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大对立倾向，三大派别。分别是属于政治和左翼的左联中国诗歌会诗人，还有后期新月派以及现代派诗人两个对立倾向。
|中国诗歌会诗人
是左联的诗人，面向现实，追求意识形态化，受到左翼政治影响很大。殷夫和蒲风是代表。
①左翼诗作的共同特点是
及时反映重大事件，表现工农生活和革命斗争，注重宣传鼓动作用，追求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化，是要表现集体的大我
追求歌谣化大众化，试图使得诗歌成为“群体听觉艺术”
缺点是忽视了诗歌的艺术性，沦为彻底的传声筒。 ②臧克家
臧克家关注的题材是现实的，但是其也没有忽视艺术的追求，其诗歌艺术的追求是和新月派同声共气的。他有诗集《烙印》，一部就成名，其中的名作有《难民》《炭鬼》《洋车夫》《村夜》《不就有那么一天》《有的人》等。其主题是坚忍主义，严肃倔强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磨难，显示了中国农民的联系。其多写底层人民，写他们生活的不幸和精神的苦难。其写作态度上追求苦吟，和传统诗歌贾岛等苦吟派的联系。后来他还有《罪恶的黑手》，影响不大。
|后期新月派
旗帜是徐志摩，基本上是围绕徐志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还有南京青年诗人群，代表是陈梦家等。其原先的阵地《晨报》“诗镌”栏目停刊后，在《新月》和《诗刊》两本刊物上进行创作。和原先的新月派比起来，对格律的要求稍微松动了，开始往自由诗方向的演化，但依然坚持纯诗和贵族化的诗的立场。
陈梦家进一步把贵族化的纯诗追求发展到极致，有“不做夸大的梦”，“只为写诗而写诗”等等，明显是针对左翼作家的挑战。
其创作的主题多半是精神危机，这和当时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社会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悲观有直接关联，理想普遍的幻灭使得他们逃避现实世界，到内心世界中开掘。徐志摩在后期的《猛虎集》《云游集》中，
已经“流入怀疑的颓废”，有《再别康桥》《两个月亮》等名篇，超脱而飘逸，依然是前一代的样子。后期新月派诗人多写大都市的病态和现代的精神异化，比如陈梦家《都市的颂歌》，《自己的歌》等。
其在诗体上创新主要是引入改造了十四行诗，这种诗体由闻一多介绍到中国翻译为商籁体。新月派的诗人则在十四行诗中找到了中西诗体的某种契合点，引领了一波十四行诗的创作。
|现代派诗人
水平最高，也最重要，代表有戴望舒和卞之琳。
其是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的。
戴望舒的27年《雨巷》已经具有了向现代派过渡的迹象，到了29年的《我的记忆》标志着现代派诗诞生。现代派诗歌的阵地有《现代》杂志，还有《现代诗风》《新诗》，以及36、37两年各地的纯艺术的刊物。
施蛰存在《现代》中发表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一般被看做是现代派诗歌的宣言，其一方面强调纯然的诗，坚持贵族化艺术化诗歌的立场，另一方面则追求现代性和现代生活，也就是现代的情绪和现代的辞藻。
现代的情绪一开始表现为对现代大都市的描绘，后来转向一些淡淡的乡愁，也就是“都市怀乡病”，一种感伤的自恋。现代的辞藻则是主动采用一些文言语词，同时反对音乐性，追求自由体，比如戴望舒的《望舒诗论》。简而言之，就是废名的概括，“它们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却是散文的”，在思维和情绪上强调诗的朦胧美，而在形式上却追求自由体和反韵律。
戴望舒的诗歌整体风格是有节制的潇洒，有《雨巷》《我的记忆》《寻梦者》《单恋者》《印象等》。其特点是不重视音乐性，要求诗情自然生发出韵律，在意象上则有意象上的叠加，具体的直观和抽象的暗示融合，以及对古典诗词隐隐的回归。
《汉园集》包含三部诗集，有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和卞之琳的《数行集》。
其中卞之琳最为重要，其还有《音尘集》《鱼目集》等等。其被称为是最醉心于新诗技巧和形式试验的艺术家，创作体现了对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融合，“新的智慧诗”。其诗歌特点有二，一是追求理趣，在诗中放入哲思的碎片和哲理的趣味，二是追求诗的非个人化，一般认为是对五四新诗抒发个人化情感的反动。
何其芳也主动学习古代诗歌和现代外国诗歌，其特点为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多为年轻人所写。
废名也写智慧诗，他的创作更加具有中国传统的色彩，刻意传承诗禅和六朝风致。
林庚有《北平情歌》，探索新诗的格律化，不过影响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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