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的战士诗人的背后

“战士诗人”郭小川的背后

----结合《一个和八个》来谈

摘要：郭小川有“战士诗人”之称，这个称号与其大多的诗作有关。作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者之一，他的诗篇似乎总是充满了昂扬的斗志。但是，诗人也有内心隐秘的一角，这个角落平时别说外人无法窥见，就是郭小川自己也是避免走进的。然而在1957年，诗人通过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偷偷的走进了一回，然后又迅速的离开了。

关键词：郭小川；《一个和八个》；矛盾；恐惧

郭小川，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人，1919年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经历过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参加过八路军，曾在编辑部工作，担任过地方领导，“过早的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郭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开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激情为新中国放声歌唱。22年里，他用诗歌讴歌生活、赞美人民，为新事物呐喊，他用诗歌写出一个诗人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他用战士的歌喉，战士的情感，为新中国歌功颂德。

他的诗是鼓点, 是号角, 展示了时代的风貌。从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投人火热的斗争》到最后的诗作《秋歌》这种特点一以贯之。他鼓励人们开拓、奋进（《向困难进军》）,讴歌祖国的风姿、英雄的人民（《厦门风姿》）, 抒发人定胜天的豪情（《望星空》）, 表达对“ 四人帮”的憎恨（《团泊洼的秋天》）·诗人不仅是英雄业绩的歌唱者, 也是参加者。他不

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 而是爱其所爱, 憎其所憎, 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时代前进的战斗者。郭小川以其丰富的想象, 深邃的思想, 精湛的哲理揭示了时代风貌的内涵。《向困难进军》阐明了“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再长几寸”的道理《厦门风姿》中作者由此而想到了它是整个中国的风姿《团泊洼的秋天》更是想得奇, 想得巧、想得深, 从静静的团泊洼想到“ 全世界都在喧腾” 从“ 同志式温存的夜话”想到了“ 战士的深情” , “ 战士的性格” 、“ 战士的爱情” 、“ 战士的歌声” 。虽然“ 四人帮”在肆行非度, 但人们相信“ 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到“ 明春准会生根发芽”。郭小川的诗对斗争生活有独到见解, 独特感受, 又洋溢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精神, 给人以艺术享受, 育人以理想、追求和信念。然而，这一系列的作品的出现，并无法掩盖住诗人的内心的矛盾，他在叙事诗《一个和八个》中，偷偷的告诉了我们一回，不过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够真正体会这首诗歌的真意。

《一个和八个》讲述了八路军某营教导员王金被诬陷，被送入部队临时监狱。里面还关押着三个土匪和四个逃兵以及一个敌特。王金的加入凑成了“一个”和“八个”。随着战事的频繁，九个人被押着随时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王金感化了除敌特以外的另外七个人，在最后的与日寇的遭遇战中，王金率领各个囚徒英勇抗敌，最后将敌人击退。王金的表现最终证明了自己是被诬陷的。

这部长篇叙事诗，作者生前并未发表，但是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却遭到了批判。很多批判都是上纲上线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事实，例如《一个和八个》“诋毁肃反运动”、恰逢“右派进攻”，以及与“人性论”有染；这些不能够算是这部作品的明确的意图，然而作者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却或明或暗的存在着。从表面上看，《一个和八个》是以颂扬革命理想的坚定为主题的，但正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出的，虽然作品的显性话语是“‘克服’精神上的‘危机’和现实转化”，其故事本身却体现了“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郭小川在这部长

篇中加入了对于个体的反思，在那样一个年代，这样的大胆做法必然会遭到批判。

回到他创作的起点，这部作品开始于1957年5月，他已经在作协激烈“斗争”了两年，应该是一个心力交瘁的时候，而整风却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而立之年的他此刻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回忆在24岁的时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自己的新婚妻子杜惠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两年五个月！在许多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战士诗人”，他的诗歌总是充满了“战斗性”。黎辛对访问者陈徒手说：“反右开始后，郭小川斗人是很厉害的··我记得，郭小川的劲头是很大的，说话的语气很厉害·”·谁也无法了解，一个别人眼里战斗力很强的“战士诗人”，内心却对政治怀有深深的恐惧。也许真的是叫声越响亮的人，内心越空虚，越害怕。

应该说，那次整风斗争给郭小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给他的内心造成了永久的创伤，然而，他却把这种内心的恐惧深深的埋在心里，只是在这部作品中稍微的表露一下，而这样的表露，很快也受到了批判，也无怪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诗人真正的内心世界，而被他那“战士诗人”的名号所蒙蔽了。

郭小川在1969年的交代材料《我在359旅工作和在延安学习时的情况》中，我们看到了他一种深藏的心理影像的复原：1943年“审干运动”后，“我”原本既没有受到审查也没有受到抢救，但一种特殊的氛围却让人思想“相当混乱”。有一天，作家马加在大会上“坦白”，北平的“文艺青年联合会”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和托派组织，他自己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动员参加过这个组织的人马上自首。“我一听了他这些话，马上就急哭了”。主动找到支部，“讲我是这个组织的一个会员，因此也要坦白”。可是别人问“我”跟什么人联系，参加过什么破坏活动，整整想了一夜，也回答不不上来。后来问题搞清楚了，结论是，“我”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当“我”面对这样的结论时，有一种梦游的感觉，“觉得政治斗争‘太残酷’”，你明明心里没有鬼，在那样一种气氛下，却神差鬼使、情

不自禁怀疑起自己，主动找一顶帽子戴上，“把好好一个共产党员搞成‘特务’，真可怕”。在1944年初的一个会上发言中，“我”当众说出了“政治斗争真可怕”，而这样的内心的恐惧，从他24岁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他。尽管一直以来，他努力重塑自我，以敢于斗争的“战士”的形象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要求自己表现的勇敢积极，可是在内心深处，却是“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内心的彷徨与不安，以及动摇与恐惧，转移到了用富有“战斗力”的表现来掩盖。从这点上来说，郭小川是可悲的，可憎的同时也是可怜的。

他在受到了整风运动的打击之后，他已经明白了其可怕之处，然而他却在一次次的批斗中冲在了最前面，这样的做法虽然是对自我的保护，可是这样的保护是建立在对别人的无礼批判上，虽然他一直都是被利用，被整的对象，但是他的做法还是不能够被我们接受的，这也显示出郭小川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当然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郭小川在自己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煎熬，当他压抑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却无法整个的爆发，而只是在《一个和八个》中，悄悄的渗入自己关于政治斗争，关于人性个体的一些看法。在一个认为“人性论”反动而且虚伪的年代，人的复杂性是拒绝承认和考虑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理解他内心的惧怕。

也难怪，谁能够想见，一个能写出“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这样的诗句的诗人，在批判会、斗争会发言踊跃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历来惧怕党内斗争”的呢？

《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内心世界的外露的一次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一次尝试让诗人再一次尝到了被批判的滋味，本来就害怕政治斗争的人，却偏偏遇到了了政治斗争，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讽刺。从此，他刚刚萌生的、鲜活的、充满生机的创作理念，无形中被规定了一大片无法逾越的创作禁区，诗人活页的思维搁置了，创作生命力明显萎缩。

在读了以后诗人那些生硬的、过于政治化、口号化的诗歌之后，我们会格外怀念《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那种自由、开阔、处处显示着勇敢和智慧的创作心境。

参考资料：《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邢小群《一个和八个与郭小川命运》；当代文坛；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