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怀旧”
我认为“怀旧”这种现象并不是能长久存在的,因为这种现象是对社会发展“进行时”的背叛,它仅是一曲新时期里对昨日之梦的挽歌,醉心吟唱的时间已然寥寥,掩耳盗铃的姿态只是一场胆怯而懦弱的自欺。文学应该是把握时代的脉流,只有这样,文学才纯粹,才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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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在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为王安忆在整个90年代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曾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当今文坛上也有重要的位置。《长恨歌》的故事框架是一个旧日上海小姐王琦瑶在新社会中的生活故事。看过小说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是很离奇,但却富有传奇色彩。作者用流水般的叙述语调,叙述节奏,表达出对生命流逝的惶惑,但主人公王琦瑶的世界对王安忆而言不仅有时间上的错位,更有空间上的陌生。王安忆以令人惊讶的从容冷漠,老到的笔触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以前不曾有过的“海上繁华梦”——一个艳丽而富有传奇的故事。它同时也写出了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从40年代到80年代(约1946——1986年)近40年的变迁演化。它唱的是一曲时代和时间的挽歌。有人曾说过,“读这部小说应该抓住这样一些主题词:时尚、庸常、实惠、私情、怀旧、悬浮、柔韧……”,[1]看过这部小说,我感觉到这是一部带有浓厚怀旧色彩的小说。叶红、许辉也在文章中指出:“王安忆的怀旧意识在她小说创作之初就已经朦胧的存在了,但在《长恨歌》中‘怀旧’成为全文的魂。”“在《长恨歌》中,怀旧被王安忆高度物质化了。她在小说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臆想中的生活场景感兴趣,怀念人们已经忘了的过去优雅高贵的文明生活方式。”[2]小说中人物、活动、场景无不带有怀旧的色彩,其中包括主人公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及其伴生的细碎心绪等都打上了怀旧的烙印。
一、“怀旧”群
什么是怀旧?一般来说是对过去的缅怀和渴望,或从西方词源学的角度解释,怀旧是想家、思乡病的意思。若从字面上直截了当地说明,便是一个问题:是否有“旧”可“怀”?
作品的第三部是八十年代的场景,但似乎八十年代的事物都没有四十年代的好,似乎八十年代的人都无法在八十年代的时尚话语中获得精神的满足,而是要靠想象编织四十年代前的时尚才能获得适意的寄托。也许是因为其中的四十年太沉闷、太压抑了。因此四十年前的许多东西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又重新释放出来了。“到了‘好日子重新到来’的八十年代,王琦瑶记忆清单中的爵士乐、圣诞节、时装、咖啡、舞会还有‘上海小姐’的传奇故事成为可以公开而且允许招摇的都市时尚的一部分。”[3]时尚通常是城市之中的某种大规模运动。时尚的潮汐可能体现在城市人的服装、发型、言辞、社交礼仪、娱乐形式、偶像崇拜以及消费观念之中。时尚仅仅拥有隐蔽的,微不足道的理由,但时尚却可能在极大的范围之内主宰了城市人的趣味。通常,时尚的先锋具有两种类型:他们或者标新立异,
主持潮流;或者标榜传统,维护往昔的荣耀。相对地说,前者体现出欢乐、肤浅,但同时又生机勃勃的风格,这种类型更多地以躯体活力、容颜和现钞为依据;后者都是怀旧的,体面的,精雕细琢同时又渊源悠久的。《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和她的下一代薇薇就是这两种类型的典型,薇薇属于前者,王琦瑶属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的差别类似于新生的暴发户与老派贵族之间的差别。对于王琦瑶这样的人物说来,时尚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时尚的潮汛之中成为先锋。而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她们对于时尚的把握却比当代的薇薇们准确得多。
例如文中有一段王琦瑶和薇薇去烫头发的经历,王琦瑶认为“新烫的头发就像鸡窝,显得邋遢,而且看出了年纪。”[4]过了几天,她干脆把头发剪了,极短的,倒新造出个发式,非常别致。因为时尚,薇薇自然也不肯放过,就去烫了辫梢和刘海,却像个“苏州小大姐”。对于服装界的时尚潮流,王琦瑶追求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因为“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5]王琦瑶对于时尚是颇有心得的,“她知道,这些过时的样式,再过些时又会变出新样式。这是时尚的规律,是循环论的法则。对于时尚,王琦瑶已有多年的经验,她知道再怎么千变万化,穿衣总是一个领两个袖,你能变出两个领三个袖吗?总之,样式就是那么几种,依次担纲时尚而已。”[6]而薇薇在追求时髦的过程中就有些举步维艰了。同样的对于舞会,王琦瑶对于薇薇她们这一代的舞并不欣赏,但她也不作评价,她在舞会中的位置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她的地位:
“有时候,人们会从始至终地等她莅临,岂不知她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她穿着得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不扫人兴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她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7]她的得体、优雅、沉稳终于在怀旧的气氛之中显出真正的华丽,那些浮光掠影的漂亮在这样的华丽面前毫无份量。
第三部中有一部分是写出了王琦瑶对于八十年代上海的不满的,在她眼里,八十年代的上海是多么的不雅。“薇薇眼里的上海,在王琦瑶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8]有轨电车的消失;建筑墙壁发黑;江水越来越浑浊,连拍打岸边的声音都不同了;弄堂的变化;甚至还有满大街穿歪高跟鞋的淑女和满身洋溢的粗俗等等,让四十年前优雅清新的王琦瑶们无法忍受。她们觉得“这城市变得有些暴风急雨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9]因此,怀旧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对于王琦瑶来说,时间的流逝是谁也挡不住的,因此她的怀旧有痛彻心肺的伤怀,“她站在灶间窗前,守着一壶将开未开的水,眼睛望着窗外的景色。也是暮色将临,有最后的几线阳光,依依难舍的表情。这已是多少年头的光景了,丝丝缕缕都在心头,这一分钟就知道下一分钟。”[10]
但是,怀旧并不是王琦瑶的专利,严师母,康明逊对“过去岁月”也相当怀想,程先生在解放后从服装到心态上与当时社会的明显有区别,即使投身革命的蒋丽莉,也不免唤起怀旧的涟漪;就连薇薇这一代中有许多人也成了怀旧的奴隶。如薇薇的同学张永红被王琦瑶身上的怀旧气息吸引而一见如故,她得出一个结论:
“她们这一代的时尚,不过是前潮几代的零头,她们要补的课实在太多了。”[11]薇薇的男朋友小林能够和王琦瑶推心置腹,也是建立在对“怀旧”的欣赏上的。在这群人中有个特殊的人物:“老克腊”,他与王琦瑶进行了一场“忘年恋”,二十多岁的“老克腊”是具有怀旧癖的一个人,老克腊出场一开始,作者就给他下了定义:“在那全新的社会风貌中,他们保持着上海的旧时尚,以固守为激进。”[12]“老克腊的怀旧其实是‘叶公好龙’式的。怀旧不是企图真正回到既定过往,而是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一种在时间中某些东西被移位的感觉。”[13]如,老克腊和王琦瑶一起虚构他在“前世”的经历,不过是把杂志、影像、小说中的四十年代上海的时尚符号和俗套故事在王琦瑶那儿得到“有效”的汇集。老克腊对于浪漫爱情的感觉完全来自想象:老唱片、老式相机、机械表、小壶煮咖啡、用剃须刀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当然,还有跟四十年前某个佳人的一段情感纠葛。这些只能归结于老克腊喜欢“旧物”,如沉甸甸的木雕盒子,而老唱片里的爵士乐,“老爵士乐里头的时间,确是个好东西,它将东西打磨得又结实又细腻,把东西浮浅的表面光泽磨去,呈现出细密的纹路,烈火见真金的意思。”[14]在老克腊的眼里,王琦瑶便是一件“旧物”,时间变幻的化身。在他眼里,王琦瑶是饱经沧桑,(“看那王琦瑶,再是显年轻也遮不住浮肿的眼睑,细密的皱纹。他想:‘时间怎么这般无情?’”[15])可又没有年纪(“我从来不拿你和我妈妈比……因为你是没有年纪的”[16])他的眼光,不是青年看老年的那种,而是观赏的,宛如人在看戏却又恍惚身在戏中,四十年前的上海小姐便栩栩如生地到了眼前。实际上可以这样说,“王安忆实际上在她的这部所谓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写出了一个程度不同的‘怀旧病’患者的形象系列。”[17]
二、“怀旧”的原因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怀旧”?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正在消失,所以怀旧才成为一种时尚。
人类有史以来,一代代人对怀旧体验的无穷尽的重复,已经使怀旧融入了人类的血液中,使其成为了一种具有原型特点的情怀意绪。岁月之网留住的一切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见其光,时间的绝对权威性让我们怀旧。因而对青年人来说,最奇异而美丽的星空是童年的星空;对老人而言,最骄傲的则是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一首老歌会打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张照片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珍藏。对于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人们难以忘怀,而书写人生过往,寄予人生感悟则成为历代作家笔下不绝的风景。王安忆作为新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她同样对怀旧题材的创作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王安忆笔下的怀旧有显性怀旧和隐性怀旧之区分。所谓显性怀旧,即作品中人物有浓郁的忆旧情结,作者通过人物的怀旧来表达一己之思想。”[18]《长恨歌》就属于显性怀旧的小说,作者通过对王琦瑶的传统命运的描写,在浓烈的怀旧和感伤气息中带领读者一同去思考人的命运与人性的复杂联系。“历史在王安忆那里似乎已成为一个现实的解释工具,和‘第三种’现实的创造工具。”[19]
熟读王安忆的作品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今天的喧闹世界于她没有意义。她已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往昔的岁月,去拾掇一些记忆的碎片。虽然她自己曾在小说《遗民》中说:“记忆很难是真实的,它只是带着写实的表象。”但是,她对旧场景、
氛围的描述,始终给人以复制的感觉。这是一种带着沧桑感与羞愧感的情调。在《长恨歌》中,那些随着时代走到今天的男女们,骨子里始终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优雅与风光。他们身上所拥有的高贵气质,是这个潮流的时代所不具备的。作品的主人公王琦瑶是个旧上海的小家碧玉式的女性,一生没有合法的婚姻。但具备一个女人的全部精髓和罗曼蒂克。王安忆就是对这种旧式的优雅情有独钟。王安忆的这种情感在她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王安忆推崇“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神话是建立在跨越时空的一些记忆的碎片上的。她从不掩饰自己对一种昔日繁华的倾慕和向往,对繁华后的衰微是伤感的挽歌的。而对喧嚣的、急剧变革的当世,作者是不屑于展示的。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最具典型性、传奇性的国际大都市,曾经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又该演绎出多少风云流散的事件,然而我国文学中习见的启蒙话语、革命话语、权力话语、民族寓言话语在王安忆这部小说中找不到踪影,政治、战争甚至各种运动以及此起彼伏的思潮都被推到遥远的背景。由此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方面剧烈变革,使一向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作家都在反省过去那种政治意识、精英意识所造成的人们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试图用一种更沉静、更柔性、更平民的方法打量世界和解释世界,这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趋向,即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20]“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长篇小说与历史叙述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离,某些时候,人们不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描述历史,而是借助服装样式和椰子鸡的烹调方式感叹世事。”“当今的文化语境中,昔日的帝王和英雄隐没了,宏大的叙述正在分解,种种闲言碎语登堂入室。”[21]并不是只有王安忆《长恨歌》中体现出“怀旧”,其实“怀旧”在文学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有人称之为“后新历史小说”。“喧嚣一时的‘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也正是沿着这些小径去履行爆破历史古堡之举。然而,凯旋之后的庆功宴还未筹备,却已经开始陆续有人迫不及待地来到历史古堡的废墟前默默凭吊了。这般逆“新历史小说”流向而动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人们普遍存在的世纪末心态,同时也意味着‘后新历史主义’小说那种弥漫着浓重怀旧情绪的审美性消费。[22]
“在‘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所营构的世界里,总是充斥着太多叫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往事,全然不见‘新历史主义’小说竭力渲染历史丑恶的明显动机。”[23]
“怀旧”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90年代以前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而在90年代出现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脱离了国家政治大事,开始倾向于对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描写,王安忆《长恨歌》就是流水般的语调讲述了王琦瑶的一生的生活,其中国家大事、政治生活与她们无关。这就是明显与之前的文学作品不同的地方,那时的文学作品透露出的就是社会的心声,同时作家们的心态与国家、社会联系得很紧密。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呈现出一个飞速发展的趋势,为什么文学的发展却呈现出“怀旧”这样一种状态呢?我有一个浅薄的看法:90年以前,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的社会都处于不太稳定的态势,尤其是经历了几次较大的革命,人们的命运都联系在这些革命以及革命的主导者之中,因此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对国家大事极为关注,与政治联系得非常紧密,都将自己看作社会不可分
割的一份子。因此,在整个社会的大气候下,几乎每个人都自发地参与了国家大事,整个社会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而且由于社会的变革、改制引发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对于人民大众来讲是有关切身利益的,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又不可能使用什么激进的方法来解决,只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已经非常稳定了,人们已经不需要担心社会动荡了,因此人们对于政治的关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甚至有些冷漠了,感时忧国已经和他们无缘了。而且社会的开放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开放,社会经济也快速发展了,人们赚钱的路子多了,生活已经不是追求温饱的阶段了,安定的生活、经济的刺激和信息的高度发展使人们已经开始追求享受了。在这种情形下,会有多少划时代的英雄出现呢?基于人们审美口味的变化,文学作品也应该作出强烈的反映。时局的稳定开放,就有许多人对已逝的人和生活进行好奇地探究,对逝去的人的生活进行缅怀和渴望,那么这些人如何知道这些呢?由此就涌现出大量的影片、杂志和文学作品,以适应人们的口味。一时间,《老照片》、《老像册》、《老像簿》、《老房子》、《老城市》……似乎远去的跟老百姓有点瓜葛的瞬间留影,一夜之间被点石成金,成为文化广场最具温度的“卖点”。我认为,这种缅怀的背后还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其实“怀旧”不光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时装、发型、娱乐……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迈进中,千年传统所形成的心理定势会在每一次向前的启动中逆发出向后移动的惯性,使人对逝去的一切怀恋和追忆。这就是在一个社会经历过大的变革以后那种平静生活中会渐渐产生一种回潮——也就是通俗的“怀旧”。三、浅评“怀旧”
对于王安忆《长恨歌》中“怀旧”现象的讨论,并不是特指这部作品中的“怀旧”主题现象,而是针对整个社会出现的“怀旧”现象。(当然,王安忆这部作品中确有许多过人之处,如叙事方式、叙事艺术、人物处理等方面均有突破性成就。)
对于这种文学现象的讨论还在继续,但到底它是进步的,还是不值得提倡的,我同样也有粗浅的看法:有些文学作品认为其是进步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文学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但我认为这观点并不是绝对的,“怀旧”这种现象不能完全说是进步的。仅从字面上理解“怀旧”——怀念过去的东西,难道怀念过去的东西也是适应社会的发展的吗?
不谈别的,就谈谈这些作品的雅与俗吧。从古至今的中国人的思想中,凡是与金钱搭上关系的东西都是俗的,而且是俗不可耐的;只有与政治抱负和历史、人民相关的才是雅的。读过王安忆《长恨歌》的人都应该能够了解主人公王琦瑶的怀旧“怀”的是什么?“怀”的是过去的成功和繁华,“怀”的是过去“上海小姐”所带来的各种荣耀及利益。不仅是主人公,就连张永红、老克腊他们怀念的也是过去的奢华和“老货”,他们所怀念的过去的一切无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作品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王琦瑶的一盒金条。这盒金条贯穿了文章的始终,处处反映了她对“爱丽丝公寓”的感怀;正因为有这一盒金条,她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怀念过去的一切。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可以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其次,纵观这些含有“怀旧”情调的作品,虽然表现的是过去,而且是过去的某一阶段,但这些大都没有什么历史深度和内涵。简单地讲,这些都是适应大众读者口味而生的,供大众消遣、缅怀、感慨、寄托的东西。关于这点可以从杰姆
逊对美国怀旧电影的分析中找出点证明,他指出:“美国电影界的怀旧影片似乎是关于历史的,但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不是历史影片。……。怀旧影片并非历史影片,倒有点像时髦的戏剧,选择一个人们所怀念的历史阶段,……,怀旧影片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现象,而并不能告诉我们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个来龙去脉”。我认为这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深度不够。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现象都应该有其一定的历史深度,否则就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刻下重重的烙印,而仅仅有一个短暂的辉煌。
虽然这种现象是适应当前大众心理的,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是审美价值并非文学价值功能的全部。文学从来不是自在的存在,其生命更源于现实审美,它所寄寓的个人乃至人类的情怀,更主要地是在心灵激情或精神理性上满足活着的人们的期待视野。[24]”其实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描摹了什么样的生存模式,而是它所承载与蒸腾其上的审美品格,以及审美品格与其社会价值关系。。
我认为“怀旧”这种现象并不是能长久存在的。因为这种现象是对社会发展的“进行时”的背叛。它仅是一曲新时期里对昨日之梦的挽歌,醉心吟唱的时间已然寥寥,掩耳盗铃的姿态只是一场胆怯而懦弱的自欺。文学应该是把握时代的脉流,只有这样,文学才纯粹,才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与品位。
注释: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2000年11月第5版。[4]见第262页、[5]见第263页、[6]见第265页、[7]见第325页、[8]见第266页、[9]见第268页、[10]见第330页、[11]见第275—276页、[12]见第318页、[14]见第325页、[15]见第332页、[16]见第330页。
参考文献
[1][20]马超,《都市里的民间形态——王安忆〈长恨歌〉漫议》.《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1期.
[2]叶红、许辉,《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主题意蕴和语言风格》,《当代文坛》,1997年05期.
[3][17]余岱宗,《反浪漫的怀旧恋语——长篇小说〈长恨歌〉的一种解读》,《小说评论》,2001年02期.
[13]罗岗,《寻找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05期.
[18]魏李梅,《飞向记忆的花园——浅谈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怀旧母题》,《当代文坛》,2002年03期.
[19]焦桐,《小说戏剧性的消解与回归——王安忆近期小说评价》,《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06期.
[21]南帆,《城市里的肖像——读王安忆〈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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