革”时期对于“人”(包括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的践踏,思想方面也得到解放,一方面,政治不再如以往强烈地对文学领域进行干预,文学创作方面随即先后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触及对“人”的重新思考,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等;另一方面,借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国外很多关乎“人”的著作也被大量译介到国内,小说如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理论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论”等。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学术界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做了集中讨论,朱光潜、汝信、王若水等学者谨慎地从研究国外的理论入手,介入这一问题,讨论在1984年达到了高潮。“据统计,从1978篇。而且,年到1983学术界还召开了多次专题性的研讨会,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就有600多《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等重要理论报刊都刊发了大量的文章,还出版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1981年)、《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1982年)、《为人道主义辩护》(1986年)等多部·106·
论文集。[7](p130)学术界从哲学层面对于“人”这一重大命题的多方面探讨,无疑深化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人”的认识,而这显然也为新时期再度回答“文学是人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争,主要沿着80年代中后期,“文学是人学”出现了关于的道路向前迈进,“文学主体性”思想的论
根源承接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反思。刘再复发表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提出“我们在文艺
创作中尤其应该强调人的精神主体性。”[8]
在肯定实
践主体的基础上,将文学的灵魂指向了人的内在精神,人的能动性,并进一步论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不仅意味着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深层标榜和重视精神主体学的人性深度与丰富情感。[8]实质上,精神主体指向的是人性、人的情感,人之所以为人所能够表达的生活意蕴、生存状态,其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说,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通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p108-109)马克思提出的人的主体性就是指向精神层面的,摆脱物的依赖,使人的主体性不再处于异化,进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精神主体性。刘再复的文章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关注给予了很大贡献,同时,也遭到了较多的否定。陈涌和敏泽分别发表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和《论〈论文学的主体性〉》,都对刘再复的文章进行了激进的批评,但是此次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人都很支持刘再复的学术观点,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例如:杨春时的《充分的主体性是文艺的本质特征》,汤学智的《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几点看法》,孙绍振的《论实践主体性、精神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等文章。在文学主体论理论的推动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主体”为核心的文艺理论著作——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1989年)、畅广元主编的《主体论文
艺学》(1989年)。文学主体论的建构,标志着“人学”的观念开始进入文艺理论的研究范畴,并被学者们重视起来,从历时性来说,对于“人学”理论建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人民日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使我们的精神走向混沌、低迷。90年代,文艺创作真正的走向了多元化、市场化,同时带来了正/反作用。1993年,《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发表,真正拉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序幕。该文明确认为文学的危机实质上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它不仅意味着当下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而且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是人学”新论》、孙鹏程:《“文学是人学”研究的新境界》、朱立元的《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等等;另外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中,编者也对“人学命题”做了相应的解释,如杨铸的《文学概论》(2005)、王先霈和孙文宪的《文学理论导引》(2005)、童庆炳的《文学概论》(2006)、王利云的《文学理论概探》(2008)、狄其骢的《文艺学通论》(2009)等等。在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于
素质的持续恶化。[10]学者们较为深刻的作了反思,“人学”的新的阐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认为人文精神的危机,主要是知识分子人文学术的危机,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中,难以把握舵向的无所适从导致的。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时代,文学被边缘化的时候,给一部分学者创造了相对安静的学术氛围,使学术更加走向专业化,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文学理论教材,被称为“换代”的教材。这些教材中,仍然有一部分在沿着“人学”的思想不断深化。孙耀煜用另一种说法延续了“人学”,即“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就本质而言,审美意识是人的一种自觉自由的创造精神,它具有主体性特点,有
自身的审美结构和思维表现方式。”[11](p35)
并强调“主
体性”是审美意识的首要特征,指向自由的创造性,对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作用。童庆炳提出:“人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2](p23)并特意强调了此处的“人”的概念,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学者们在“人学”向度文艺观的延伸中,对文学活动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了解码。曾庆元强调“文艺学是人学,所以对人的正确认识,
可以说是解开文艺学中一切奥秘的钥匙。”[13](p17)
并
从发生学、社会条件和主观需要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这就又从接受层面拓展了“人学”的维度。
二、新世纪人学文艺观的深化与延伸
“人学”的命题,自50年代提出,几经波折,从最初的猛烈批判到不断地深化,直至被广大学者所认可。21世纪以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艺多元发展的时代,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在“人学”这一命题的探讨上,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都是对这一命题的认可,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和补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观,“人学”这一命题发展到今天,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21世纪以来,在论文研究方面,多数学者都对这一命题做了新的阐释,如童庆炳的《“文学
有学者将“人学”视作文学的本质属性。就表面解释,文学刻画人的形象,表现人的心灵,展现人的世界,是以活生生的人为基础对象的;其次,文学是人类本质的现实展开,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直接延
续;[14](p3-7)
而就其最深层次来讲,文学属于人类的一
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体现。也即是说文学对于人类,不是穷极无聊的消遣品,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真正根据,就在于人类自觉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人类
无限延伸的创造能力。[14](p3,7)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实现着人类的终极目的,那就是实现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人的自由的全面的象征,这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目的,目前而言,这只是一个过程,不断探索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实现自由的过程。正是在实现精神自由这一深刻本质上,文学达成了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深度契合。狄其骢在其著作中,也将“人学”作为文学的根本属性进行探讨,并解说了文学在人学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悲剧时,第一句话就是,“悲剧所
模仿的是‘在行动中的人’。”[15](p7)
以此为理论基点,
狄其骢首先阐释的就是文学的表现对象主要是人,所不同的只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描写出不同的人。”“一切国度、一切时代的文学都表现着它那个国度、那个时代的人的状况、人的处境、人的遭遇、人的命运以及人的
整个精神面貌。”[16](p45,47)更进一步的讲道:“‘文学是
人学’:对文学根本属性的一种界定。认为文学的根基是人,其理由在于文学的目的是为了人,其再现和表现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是人。但文学作为人学有其明显的特点,如文学反映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整体的人,文学以感性直观和情感体验的方式反
映人,等等。”[17](p4,52)人不仅是文学的主要内容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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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需要文艺”“人学”“历史上所有时代的文学都是描写人,象,也是文学的最终目的。
有学者从人文精神教育的角度,强调“文学是人学”命题中文学对于人的深刻影响。“艺术忠实于生命,要求审美情感应是一种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而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典型情感。金圣叹说:‘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绝不是此一
人自己文集。’文学是人学。”[15](p7)此处的“文学是人
学”中的“人学”,指的是审美情感、人生体验,以及作品做表现出的真切的人生态度,主张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关注普遍的人性和人生,以人为本,在文学作品中建构人的主体性存在,展现人的平等和自由的人文精神。与之相似的是,还有不少学者试图进一步系统阐发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明文学对于个体之人生的重要价值。前述王、孙的《文学理论导引》就是从人对文学的需求性(没有文艺,就没有完整、健康的人性)、文学对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和“疏泄”作用)、文学接受的角度、社会心理对文学的影响几个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即是从接受论视角出发,探析文学对人类的主观世界思想、心理层面)和客观世界(现实生活)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文学艺术能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它可以触及人的精神的任何一个角落,造就完整的个性。”文学艺术还可以“建立大家认同的伦理规范,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强化情感
与审美的交流。”[17](p231)
刘再复在《文学常识二十二
讲》(2015)中也以“文学与人生”列出一章专门讨论,将文学与人生作为一组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文学表现人生、人性,强调文学作为世界舞台,应该表现千姿百态的人类生活以及生活中所表现的人生、人性、人情;另一方面,人生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力量作为支撑。文学是表现现实,然而也具有超现实性,可以让读者超越人生的平淡进入诗意的栖居。在两者关系上,刘再复更强调的是文学多一点理解和宽容。总的来说,人生充满重负,而数千年来人类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奋斗,神经所以不会断裂,文学艺术确实起到了调节作用。这种调节,包括慰藉,也包括娱乐,但最重要的是力量。人生需要文学,从根本
上说,是文学能给人生以力量。”[18](p232)从接受维度说
明人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对于人的诸多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将“人学”放置在文艺生态学中探索。最早的是2000年10月24日鲁枢元·108·
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章主要是从围绕钱先生提出的观点加以论述,并引证钱谷融的《艺术·人·真诚》一书中的观点,如认为自然与艺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譬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艺术家将自身灌注到自然中而形成对自然的有关印象,自然因艺术家心底的召唤而活灵活现。[19](p167-168)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并从中找到与西方当前流行的生态精神观念的某种契合度,这是文艺生态学“人学”向度观念的提出。随后,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做此方面的研究,把“人学”置于文艺生态学领域,但研究至目前为止,并未有太多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艾莲的《“文学是人学”的生态论文艺学阐释》(《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文章对传统的“人学”观念提出质疑,并在生态文艺学的视野下提出了三个理念——生成本体论、人本生态观、实践论人类学,其实质是强调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将生态思维引进到“人学”本质论的观念中。再者,有邹丽丹的《在生态批评视野中重读〈论“文学是人学”〉》,文中强调文学与人类及其他系统之间的联系,并直言“文学不单单是人学,文学还是探讨人与自然、整个生态系统关系的文学,文艺理论的构建和运用、文学批评的视
野和职能应该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证明和阐释。”
[20]
质言之,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给“人学”的命题给予了更大的阐释空间,这无疑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发现与转折。
三、人学文艺观当下的价值诉求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这一命题,自钱谷融提出,就遭到猛烈批判,新时期初期,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局势下,周扬提出的“人道主义”也同样受到批判,到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文学主体性”,虽然遭到一些否定,却得到了更多积极的回应,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得这一理论开始发展,一直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学者们都开始研究并深化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到了新世纪,这一理论被延伸、拓展,学者们在文学理论教材中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分别从实现精神自由、主体性理论建构、表现论、接受论等维度去深化这一命题,另外就是部分学者将这一命题延伸到了文艺生态学领域。“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文学”不等
“净化”(“人学”“人学”“人学”“应该给人生多一点力量,同于“人学”,很多学者对这一命题提出反思与质疑,问题就在于将“是”与“=”化为等号,“如果‘文学=说不通的,人学’,那还要提何须长篇大论来反驳?‘人学’做什么?这从逻辑上也是
”[21]广义的人学,
是指有关人的一切学问,因此人学的领域相当广泛,除文学外,还包括其他许多有关人的学科,如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心理学、人类学、人的哲学以及社会学、历史学等。[17](p231)人学也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但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门学科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门学科如果故步自封,那势必会走向绝对化。所以说,“人学”是文学的一个属性,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有很多属性,如文学是语言的、文学是符号的等。这样的话,对“人学”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就更清晰了。
我国一向强调“民为邦本”,进入新世纪阶段,胡锦涛就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进步文艺这个概念做了科学的界定:“一切进步文艺,都源
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22](p36)
强调文艺同人
民的血肉联系,文艺要体现人民的精神世界,并对人民产生深刻的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的人民性,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艺术是要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作为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学”命题发展至今,其中的“人”的概念,不是指的单个的、某一个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一定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定是来自人民群众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群众。文学艺术应该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主题、题材、语言等要素,保持与人民的紧密联系。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对人民具有引领作用,对于作品的接受活动,也是一种交流过程,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纵观古今,我们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大都是深刻展现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具有现实性的作品。就连《西游记》这类魔幻小说,也是借仙、妖之名,展现人的本质与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人学”命题的提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又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是具体的实践的人,是处于现实的感性世界的人,否则,人的主体意识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直观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人的主体性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自由、获取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总是与人的自由离不开的,人们追求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解放
的过程。”[23](p118)
面对现实、面对当下,我们获得了主
体性吗?实现了自由吗?实质上,我们在获取主体性的道路上,又逐步丧失了主体性,我们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反而离自由越来越远。相对于原始人而言,我们不再结群而居,但是我们越更多的依赖的存在了。“物”是科技带得我们的成果,也使
我们走向“异化”,我们由依赖群体逐渐发展到依赖物的生存状态。我们在享受着科技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其生活已经被科技编码,例如表面是“你在使用手机”,实则你早已被手机编码。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浸淫下,人们过度的追求金钱和物质带来的虚荣,甚至由此引发了道德危机,如大学生借贷事件。现实中,大多数人的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物质需求,而是为了显示物质所带来的“尊贵”感。从深层讲,人的心理状态已然处于无限的孤独和异化。“人学”文艺观的提出,就是“认识你自己”的一面镜子,“文艺反映人生的目的最终也无非是为了回归人生,为了唤醒和激发人的生存自觉,它在满足人的感官的享受的时候,又使人从当下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生活中超越出来,去思考和追
求自己生命终极的目的。”[24](p13)
文学中体现的人性、
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人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显现,文学就是能够唤回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生产力之一。
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物质空前繁荣,我们进入了一个科技日益先进,“大时代”相伴而生
,经济
的,是资源减少、雾霾天气等一系列生态危机,早在1994念。中国生态理论家余谋昌强调:年,中国学者首次提出了“生态美学”[25]这一概
“人的生命和自
然界是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作为完整的系统,人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人对自己的态度。”“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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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实质是人的问题,保护地球是人类生存的中心问
题。”[26](p87)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严重挑战,人
类以往的主宰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被打破,自然的地位逐渐被提高,以至上升到关乎人类生存本体的高度上。2000年,鲁枢元首次将“人学”这一命题放置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下,同时也赋予“人学”命题更深刻的现实意义。人作为主体性存在,是自然界中拥有最高智慧的存在,人有别于其他自然物(动物、植物),动物的能动性是只关乎自身生活以及生存的目的,人则不同,人除了关心自身之外,同时也在考虑整个生态系统、生物链的发展与变化,并为此付诸实践。文艺生态学的命题的思考,丰富了“人学”向度的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由生态危机引发我们对文学价值和本质的再思考,产生一种新的文学精神,即文学与人学与自然之间的契合点。文学对于人,对于生存境遇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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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年
“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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