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_以_人的觉醒_和_文的自觉_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张振龙(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

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关键词]建安文学;人的觉醒;文的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5)07-0158-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但我们在新的世纪伊始之际,在对前一世纪建安文学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时,就不能不发现对建安文学研究还亟待新的开拓。

　　一、对“人的觉醒”与“人的觉醒”研究状况的检讨

首先关于“人的觉醒”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魏晋是“人的觉醒”时期之后,治魏晋文、史、哲的学人们几乎都投以赞同的目光。但对“人的觉醒”的具体内涵和起始时间的理解与分析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些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概而言之,主要有四说:其一,把魏晋笼统称为“人的觉醒”时期,其内涵是指对自我个性、情感及自我价值的关注与重视,是人的理性的重新发现“人的主题”,成为该期文艺的中心与重心。其二,在起始时间上与第一说没有区别,但具体到以“人的觉醒”概括魏晋文人的情感、精神特征时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用“人的觉醒”概括魏晋时期文人的情感特征与精神世界是不全面的,因为魏晋时期的文人在情感、精神上还有正统的、保守的一面,这表现在有部分文人并不重感情,亦不张扬个性。其三,认为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始于东汉中期终于晋,它有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两个层面,建安以后个体自觉愈益突出。其四,认为对包括建安在内

[收稿日期]2005-04-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4FWX007);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豫

教高[2003]100号)

[作者简介]张振龙(1966-),男,河南泌阳人,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

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58・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应该予以不同的审视,应把富于社会责任感、以忧天下为己任的觉醒与以纵欲任情、放荡颓废的觉醒区分开来,并指出以纵欲放荡近于自然野性的欲望膨胀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觉醒[1](P3)。与之相联系,对于“人的觉醒”的原因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有的归因于黄巾起义前后的社会动荡,即战祸与疾疫[2]P89,有的归因于汉末意识形态的变革,即文人自我意识的增强[3],有的归因于儒家的式微与道家、法家的兴起[4]。这说明虽然学术界在魏晋“人的觉醒”的问题上总体上形成了共识,但具体到对“人的觉醒”的原因及具体内涵的分析和总结时,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争论。其次,关于“文的自觉”的问题。自从铃木虎雄、鲁迅提出魏的时代是“文的自觉”时代之后“,文的自觉”起于何时,其具体内涵如何,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指出“文的自觉”非始于魏晋,而是在汉代。持此种观点的大致又有三种主张,一是认为“文的自觉”始于战国后期,到了西汉中期刘向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标志着完成[4]。二是认为“文的自觉”是在汉武帝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其标志就是司马相如的赋体创作。因为作家已能较自觉地运用形象思维,并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以空前的积极态度追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另外,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文学艺术创作理论[5]。三是认为“文的自觉”是在汉代,其标志就是文士的独立、作家观念的自觉以及文人对辞义的追求和华丽的文学观

()

念的确立[6]P1-17。第二,认为“文的自觉”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建安一直到齐梁[7]。第三,认为“文的自觉”是在南朝的宋齐时期[8](P16)。第四,认为“文的自觉”始于魏晋[9](P86-102)。主张此说的人较多,这种观点多是铃木虎雄和鲁迅的观点在时间上的延展。第五,认为“文的自觉”始于建安。铃木虎雄与鲁迅首倡此说。近年来把“文的自觉”推至魏晋甚至南北朝时期的虽不乏其人,但主张“文的自觉”始于建安的亦有其人在。“建安是

[10](P38)

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批评自觉的时代,论文成为一时风尚。”其重要标志就是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想的出现[10](P15-36)。孙明君“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一提法并不确切,起码需要严格的定义。”“中国文学史诗歌之‘自觉’时代开始于建安时期,别的时代的‘文的自觉’只具有相对的阶段性意义。”在谈到建安时代“文的自觉”时,他说“:文的自觉首先反映在诗文之内容上,与建安士风相对应,关怀民生疾苦,再现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其建功立业的壮志,是建安诗歌的主流,是形成‘建安风骨’的关键。”“文的自觉”还体现在意象的更新与意境的开拓

[1](P99-103)

上“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文人集团的出现”。以上我们只是大致对魏晋时期“文的自觉”在时间断限上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做了介绍。由此可以看出,与“人的觉醒”相似,人们对“文的自觉”亦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与对立。我们认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正因标准尺度有别,才造成观点、主张上的纷呈。有的以文学成为一门独立之学科为标尺,有的以文学的特性为准则,有人以文人的观念为依据,有的以文学摆脱经学、史学、子书为原则,如此等等。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尤其是鲁迅对“文的自觉”的界定在中国学术界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鲁迅先生在转引铃木虎雄的话语时,只强调了曹丕与魏代诗赋不必寓教训和华丽壮大的方面,这不仅忽视了铃木虎雄先生认为魏代诗赋亦有可寓教训的主张,而且与魏代文论家、作家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际也有不合之处。这就很自然地引起学人对“文的自觉”理解的偏差。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20世纪之起始,由于受西方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影响“文学”,这一学科逐

・159・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

渐科学化,学人们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文学的观念也因之发生变化,于是文学逐渐从文史哲不分的“文章”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以来,学人们是以现代的“文学”之内涵、外延和文学观念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但是,当学人们真正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去研究古代文学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概念非常宽泛,尤其是在先秦时期,一切文化学术皆可称之为“文学”,在汉代虽然出现了“文章”与“文学”的分野,但文学还包括一切文化学术著作。建安时期亦是如此,只不过相对此前来说,纯文学的样式如诗赋等在文学中的地位与所占成分更突出罢了。如此一来,现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一结合,就必然出现对文学观念理解的偏差。其四,有很多学人承仍前人旧说,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这种鹦鹉学舌式的学术传承,盲目地生搬挪用,却没有科学审慎分析态度的参与,势必造成学术研究中概念、术语上的混乱与前后不合。笔者认为,要想厘清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内涵,必须从问题的根本与关键入手,也就是说要从对之产生歧异和不同看法的起因入手,如此才能把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以便获得对问题本身更为清晰而明了的认识。对此,我们至少要搞清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以现在的纯文学观念的内在规定性去要求古人的杂文学观念,又不能完全抛弃现在的文学观念去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主要是由两方面来决定的。一方面,作为研究者深受当代文学观念的浸润与熏染,即使研究者在主观上有意最大限度地摆脱当代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和参与,但实际上做到完全的摆脱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与主观上的一厢情愿并不完全符合。另一方面,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对古代文人观念的完全复原亦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与研究者和古代文人的思想观念存在着的时代差异、语言的不同有关,而且还与古代文人之作品文本本身所蕴涵的信息有关。由于文本本身所蕴涵信息的丰富性,就会造成理解与接受上的偏失。同时有些信息还具有两可性,这更为正确理解作者之本意带来了困难。对此,西方的接受理论与解释理论、符号理论都有比较深刻精辟的阐释。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笔者的想法是以当今的文学观念为参照,以古代文人的文学观念为对象,结合古代文人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文学理论的具体史实、思想观念的考察、分析,来透视古代文人之文学观念具体而曲折的演变轨迹,看看中国古代文人之文学观念在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如何步履维艰地由所谓的杂文学或泛文学观逐步向现代的文学观念迈进的,并厘清古代文人向文学家过渡或转换过程中基本品性的确立过程。这样在主观上既可避免研究主体实际避免不了的对自己的当今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观念研究的有意与无意的参与的困惑,又可淡化研究主体希冀复原古代文人文学观念原貌而实际上却无法达成的苦恼;在客观上又能比较历史地、科学地寻绎出古代文人文学观念向现代文学观念转化、变迁的具体过程,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接轨提供参照与借鉴。

二是要选择好透视“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关系的切入点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李泽厚先生提出“文的自觉”的基础与前提是“人的觉醒”。虽然李先生在阐述“人的觉醒”的原因时遭到有些学者的质疑(如齐天举先生),但对“人的觉醒”这一提法与表述学术界都投以赞同的目光。此说一出,立即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呼应,几乎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然就两者之间互推互涌、互为因果的・160・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关系,学术界却缺乏总体上的深入分析。因为“人的觉醒”以什么为桥梁来促使了文学的自觉,而文的自觉以什么为中介反过来又深化了“人的觉醒”,提供两者过渡的中介桥梁对深化“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关系的理解极其重要。这是我们在研究魏晋文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二、开展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必要性

关于建安文学的研究,不说诗文、别集的整理、笺注和作家年谱、文学作品的编年考证方面的著作,仅理论性的专著,从20世纪80年代张可礼先生的《建安文学论稿》,到20世纪末孙明君先生的《三曹与中国诗史》,21世纪初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等就达十余部之多,论文更是数以千计。这些论著或从世风,或从诗史,或从传播等角度对建安文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与分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们当前和以后开展对建安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与借鉴。但从总体上来审度,还缺乏对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之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探讨。虽然有些思想史、批评史和论文对此有所涉及,但不够深入与系统。其突出表现在于:

第一,在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的研究中,较多地重在文学理论的关照上,而较少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关系的角度予以历时地动态考察。以往在对建安时代“文的自觉”的讨论中,往往只停留在理论观念的层面上,或者是过多地对之予以理论观念上的分析,而相对缺少对之在文人文学活动中的具体表现的审视。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建安文学走上自觉的原因是由于前代文人文学观念的影响。这固然是建安文学得以自觉的重要因素,但前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怎样影响了建安文人,通过什么又使其一步步走上自觉的?我们认为,他们忽视了前代文人之文学观念影响建安文人之文学观念,是通过建安文人的价值观和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这一中介桥梁来完成的。正是如此,就自然地暴露出在建安文学观念研究中,对文人文学理论与文学活动关系的探讨存在着某种程度上脱节的缺失与不足。

第二,他们并没有透视出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深刻动因。因为建安文人之所以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起因则在于建安文人比以前文人更看重文学。换言之,文学在建安文人心目中的地位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而文学地位的提高则说明文学在建安文人价值观中所占的分量加重了,即文学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何在建安时期文学成为文人的价值追求的主要体现,也就是说,是什么促成了建安文人对文学价值看法的转变?我想这除了前代文人、文学传统的影响外,还有比之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学术界早已指出并被广泛认同的“人的觉醒”。那么,我们在此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的觉,醒”影响建安文人对文学看法转变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这种过程又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来表现的,这才是解开建安文学繁荣原因之谜的关键所在。而学术界对此却语焉不详,有关论著在论述到这个问题时往往一笔带过。对此,也有必要给予重新审视和研究。第三,建安文人之文学观念既有对前代文人文学观念的承传又有新的发展。那么,建安文人之文学观念与前代文人之文学观念相比,到底继承了什么,又有怎样的发展,其具体表现如何?对此,以往学术界也关注不足。因为建安作为两汉向魏晋文学演变的关捩点,其文人的文学观念必然具有转变时期的特征。过于强调或有意突出建安文学和文人文学观念的新气象,对其传统的特点予以避而不谈或淡化,或者过分突显建安文学和文人文学观念的传统因素而对其新的特质予以忽视或故意贬低,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

・16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态度应该是建立在文献、史料及文学作品、文人心理、价值取向等具体分析和实证基础上,对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四,对建安文学与文学观念的研究,没有很好地抓住问题的关键,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透视问题的特定视角。这是造成对建安文学变革原因和人文精神之探讨有欠深化的症结所在。我们认为,把建安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是要抓住建安文学的创作主体即建安文人,尤其是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价值观念中的立言价值观。这是因为:首先,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即文学实践)基础上的。忽视对建安文人文学活动的考察,在对建安文人之文学观念的阐释时过多地停留在理论观念的层面上,那么对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的把握就会出现有失科学依据之嫌。其次,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在其之前,就已经经过了文人们长期的文学活动实践和思想情感上的孕育和酝酿。对此要给以历史地分析和论证。其三,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以理论的形态出现以后,必然对文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文学品评、以文会友、酬唱赠答等文学活动产生影响。故我们还要结合具体史实考察这一影响过程。其四,建安文人的文学观念以理论形态在影响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文人的文学活动深入展开的过程中,文人的发展了的文学观念的新因素和文学活动,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人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从而作家、理论家再依据具体的情况及时地进行理论上的调整,补充和完善已有的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这一过程我们亦不能弃之不顾。

由上可知,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　齐天举.文学的自觉时代[J].文学评论,1990,(1):18-25.

[4]　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J].北京大学学报,1996,(2):75-81.[5]　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J].文史哲,1988,(5):67-74.

[6]　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A].汉魏六朝文学论集[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7]　周振甫.“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文学[J].许昌师专学报,1985,(4):12-18.[8]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9]　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的自觉”[A].汉魏六朝文学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0]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曹金钟〕

・162・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