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一句话，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 人、爱护人、尊重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素为人们所关注。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观点： （1）与政治伦理紧密联系，重视现实的人生，着眼人际关系的处理；

（2）以人为思考中心，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相统一，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 （3）有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强调对立统一，阴阳五行和宇宙生成论是古代辩证思维理论的骨架；

（4）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有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辩证自然观，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相统一；

（5）具有博大的系统观，把世界既看作整体又看作过程，有求统一的思维方式； （6）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哲学成为儒家的奴婢，崇尚经典，述而不作； （7）天人合一思想是发展的主线； （8）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 （9）哲学与宗教浑然同体；

（10）形式逻辑和认识论不发达，思维以直觉为主； （11）轻视生产和自然科学；

（12）重和合，主张向内凝聚，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 （13）有始终如一的先王观念。

以上概括，是论者们经过认真思考而得出的，各有其合理性。不过，由于论者各自的素养、经历、视角不同，所以结论不大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其中，有的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着眼，抓住了它的总体特征。有的则是从中国传统哲学

的某方面，如本体论、认识论、范畴、逻辑结构等入手，条分缕析，得出有一定根据的论断。但是，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特征，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全貌。

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应该是能代表炎黄族类精神生活的、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表现于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区别于别的族类的哲学特质。其中，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 着眼伦理本位。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发展了宗法制。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据，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始终带浓厚的伦理色彩。无论是汉代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之心，“天生五谷以养人”，还是宋代程朱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辨，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教，北宋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更是浸透了伦理精神。以“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道家希望不为境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佛家宣扬万法皆空，了无自性，慈悲为本，普渡众生，以劝善惩恶为旗帜，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法家高唱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韩非子·六反》），被人评为“非道德主义”，而实际上，“醇儒”董仲舒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却源于大法家韩非。“三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相配，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精神的核心。可见，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且与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交融，最终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

第二， 关心现实政治。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各家各派都“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对“克己复礼”的提倡和实践，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孔子的学生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使封建统治“传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墨家学派忧世风日下，患民生多艰，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子。这些都反映了哲学家们热心政治，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道家的老聃和庄周，向往小国寡民，绝圣弃智，视功名如粪土，希望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是以消极的形式，从反面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关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经较量，最终被迫向本土文化靠拢，宣扬诸如“孝子报恩”之类的思想，为现实政治效力。经过历史的淘洗，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古代哲学家倾心于现实政治，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但是，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恋，消弱并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往往造成哲学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的婢女。

第三， 高扬主体意识。中国哲学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把发挥主体能力，以便与“天”一致，看作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完善。以人为核心，天地人相参是哲学家一贯的主张和理想。儒家“三纲八目”的修养论，“正己”就能“正人”，“成己”就能“成物”的言行，都是事在人为的一种哲学表现。孔子讲“为仁由己”，“人能弘道”，相信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成就“仁”的品格。宋儒说，天理人欲此进彼退，革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如果用哲学眼光，从主客体关系考察这一思想，便可见到，对主体意识的弘扬，是其理论的立足点。法家沉醉于杀敌报国，立功受奖，靠个人的努力，争得人生地位，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出对主体能力的确认。墨家认为，人人发扬兼爱之心，实现互利之法，就可走向天下尚同的正途，充分表现了对人的能动性的信赖。道家执著于道的追求，精神的解脱，是以对主体意识的承认为根基。佛教教人六根清静，以无念为宗，一心向佛，如果没有对主体能力的信任，是不可能进入“涅槃”之境的。

第四， 富于辩证思维。中国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合统一。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事物发展的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而变化发展的根源，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刚柔的相互激荡。“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最好的理论概括。《老子》描述了动静、高下、强弱、先后的相联相对，相反相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发展序列中，道运行而已，“周而不殆”。韩非道理相应的规律论，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看作内在规律。他既承认“法术之士与当途之人，不相容也”（《韩非子·人主》），“冰炭不同器而久”，“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又认为茅盾对立的双方可以“形名参同，上下和调”（韩非子·扬权）），可见是既讲对立又讲统一。佛教一多相摄，四谛圆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命题，无不深蕴对立同一的精义。

第五， 强调整体观念。中国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哲学家处理问题，总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淮南子·要略训》），以便“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淮南子·主术训》），使万物万物各得其所。君主执政施教，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淮南子·泰族训》），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从整体考虑问题，而不执著于一偏。整体观念表现于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官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合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战略思想；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诸如此类，构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趋向和共同心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在客观上也压抑了个人的发展。政治领域国家至上的意识，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作为要求劳动人民做出无谓牺牲的口实。整体观念表现于思维方式，导致认识上的模糊性。

第六， 偏重直觉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建构体系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凭直觉办事。传统的“尽心、知性、知天”的

认识途径，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反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去证悟人之善性，在主体的精神领域内完成天人合一的任务。宋儒对“一旦豁然贯通”的追求和体认，就是一种典型的直觉思维。从思维类型及方法来看，古代哲学家认识事物、建立体系，是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类比和类推。这些，都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得认识论范畴推演来实现的。直觉思维的长处，是以经验为参照，从总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体验、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缺点是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明晰，其结论有很大的或然性。

第七， 流于经学态度。古代哲学家往往以“代圣贤立言”而标榜，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因循守旧，缺少创新。孔子“述而

朱

不作”的实践，就是经学态度的表现。汉代儒学独尊以后，经学

昌盛，儒生们案牍劳形，皓首穷经，并非为了新思想、新体系的创立，而是为了注解前人思想。及至宋明，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尽，后学宜世世守之。”（《恕谷文集·论宋人分体用之讹》）朱熹讲“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拘执于旧义、不思创新的思想倾向。经学态度的形成，与中国社会特有的崇拜先王的重古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当然，在客观上，经学态度使古代文化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不能不看到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依傍前人的思想作风，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第八， 重视人际关系。古代哲学家轻视对自然的探求，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儒家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之道，以及“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在自我克制中求得整体平衡统一的效应。作为儒家对立面的道家，也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要求人们清心寡欲，不为天下先，是用消极退守的方法来协调人际关系。法家虽然认为群臣利害不同，但仍可以“以计合”（《韩非子·饰邪》），可以做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韩非子·扬权》）。只有人们“莫争”，“莫讼”，“莫得相伤”，才是理想的治世。至于法术势的交互使用，在政治生活中的纵横捭阖，则也有调整上下左右关系的意味。总之，古代哲学重视人际关系的调节，对于造成安定的局面，心情怡然地从事工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容易导致庸俗化，使讲关系、搞关系的不良风气浸透于社会生活之中，造成了民族精神惰性的一面，这是值得警惕的。

上述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由于中国古代博大精深，意蕴极其丰富，所以，上述特点远非它的全部。

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既然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具有上述特点，那么，它必然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它深刻影响并建构了炎黄族类特定的思维方式。哲学的功能的实现，哲学对认识和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思维方式这种中介实现的。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思维方式而起作用的。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人们思维活动中的经验、知识、观念等要素的综合模式，是认知结构、价值结构、心理结构等方面的统一体，是人们的思维路径及其导向的理论概括。中国古代哲学在思维方式上，重证悟和直觉，讲求天人合一。其具体的认识路径总是从总体的直观到经验到直觉，离不开直观的具体的事物，

离不开切身经验。当把价值系统纳入认识结构时，便出现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用价值判断来包容、替代事实判断，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道德，用道德评判等同、取代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出现了重经验，尚功用，以大为美，不重分析的认识倾向。反映在政治上，是中国古代历久不衰、深固于人心的大一统主张；反映在医学上，是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考虑病情，辩证施治；反映在文学上，是重意境的理论追求和心理满足；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主张“赞天地之化育”、“天地人贯耳参通之”的理想追求····。这些，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上的统一、社会心理的趋同、文化的一体化等等，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带来了笼统思维、轻视分析的缺点，特别是当这种认识方式与传统理论价值观相结合时，便出现了以道德评价取代事实认识和泛道德倾向，从而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因素。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哲学特别重视心性的修养，以伦理政治为本位。无论是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养浩然之气，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辨，还是道家的法天、法地、法自然，与道同体，作“无己”、“无待”的逍遥之游，都是不以物欲为齿，而以高尚其志为乐。这种心态，在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明道、征圣、宗经是普遍的指导思想和审美标准。其中明道是核心。这个道，从根本上讲，是封建政治伦理之道。文学家们为了弘扬自己所崇奉的道，“九死不悔”。史学家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要做“直史”，写信史，才、学、识、德，以德为主。至于为全社会所认同的“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凝聚为一种社会人格和个人的深沉历史责任感。这些，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积累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对于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不讲实效的倾向，从长远效果来看，起了不良的影响。在商品经济勃兴的今天，我们应进行冷静分析，科学抉择。

再次，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有为、自尊自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古代哲学特别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儒家相信人能弘道，主张自强不息，“为万世开太平”。法家坚信凭借自己的“气力”，可以杀敌报国，实现自身的价值，改变其地位。道家高唱“无为”，要“绝圣弃智”，表面上消极退守，实际上，他们对自己学说的不倦阐发和对儒家学说的不懈攻击，刚好表明他们是用“以反求正”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无为而无不为”的口号，才是他们的真实心态。这种哲学氛围，孕育并壮大了传统文化中重视人为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人们之所以不依天命过活，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神权统治时期，是与传统文化中人定胜天、刚正不阿、自尊自立的基调分不开的。一直坚信自己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应该说，这是与中国古代哲学弘扬主体能力的基本精神分不开的。

此外，中国古代哲学在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及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