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绪论

参考书:

《宋代文学思想史》,张毅,中华书局1995

《宋元文学史稿》吴祖缃等,北京大学1989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宋代文学有何特色?原因何在?宋代文学的体裁?

一、宋代的文化转型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将唐代后期与宋代称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许多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在唐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宋是中唐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与成熟期,类型的划分较之于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的意义。文学史三古七段的划分,唐中叶——宋为中古期第二段,与中唐以后文学和文化都有联系。

(一)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1866 -1934 ),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史学”的创始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内藤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有其文化中心,而这一中心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移动。例如,从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周围其他民族地区扩散。周围民族受此影响,文化上“自觉”后,再反过来向中原地区施加影响。文化中心不仅可以在国内移动,还可能超出国界,向邻国(如朝鲜、日本)转移。文化中心

不仅有地域上的转移,也可能在社会阶层中转移。例如,他认为,清代文化中心原在士大夫阶层,后来转移到下面的商人,将来也可能转移至工人、农民。

他按每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及时代特点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以此建立起中国史的新体系,成为内藤对于中国史学领域的新贡献:

第一时期:上古时期,由远古到后汉中叶。上古时期的内容是继承上古发生的文化,完成了向四方扩展的过程。此时期还可更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上形成并进行充实的时期。后期,中国文化向边境各民族传播,并向东亚发展的时期(而实际上,此前、后二期往往是复杂交错的)。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的工作宣告完结时,即为上古时期的终结,即至二世纪的汉末时期。

继之,是一个由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期(内藤称它为“中国史上的第一个过渡期”),即由后汉后半叶起,至西晋灭亡(316年)止。此时期是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时期。

第二时期:中世时期,由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9世纪初)止。这一时期是边境各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后觉醒起来,其势力反作用于中国内部(主要表现为军事入侵)的时期。

第二个过渡期:由唐末至五代,为外部势力在中国本部达于顶点的时期。

从内部社会体制来说,内藤认为,中世时期的一大特点是贵族政治(士族,门阀)的兴起,君主也只是贵族阶级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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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时期:近世时期。内藤认为,中国唐末与北宋之交是“中世”向“近世”变化的转折点,即他著名的“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唐宋之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根本的变化。政治方面,由贵族政治的衰微过渡到君主独裁政治。君主具有超越统治阶级之上的地位。另一重要现象为随着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有一定

的提高,平民获得一定的社会自由,通过胥吏阶级,参与一定的地方政事。此因素在中国内部的积累,到清末终于决定中国历史必然走向共和制的前途。这一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国内外历史学界都获得广泛的认同,影响很大。

内藤的文化史观,特别是他著名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和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思想,以及唐宋变革说,是他的中国史分期理论的二大支柱,影响巨大。不仅日本国内,而且欧美的史学界也十分关注内藤湖南的分期说,把它称之为“内藤假说”( Naito Hypothesis)。他的分期理论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唐宋变革说。

(二)宋型文化之说

台湾傅乐成1972年发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论证唐宋文化的不同点:“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趋单纯与收敛。”罗联添:“唐代士人勇于进取,宋代士人能收敛行迹,淡泊自甘”,“宋代文化是属于收敛的一型”。

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定型已经为学界公认,王国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文学也是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

二、宋代的社会文化与文学

(一)基本国策对文学的影响

1.抑武政策

大抵文臣多受儒家伦理熏陶,尊君敬上,而武将往往不读诗书,跋扈无礼。宋初惩戒晚唐五代的教训,故有重文轻武之举。

抑武:

①剥夺节度使兵权

陈桥驿兵变是五代士兵拥立皇帝的第四次,宋太祖不得不提防军事将领,控制军权,但又不愿像刘邦那样杀戮开国功臣,于是召诸镇节度使会于京师,赐第留之,以资历较低的人统领禁军。通过这些措施,宋太祖消除了使唐朝灭亡、造成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局面的藩镇割据制度,将军队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

②文臣主军事

以朝廷文臣出守列郡,“知州军事”,改变五代多以军功为州郡刺史的局面。中央政府里,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

③改革军制,削弱地方部队

改变唐代的征兵制为募兵制,禁军与厢军为政府招募的职业军人,携带家属,终身服役(20-60岁),使兵、民绝缘。遇到荒年,即大幅募兵,条件也可放宽。维持社会稳定。

将地方精锐部队全部充实到禁军,禁军主要驻扎在京城及其周围。“守内虚外”的策略。驻扎地方的部分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三年更换移动,造成军费开销巨大。厢军的待遇、装备都劣于禁军,战斗力较弱。避免了唐朝的军事割据,政局稳定,社会平稳发展。但积弱不振的局面,对外关系软弱。宋一代的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两朝。宋朝既未能重新控制北越(安南)地区,亦未能将势力扩展到中亚或塞北一带,甚至连收复辽国在926 年吞并的燕云十六州也遭到了失败。太宗两次征辽,都失败,因箭疮复发而死。

立国形势

开国的先天不足:辽较宋先立国已50多年,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给辽人,辽宁、内蒙、山西、河北的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中,而开封又在黄河边上。没有国防。由于漕运关系,不能定都洛阳、长安,依靠通济渠(汴河)运粮。

1004年,真宗与辽签订“澶chán渊之盟”,向辽进贡30 万两白银、丝帛的岁币,换得苟安。在西北,宋朝亦受到党固族的威胁。党固人在甘肃及河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并于1038 年定国号为“夏”(史书中亦称之为“西夏”)。经过七年的宋夏战争后,宋朝亦于1044年开始向西夏输贡。这样,辽、宋、夏三国在军事与外交上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积贫积弱的局面

抑武并非裁兵,冗兵、冗吏为宋代“积贫”的重要原因。不能打,又必须防,必须养兵。士兵终身服役,人数历年递增。大量的养兵费用。

太祖开国时:20万太祖开宝时(968-975):378000

太宗至道时(995-997):666000 真宗天禧时(1017-1021):912000

仁宗庆历时(1041-1048):1259000 英宗治平时(1064-1067):1162000

历代统一王朝中,对外关系的软弱无过于宋。文学中爱国主义主题高扬,为汉唐和宋以后历代文学所无。

2.文官政治

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家法”。除极个别例外,宋基本上没有下令处死士大夫和言事者。太祖刻石,锁于殿中,新君即位时入而跪读。共三戒: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

赋。徽宗被囚,依然带信给高宗,告知不杀士人。顾炎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是汉唐所不及处。

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官政治,庞大的文官政府。

①贵族政治的衰亡与君主独裁的兴起

内藤湖南认为,近世与中世的不同首先是贵族政治的衰落与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在中国,贵族政治是从六朝开始,止于唐朝中期。这一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予领土与人民,而是由其门第即作为地方名门望族延续相承的传统关系而形成的。

而作为科举制度的一个结果,宋代的门阀势力完全消失,这是宋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

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统治。

文官制度成功地将大量人才收罗进了政府,同时通过诱人的仕途消除了才俊之士图谋不轨的威胁。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由于这种文官制度的成功,后世再未发生陈桥兵变那样的篡位事件。宋以前常有大将、后妃或重臣夺权篡位的事情发生,但宋以后的王朝或为异族所灭,或皇室内部争夺王位,但再无臣下篡权并获得成功的事例发生。

②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制衡关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专制皇权的,但官僚政治长期发展后也形成一定的自主性,对皇权形成限制,并且具有将皇帝包容于官僚机器之中的趋势,要求其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特定“角色”。经筵制度的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经筵是专门为皇帝学习经书、史书而开设的课程,汉朝以来即有零散事例,但未成定制。宋朝经筵则完全制度化,除寒暑期外均隔日一讲。程颐:“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大多数时候也能做到从大局出发,节制自己的私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天下”的面貌。

宋朝士大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对皇权形成制衡,但在思想又竭力鼓吹绝对的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其背景主要是值晚唐五代乱离之后,士大夫致力于重建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以保证社会稳定,不免矫枉过止,将忠君观念提到了人生第一原则、“天理”所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高度。五代时历仕四朝官位不坠而被人称羡的冯道,在宋朝则成为“无耻之尤”的反面教材,受到严厉抨击。唐朝的统治虽有过辉煌业绩,但也经常被宋人挑出“三纲不立”的毛病,冷嘲热讽。宋朝还出现了一部托名东汉马融所著的伪书《忠经》,以与传统儒家经典《孝经》相对应。总之忠君观念强化是宋朝的一个显著现象,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宋朝的皇权在官僚体制约束下尚未膨胀到过高的程度,对臣下的基本人格和尊严还保留有一份尊重,与士大夫集团在政治领域也还能够较好地协调关系,这都是它与以后朝代不同的地方。

④宗室、外戚、宦官势力得到成功的抑制,两宋300余年间基本上做到“无内乱”,没有出现宗室谋篡、外戚干政、宦官专权以及因其而引起的内讧、残杀。这主要是因为

在制度上有种种预防措施,且执行较好。如为防止宗室成员预政,规定除远亲外不许参加科举考试,担任官职也有诸多限制。与前后朝代不同,宋朝的皇子都不直接封王,通常先授防御使头衔,然后经由国公、郡王等级别,逐渐升至亲王。亲王又不得世袭,其子孙比照官员恩荫制度,爵位渐次递降,其中只有少数“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才有可能特封王位,但并不属于袭爵性质。亲王朝会班序居于宰相之下,官属亦从简。对外戚、宦官预政,也都防范甚密,使“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得以顺利保持。

④冗官

真宗以下,官员队伍人数日渐增长,严重超编。从真宗初年到仁宗中叶的四十年间,正官增长近一倍,由9700余增至1.7万,至英宗时更达2.4万。此外还有大量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候补官僚,“三员守一缺”,“一位未缺,十人竟逐”。

冗官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官僚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职能交叉,又常因人因事添设职务。其一,宋太祖、太宗两朝建立了新官制,但并没有全部消除旧官制,长期保留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官位职称。差遣官与职事官分离,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大都不管本司事务,只是领取高薪、享有崇高政治地位而已。在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权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机构重叠、臃肿、庞大。其三,就入官途径而言,科举、恩荫(任子)、进纳、吏员出职诸途并开,每年都有大量新人涌入官僚队伍。官员俸禄厚、补贴多,不用贪污受贿也生活优裕。赵翼:“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条)故多一官,国家即增加数笔有形的开支,官愈冗而费愈冗。

天天吃鸡舌汤的吕蒙正,夜夜拥妓豪饮的宋祁,寇准的奢侈。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士大夫优裕的生活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3、科举的完善与对儒学的重视

宋朝的主干力量来自于当时发达的文官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日趋完善的科举制度。宋代进士登第即释褐,不用再经吏部试。而且录取人数多。北宋一共开科69次,三年一届。一次名额达400人,而唐代每年仅取进士二三十人。朝廷因此大量增设官职。

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宋代严禁“公荐”,推行“别头试”;亲友考试,考官回避;实行“锁院制”,考官锁居贡院以避请托;实行封弥、糊名、誊录等制。这就减少了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机会均等。

提高了政权的开放性。大量孤寒之士进入官员队伍,以布衣入仕者比例很高,《宋史》有传的北宋的1533人中,以布衣入仕者占55.12%;北宋一-三品官中布衣者占53.67%,至宋末已经达64.44%。

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没有了唐代的自由议论、各抒己见,有碍于思想的

自由。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宋代士大夫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居山林、漫游江湖、入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的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同时,政治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内化为文人的自身责任,文学中有更多的对政治的关心,故好议论。

(二)宋代的思想界对文学的影响

1、理学

两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是理学(道学,西方称为“新儒学”)。《宋史》设《道学传》。

它是佛、道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学说。把“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它以阐发孔孟学说中天道性命内容为主,讲究成贤成圣。理学并不仅仅是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部分是全新的创造。从南宋以后,理学逐渐成为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直到19 世纪西方思想涌入以及20 世纪政治、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冲击下才告崩溃。虽然理学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在宋末才得到官方认可,但从酝酿、发展、成熟,形成完整的体系,历时上百年,对士大夫影响极大,士大夫有讲理学的传统。

北宋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二程进一步指出,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

理学四大家:濂(周敦颐曾讲学于九江濂溪先生)、洛(程颐、程颢)、关(关中张载)、闽(南宋朱熹)。在理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朱熹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利用了北宋思想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儒学体系。他是孔子以后在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孔、孟以后综合了新儒学成就的人。

儒学进入南宋之后向内转,重在内圣而不在外王。余英时认为,南宋内圣之学的突然兴盛与熙宁变法的失败有密切关系。理学家普遍认为王安石学术不正,他是“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上,因此他们才深入探讨心、性、理、气的问题。“外王”,“得君行道”仍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

宋代文人的道统观念也较汉唐更为强烈,文以贯道、载道的观念成为主流。

2、三教合一的思潮

儒、道、释都表现出融合的意愿,而且儒道都从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因而更易在思想上融合。理学家不管承认与否,其实都深受佛教影响。影响到士人的性格。宋诗富于理趣,此“理”不仅仅是理学,而是儒、道、释并行于世互相融合氛围下的理。

(三)文化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的影响

1.书籍印刷的发达

不仅官学藏书丰富,民间藏书也极为丰富,出现私人藏书目录。宋代文人“读书破万卷”真正成为可能。因为博学,著述的风气也浓,除宋初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资治通鉴》外,私人著述也大量涌现。

2.教育制度发达

除了完善的官学(国子学、太学等)外,私立书院兴盛,相当于私立大学。宋初四大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现为湖南大学校址)、衡阳石鼓书院、商丘应天府书院。南宋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金华的丽泽书院、江西象山书院,张木式、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分别主持过四个书院,其中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全国最有影响的理学学术中心。朱熹还制定了第一个系统的学规:《白鹿洞学规》。朱熹还创讲会制度,即学术辩论制度,学术论争。

宋代文人多学问渊博,集官员、学者、诗人于一身。学者型作家占文坛主流,宋代文学因而也带有书卷气。

(四)城市的繁荣对文学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发展。8 至13 世纪中国经济大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西方学者称之为商业革命。美国当代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

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北宋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的首都长安在都城结构上有很多不同,根本的一点在于: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这种变化对让会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了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新景观:乾德三年(965年)宣布不禁夜市,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

宋朝通衢大道上的店铺鳞次栉比。中国首次出现了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商业大都市,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都市是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

影响:

1.市井文化勃兴,俗、雅并存的审美趣味

出现专门的游艺娱乐场所勾栏瓦舍,杂剧、说书、诸宫调、皮影、角抵等。都市社会生活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俗文学兴起,改变了中国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

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传统。

精英文化——抒情性语言的雅化文人趣味的形成

平民文化——叙事性通俗白话道德主题(劝世)

审美趣味接纳俗,诗歌题材“以俗为雅”的倾向。

2. 词的兴盛

3.话本小说产生

三、宋代的士风与文学

佛教修养,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以下两点:

(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参余英时《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念——<朱子文集>序》(见《士与中国文化》)宋初儒学复兴的努力,试图以儒学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到了仁宗时,这一努力有了明确的方向,当时的儒学领袖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归三代。这一理想也获得了皇帝的认同。

士大夫是政治的主体,这成为士人的共识。在此背景下,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吁获得热烈反响。这种担当精神使回归三代的理想具体化为“熙宁变法”。士大夫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发挥作用。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出现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也正因为这个前提,王安石才接受变法的大任,程颐才可以说出“天下治乱系宰相”的名言。

(二)人格完善的自觉追求

朱熹肯定了孟子性善的观点,认为人性的“天理”自然是纯洁、善良的,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的根本。不过,“天命之性”总是受到“气”的遮蔽而不尽完善,故而需要放弃“私欲”服从“天理”。这样,教育就变得就十分重要,修身更是必不可少,这就是对中国人尤其是士人的道德人格建树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孔颜乐处的无我;民胞物与的胸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浩然正气。

仕与隐、兼济与独善,在前人是对立的两极,宋人完美地统一起来。既积极入世,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又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并将此看出人生的最高目标,事功不过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所以宋人个性不如唐人那样自由活跃,他们的精

神世界是沉静的,内敛的,在道德自律中体认生命的意义。他们理智、冷静、平和,气度雍容,因此诗文很“正”的面貌。

在追求人格完善时,尤其养成了“以道进退”的品质。王安石在神宗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新法之前,不会就相位。神宗问程颢:“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程答:“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邵氏闻见录》卷一一)执政不是为了禄位,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既是为了与国君共治天下,就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宋人的气节,人格力量,立朝大节。历史上不乏“出处”之

间的矛盾彷徨,出与处的支撑点一向是儒与道,而宋人却选择的标准变成了道的能否实现。孔子所界定的士“以道自任”品质的真正体现。

但是这种品质在哲宗以后变质,“国是”成为镇压反对派的合法工具,与道进退变成党争。

(三)审美情趣的转变——俚俗、平淡、纤细、幽微

四、宋代文学的特色

特色: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宋代文人普遍的社会责任感,议政参政的素质,使得宋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格,诗文成为干预时政的有力工具。

由于开国之初即存在的外患,宋文学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爱国主义主题高扬。

(二)载道意识

宋代文学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继承“诗以讽谏”、“文以明道”的观念,把文学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

理学的影响。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说,但还未废文词。程颐则严格区分“圣人之文”与“词章之文”,提出“作文害道”,因为“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通其大。《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朱熹则认为文是从道中流出,“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驳斥古文家的文以贯道是以本为末。文道关系是宋代文学思想的一个基准,虽然不同类型的人有轻重的不同,但基本都注重教化功能。而朝廷也鼓励文人“务明先圣之道”、“矫文章之弊”。

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形式的诗文中常常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其中有真诚,也有模式化的悲天悯人。而且,由于过多地表述规范化的政治观与道德观,这一类诗文既缺乏对社会陈规的冲击力,也显得沉闷和不堪重负。

宋代文学相当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

(三)散文化倾向

宋代文学普遍的散文化倾向: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文赋。宋文人的知识渊博和理学的思辩色彩、议论精神、内省精神影响到文学。

(四)以俗为雅的审美取向

一方面城市繁荣导致俗文学兴盛,另一方面由于禅宗随缘任运的态度影响到士人。

行住坐卧都是道,挑水砍柴皆是禅,重要的是内心,而不是表面。雅俗亦如此,雅在内心,而不在形式。“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黄庭坚《题意可诗后》)便体现了这种新的审美情趣,“以俗为雅”成为一时风尚。很多琐碎甚至不雅的题材进入大雅的诗歌,以俗为雅,以丑为美。但这不同于时下的审丑心理,如对于凤姐的炒作。

六个单元:宋金诗歌、宋词、宋代散文、宋元话本与说唱文学、元代戏曲、元代诗文与散曲(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