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生活,深入思考

有这么一则笑话：一个将去赶考的秀才，整日愁容满面。他的妻子很不理解，就问道：“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写文章难道比我生孩子还难吗?”秀才摇摇头说：“你生孩子肚子里有孩子，可我肚子里是空空的啊!”这虽是一则笑话，但却揭示了一个道理：写作离不开生活的积累。但仅有生活的积累还不够，还要有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试想，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受宫刑的肯定不只是司马迁一个人，但只有司马迁写出了《史记》；在赵树理那个时代，长期生活在农村搞调查研究的肯定不只是赵树理一个人，但只有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在塞万提斯那个时代，当水手、蹲大牢的也肯定不只是塞万提斯一个人，但只有塞万提斯写出了《唐·吉诃德》。为什么别人不能，只有他们才写出了这些不朽的作品呢?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用心去感受生活。

感受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那么，怎样去感受生活呢? 1．用心观察生活。

同样是浸泡在生活里，为什么有人感到无东西可写，有人却能发现很多新鲜可写的东西呢?因为前者不善于观察，后者善于观察。福楼拜教莫泊桑写作的第一课就是观察。有一次，他们俩在街上一起散步时，迎面走来了一辆牛车。福楼拜便要求莫泊桑以这辆牛车为题材，写几篇内容各不相同的散文。在福楼拜的循循引导下，莫泊桑用了长达十年的功夫对生活进行观察，进行写作训练，终于一

举成名，成为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

观察不仅要用眼看，还要用心去看。不用心去看，就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只有用心去看，才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才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文字。例如徐迟的《枯叶蝴蝶》。《枯叶蝴蝶》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生长在“峨眉山下”、“伏虎寺旁”的一种蝴蝶，它们“为了保护自己”而伪装成“一张干枯的树叶”。然而，正因为这种伪装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人们欣赏它们“隐蔽的美丽与憔悴”，更加紧去捕捉它。“将它制成标本，作为一种商品去出售”，而“价钱越来越高”，以致于“把它捕捉得再也没有了”，这一生物品种也“快要绝种了”。而国家的禁捕，则“更增加了它的身价”；“枯叶蝶真是因此而要绝对地灭绝了”。对于枯叶蝴蝶的故事，作者不是只看到表象，落意于枯叶蝴蝶的保护，而是对这一表象进行思考，落意于社会上某些善于伪装的人，虽然隐瞒了自己的真相，将假象给人看，但却瞒不过人们的眼睛，其结果也会像枯叶蝴蝶一样，逃不过被捕捉的命运。这个立意，是用心观察、感受生活的结晶。 2．培养对生活的特殊感受能力。

文章的好坏，与作者对生活的特殊感受是分不开的。一篇文字，没有特殊感受，就未免会落入窠臼；有了特殊感受，才能另辟蹊径。例如，同样是写“愁”，由于感受不同，其特点也不同。“愁”可以有形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愁”可以有长度：“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

浦歌》)“愁”可以有广度：“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愁”可以有重量：“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愁”可以有浓度：“斜阳挂深枝。映浓愁浅黛，遥山眉妩”(袁吉华《瑞鹤仙》)“愁”还可以“乱”：“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冯延巳《鹊踏枝》)简简单单一个愁字，只因缘于不同的感受，也就有了不同的新鲜滋味。特殊的感受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属于大众的；或者说，特殊的感受是个人化的，而非大众化的。对某一事物，如果你的感受和大多数人的感受是一样的，那么，这就等于缺乏感受，就写不出令人回眸的文字。据说，有一次，李白去登黄鹤楼，登楼时诗兴勃发，但当他看到崔颢的诗作《黄鹤楼》以后，不得不为之辍笔。他感慨地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为什么看了崔颢的诗作以后就不再题诗了呢?其原因就是李白没有比崔颢更新的感受，没有更新的感受，就不能打动读者，就写不出好诗。

思考是通向生活的桥梁，是点燃思想的火把。要写出具有活力和激情的文字，我们还要学会思考。

学会思考，首先要养成多思的习惯。看到小草，我们应想到一种精神；看到蓝天，我们应想到一种境界；看到白云，我们应想到一种生活态度；看到小鸟从眼前掠过，我们应想到大自然的和谐美妙。或者，我们应该分别会想到其它许多东西。“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多思，我们还要注意从多侧面、多角度来展开联

想。例如，我们看到父亲，既可以想到他的可敬、可赞、可佩，也可以想到他的可怜、可悲、可叹；既可以想到他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想到他的明天和未来；既可以想到他的为人处世、生活态度，也可以想到他的思想作风和思维方式。有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思考，生活的内涵就丰富了，写作的角度就广泛了。

思考生活，是在用心感受生活基础上的理性思考，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概括认识。我们看到杨柳发芽，便会想到春天来了；看到枯落的黄叶便会想到秋天到了。“春天来了”、“秋天到了”，这两个事实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的，而是由“杨柳发芽”、“枯落的黄叶”这两种自然现象作为媒介经过思考而得到的。这种思考得到的东西就是理性、概括的认识。

要获得生活的理性、概括认识，就要深入思考。要做到深入思考，我们应着重注意以下三点： 1．由此及彼

由此及彼，是以已知的生活为基础来推出事物本质意义的思考。一般来说，“此”是生活的实在，彼是生活的理性。因此，由此及彼，也可以说是由实及虚，由生活的实在到生活的理性的思考方法。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先写邹忌的妻、妾、客都夸赞他比城北徐公漂亮，然后写他暮寝时对妻、妾、客夸美的思考——“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由此，邹忌又联想到作为一国之君的齐王，其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莫不“私王”、“畏王”、“欲有求于王”

现实，推想出齐王遭受蒙蔽“甚矣”的情景。这种推想，由家庭私事到国家大事，由此及彼，由小到大，把问题逐步推向了深入。 2．由表及里

“表”，是事物的“表象”；“里”，是事物的内在本质。由表及里，就是通过对事物“表象”进行分析综合抽绎出内在规律和本质的一种思考方法。例如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白毛女》写的是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解放后，河北某村常有“白毛仙姑”出现。白毛仙姑住在奶奶庙，村人每月初一、十五都要为她上供。后来，村干部逮住了“白毛仙姑”。原来所谓的“白毛仙姑”竟是被恶霸地主逼得走投无路而逃匿深山的良家孤女。这个材料，最初有人把它作为“破除迷信”的主题来写；后来，又有人把它作为“反迷信和反封建”相结合的主题来写；最后，经过不断地讨论，不断地修改，才把它确定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 变成人”的反映两种社会变化的主题。《白毛女》主题的衍变过程，说明了在创作中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浅显到深刻的思考过程。只有从现象披示出本质，才能挖掘出鲜明深刻的思想，才能抒写出深刻有力的作品。 3．由个别到一般

个别是生活的具象，一般是生活的抽象。如果说个别是星星，那么抽象则是蓝天，有了星星蓝天才变得美丽。歌德说：”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为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例证或典范

才有价值，但在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歌德这段话讲得很透彻。他认为：“为一般而找特殊”产生的是“寓意诗”，“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因此，在写作中，最为要紧的是紧紧地把握住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并通过自己的思考，把它上升为对人们普遍情绪和感情的概括。这种概括愈广泛，就愈具有典型意义，就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谓“拼凑起来”，正是对生活中“种种人”的概括化和典型化。概括化、典型化了的形象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这个形象已经超越了特殊和个别。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塞万提斯笔下的唐o吉诃德，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它们已不是某一个人物，而是社会某一类人物的典型，是一个上升到共性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