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文摘

中青报：蜗居在大城市的精神幻觉„„

电视剧《蜗居》里，雄心万丈的姐姐海萍为了劝说妹妹海藻留在大城市江州（上海）工作，给她列举了多条留下的理由：上海有大型音乐会，有东方明珠，有大型超市，有高档商铺，有高架轻轨，有豪宅别墅„„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留在上海。

海萍的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终于把海藻彻底说服，放弃在家乡已找到的舒适工作，决心留在上海打拼。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海萍，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企业里的优秀白领，在上海待了十多年，连一次音乐会也没听过，一次东方明珠也没去过，也没有在高档商铺里买一件东西，整天和妹妹换着穿衣服，甚至为了省坐公交车的钱，干脆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周六天连着吃挂面。因为她是一个蜗居的人，她要节约每一分钱为买房子。至于她当初用来说服妹妹和自己留在上海的那些理由，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会餐”。

据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里有上百万这样的蜗居一族，他们辛辛苦苦从外地来上学，毕业后就不想回去了，拿着微薄的工资，住在狭小的出租房里，吃着盒饭或更便宜的饭菜，为梦中的住房省吃俭用，斤斤计较。眼看着首付的钱快存够了，房价又呼地一下升上去了，存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速度，就好像龟兔赛跑，而那只兔子精神得连眼都不眨。想靠父母支援吧，又不忍心，况且多数人的父母也实在拿不出来几个钱。就是这样，他们也决不后退，坚信一条基本原则：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小城镇一套房。 咱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树挪死，人挪活”，退一步海阔天空。与其在大都市里画饼充饥，“精神会餐”，当可怜兮兮的“蚁族”或升级为如牛负重的“房奴”，为什么不能回到中小城市或家乡去生活发展？那里生活可能没有大都市丰富多彩，高雅有情趣，没有海萍说的那些“精神会餐”，却有着低成本的消费，慢节奏的生活，稳定的工作，同学亲友的亲情，还有可口的家乡饭菜，熟悉的乡音，都市里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最重要的是有买得起的宽大舒适房子。

当年，晋人张翰本在首都洛阳做官，见秋风起，就想到家乡的莼羹、鲈鱼脍，竟然弃官回乡隐居江南。可能有人会嘲笑他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其实他倒是无意中触摸到了生活的真谛。生活是什么？无非是吃、穿、住、用、行，以及在此基础上或多或少的精神生活，而这些东西在大都市能满足，在小城镇也能满足，市场经济加上信息化社会，大大降低了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性，打开互联网，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偏远乡镇，获取信息的速度和内容几无二致，跑到北京、上海大包小包买东西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要说差距，家乡或小城镇确实没有大型音乐会、东方明珠那些东西，可蜗居一族的海萍们会舍得去听一次音乐会、上一次东方明珠吗？

当然，电视剧里的海萍还是幸运的，她最终成了苦熬岁月的“房奴”。每天一睡醒，脑子里就蹦出一组数字，房贷、生活费、物业费、孩子学费，每天至少要挣出400元才能持平。而这样的日子要长达30年，这期间她不敢生大病，不敢失业，不敢有任何意外，而大型音乐会、东方明珠之类，恐怕她想也不敢想了。 新京报：王帅闭嘴了，谁还帮我们说话？

24岁的王帅因在网上发了篇“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的帖子后，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王帅失去了工作，并因为曾遭拘留而一再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王帅说：“我再也不反映问题了。”（据12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或许经过一次发帖，一场跨省追捕，王帅“长大”了？早在4月13日即“灵宝帖案”后，他就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我不做热血青年很多年了。”我不能确认，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有着怎样的无力感。虽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这门学问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幻灭感与苍凉感。

王帅将这一切视为维权的代价。其实，它同样是一个社会公开或隐藏的文本：王帅们也许可以获得某种公开的道歉与致敬，但这并不是他们能够享有的荣耀，恰恰成为磨难的开始。那就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全社会都表现出对这些另类“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并不担心一个王帅会永远失业下去，但我却不得不担心，如果王帅的这种经历，成为“好事者”必然的命运，那么到了最后，还有谁来帮我们说话？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还有谁会来振臂一呼？我很担心，

当所有人都开始避走于王帅们时，我们也会最终失去了王帅，王帅们也会最终失去了热血。 当王帅发帖后，表示“再也不反映问题了”，让我不由得想起江苏“彭宇案”之后，纷纷出现“有人摔倒，无人敢扶”的尴尬；上海孙中界遭遇“钓鱼执法”之后，纷纷出现了“防止钓鱼，拒绝搭乘”的车贴。我们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们真正鼓励与崇尚的？它们又怎样被鼓励与崇尚？从某种角度说，年仅24岁的王帅，代表着一种可贵的热血与道义感。但是，他们不可能离开这片现实的土地独自成长。他们不仅仅需要声援与致敬，更需要一种不再将其视为另类，而能够将其视为当然、引为同类的道德、风气与机制。 广州日报：“山寨洋奖”独爱中国人？

目前还有不少企业和个人，把在国际上获奖当成了唯一目标，甚至“跑奖”、“要奖”蔚然成风，而据《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许多所谓的“国际奖”掺水现象严重，甚至因为中国人的热衷而度身定做，从中渔利。（12月29日《人民日报》）

看到国内频频获各类“国际大奖”，还暗自高兴呢，以为咱们真的站起来走向世界了，想不到原来许多“国际大奖”都是山寨版，是外国人专门为中国人量身定做，忽悠我们的！看来，“牙防组文化”已经发扬光大，走出国门了。洋水的“国际大奖”泛滥，引得国人趋之若鹜，乐得骗子心花怒放，怪谁呢？我看，不是“敌人太狡猾”，而是“我们太无能”。中国钱多人傻，没辙。

不久前，韩国歌手张娜拉在韩国称“每次制作费紧张就来中国演出”，就是“钱多，人傻，快来”的国际版，惹得许多愤青一片骂声，可冷静想一想，张娜拉说错了吗？没有，她只不过是说了一句不该在公开场合说的大实话而已。

不说中国商场里的国际奢侈品牌普遍比美国贵50%以上、外国已滞销的高油耗汽车在中国热销，不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深圳20分钟50万美元出场费„„仅《环球时报》最近就连续报道过许多同类事件，如上月底揭发外国的“野鸡大学”专门骗中国留学生的事实。数天前，还原了奥地利“金色大厅”的真面目，谁出钱就可以租用，而我们还把它当作音乐圣殿„„

山寨“国际大奖”为何独在中国吃香，某些人明知有诈，也心甘情愿花钱购买？说穿了，无非是迎合、利用国人心灵深处的崇洋媚外情结。也许中国落后得太久，连最后的一点自信也荡然无存，什么都渴望洋人来证明、肯定。国外一项研究证明，男人看见漂亮女人会变“傻”，原因是男人此时急于取悦美女，其他思维则变得迟钝、混乱。同理，人一旦崇洋媚外，急于取悦外国人，也会犯迷糊：洋文凭就是高水平,洋商品就是好商品，洋奖就是最高奖„„甚至连买到外国垃圾债券，送钱给别人花，也笑得合不上嘴。 盲目崇洋媚外本来就是傻，加上有几个钱，于是就成了“钱多、人傻”。外国不是道德国，洋人也不都是君子，明知你“钱多、人傻”也不赚。于是，一出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傻事就发生了。

崇洋媚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不自信的表现，这在若干年前，还容易理解，人穷志短，而到今天，为什么仍然如此浓厚？莫非，它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一种习惯？值得我们反思。 南方日报：“曹操墓”，让人感慨！

刚刚在安阳“重见天日”的曹操墓,旋即有沦为“七十二疑冢”之一的可能。饶是质疑者也是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也许“水平还不够火候”、“不是搞考古的”(曹操墓发掘主持人潘伟斌语),但被质疑者若想取信于民,正确的态度显然应该回答而并非鄙夷这些质疑。

终于发现了曹操墓,虽然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几块马未都先生认为可能还是假的写着“魏武王”字样的石牌之类,如果确凿,其文化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安阳这个墓“可以是”曹操墓,但是倘若人家挑战说“这是许褚的墓地”,真的要看“搞考古”的人“拿什么反驳”；反驳不了或者反驳乏力,就可能“这个真不是”了。读书时跟考古专业沾一点边儿、但即便现在水平显然也更不够火候的笔者,对这样匆忙给出结论的事听闻得多了,不免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提点儿参考性意见。

前两年流行过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因为饱受诟病而渐渐偃旗息鼓了。为什么诟病?就是刚挖到什么东西,马上对着镜头洋洋洒洒来一套,匆忙兼且武断。除此之外,动辄宣称把中华文明提前了多少年的“××文化”,也已经见识了几个,可惜有的闹了国际笑话；没闹到那个地步的,也都成了过眼云烟。以所谓名人墓而言,我

印象最深的是早几年南京“发现”了秦桧墓。什么东西都没有,根据形制就敢那么定论；偏偏后来墓里又找到了女性头盖骨,怎么办呢?但人家有本事话题一转,说可能是秦桧小妾的墓。总之,横竖都要和“名人”挂上钩。如果可以把这种做法归结为闹剧的话,则地上的这类事情这些年因为屡见不鲜而见怪不怪,为了争抢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各个地方不是早就到了短兵相接的白热化程度?现在轮到地下了,应该说自然而然。 在“曹操墓”发现的当晚,央视报道之余还做了个专题,题目居然叫做“魏武帝曹操”。然曹操生前可曾称帝?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退位,魏文帝曹丕取而代之。在刘协与曹丕之间,几时夹着个叫做曹操的魏武帝?凡事大抵一旦匆忙,就容易忘乎所以；然忘乎所以事小,误导观众事大。

曹操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被“改邪归正”的吧,我不确定。从前,曹操的形象在舞台上属于“白脸”范畴,奸人。代表性的骂作当推宋人愈应符的诗句:“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骂的也是曹操墓,后人誉之为“诗之斧钺”,骂得痛快。古人以所谓“正统”的观点衡量曹操,自然横竖看他不顺眼。感觉上,对曹操的“翻案”还是立得住脚的,不像现在若干学者的那些依据片言只字的惊人“发现”,全然没谱。听听,商纣王原来不是暴君,司马相如原来是个流氓„„

因此,安阳的这个墓是不是曹操的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国的文化人以及从事文化的人的信誉。在社会诚信极度缺失的今天,他们就不要火上浇油,凑些无聊的热闹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把歧视的“病毒”彻底删除

在一个日益走向和谐的社会里，人的权利终将得到平等的呵护

日前，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指出，国家有关部门经过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否影响他人健康进行周密认证，拟进一步明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五项”检查，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限制入学、就业的条件。对于公共卫生政策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小步；但对于消除乙肝歧视来说，却是历史性的一大步。 乙肝歧视究竟从何而来？追根溯源，是一个错误的“传说”导致了政策性歧视，而政策性歧视又加剧了公众的过度恐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过去，乙肝一直被认为是“消化道传染病”。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医学界对乙肝的认识也在更新。2005年，我国首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发布，进一步明确了乙肝病毒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握手、拥抱、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日常接触，不会感染乙肝。谈“肝”色变，主要来自陈旧医学知识的误导。

近年来，我国对乙肝标志物的检测很不规范，存在大量“不应检而滥检”的现象。无论是入托、上学、就业、出国，乙肝“两对半”都是必检项目。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乙肝歧视愈演愈烈。有的“乙肝宝宝”无法上幼儿园，有的大中专院校学生被强制退学，有的求职者被用人单位以乙肝具有传染性为由拒绝录用„„尽管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的政策，但歧视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消除。

事实上，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不能从事少数特殊工作外，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因此，绝大多数行业和学校既不应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实行限制，也无须进行乙肝标志物筛查。频繁检查乙肝指标，本身就是对乙肝的过度戒备。

社会对乙肝的歧视，倒是给游医假药打开了“财路”。多年来，治疗乙肝的虚假广告泛滥成灾。很多医疗骗子利用患者的急于求成的心理，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上，只要肝功能正常，也无明显症状，就无须治疗。所谓“五项指标全部转阴”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

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一个社会成熟进步的标志。从本质上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并非一群特殊的“病人”，我们没有理由将其归入“另类”，更没有理由用误解和偏见剥夺他们平等入学就业的权利。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此，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如此，身高、相貌、智商、出身等个体差异更是如此。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要维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无论他们存在怎样的差异，都应获得同等的尊重。体检表的“乙肝五项”即将被删除，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乙肝歧视将成历史，人的尊严更加挺立；它启示我们，在一个日益走向和谐的社会里，人的权利终将得到平等的呵护。、

几位大学生做了一个挑战“迪斯尼帝国”的行动。具体方式是以应聘的方式进入迪斯尼产品的代工厂，

考察其工作环境与工人生活。一共调查了6家厂子，除了一家之外，其他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然后大学生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其调查报告，结果没有来一家媒体，后来把这份报告通过网络的途径散发，最终引起了关注。而迪斯尼公司也派员来这些代工厂调查，承认了某些方面的不完善，并承诺做出改进。

正义的棍子与目标

2010年01月06日 17:16经济观察网

根据报道，几位大学生做了一个挑战“迪斯尼帝国”的行动。具体方式是以应聘的方式进入迪斯尼产品的代工厂，考察其工作环境与工人生活。一共调查了6家厂子，除了一家之外，其他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然后大学生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其调查报告，结果没有来一家媒体，后来把这份报告通过网络的途径散发，最终引起了关注。而迪斯尼公司也派员来这些代工厂调查，承认了某些方面的不完善，并承诺做出改进。

对于这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勇气与社会责任感还是应该肯定的，至少比很多人确实强多了，但挑战“迪斯尼帝国”实在是不知所谓的一件事，毕竟那些工厂是迪斯尼的代工厂，并非属于迪斯尼的产业序列。就如同打击某毛巾厂商的违法用工时，却宣称自己是在打击沃尔玛超市一样，完全是文不对题的做法。至于让迪斯尼来解决代工厂的工人待遇问题，当然就更是不太靠谱。毕竟那是采购商品的商业公司，代替我们这里的民政以及劳保部门说话，颇有主权丧失的隐忧。

有意思的是，迪斯尼公司竟然认可了这种挑战，并且真的派员去调查代工厂的生产状况。这倒不是帝国主义企业有意侵犯我国主权以及干涉我国内政，而是这些伪善的商业帝国主义分子们最近颇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向往，主要原因是他们为了降低采购价格而把代工厂放在发展中国家，然后靠着这些地方低成本以及低人工的优势，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或者利润水平。但这种伎俩未必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很多媒体把这种过度压榨代工厂或者供货商的行为做了揭露式报道，国外很多地方的消费者自发的组织运动不买这些地方质优价廉的好货，宁可去买贵一些的东西。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以及利润压力之下，商业帝国主义分子们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做法，把代工厂的监管也纳入到议事日程，往往在选择一家代工厂或者供货商的时候，还要考察其工人的劳动保护状况以及工作环境，然后适当的给予一些价格方面的退让，让代工厂们能够得到稍微合理一些的利润，从而增加对于工人的保护与权利。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挑战“迪斯尼帝国”的新闻，也才能看到迪斯尼派员过来检查代工厂的生产状况，而不是直接回答这些学生一句“关我鸟事”拉倒。

商业规律以及社会觉醒的道义力量，可以强迫一些以利润为最高目标的公司承担起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但在我们的某些宣传当中，这部分社会的良性互动是被遮蔽的。在这些学生看来，这全部是商业帝国的错误，以至于很是悲壮的去挑战这种在他们看来“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商业帝国，并且认为其行为具有天然的正义与合理性。

但事情的顺序并非如此。这些学生所调查的代工厂都是在当地具有合法身份的企业，其各类许可证并非是迪斯尼公司所颁发，而是由政府的各类主管机构认可的。在一个社会里，真正要体现劳工的价值与权益，凭借商业公司的道德以及消费者的压力是不够的，政府的强制力不但是一种必须，而且是一种必然。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不去政府部门为劳工维权，而是针对迪斯尼公司做这种挑战，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某种误导之故。

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有言，我们这里的经济发展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低人权优势”，也就是说不重视劳工权益才取得了低成本的优势。这个原因并非来自外部，恰恰是最该出面维护的机构没有真正履行自己责任的缘故。

所以，在认可学生们的热情与正义感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社会正义所实现的途径。途径不对的话，所有的正义都可能成为棒子，总会打在不恰当的地方。 工人日报：“不敢捡钱”是担心好心没好报

近日，南京两位小伙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后，担心万一接触钱，可能会遭到误解，便选择了报警——据12月9日《扬子晚报》报道，两人冒雨守候在现场，直到民警前来拍照取证，并清点出这是11000

元钱。

这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发生在南京的另一桩事：一位七旬老汉下公交车时，一头跌倒爬不起来，但同车的乘客无一人上前搀扶，直到老汉在昏迷前大声喊出“是我自己跌倒的，你们不用担心”后，才有人上前施救。

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人们已经神经麻木、爱心不再，而是因为“彭宇案”的教训太过深刻，让大家不得不长记性——之前，南京小伙彭宇曾因搀扶一位摔倒的老太太，最终被老太太及其家人认做撞人者告上法庭，并且输了官司赔了4万多元钱。

南京的这两位小伙不敢捡钱，显然与刚刚发生的一件“捡钱案”有关——江苏淮安一位卖豆饼的老太捡到1700元钱交给失主后，对方称少了6500元，并将老太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不主动搀扶老汉也好，不敢直接捡钱也罢，究其原由，都是因为有“一片好心反被人讹”的例子在前，大家学会了明哲保身，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具体而言，就是别轻易做好事，如果要做，也必须有见证人在场。

做了好事反被受助者和受惠者诬赖，当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时，善良的人难免会担惊受怕，在帮助别人时难免会瞻前顾后，其结果很可能降低做好事的冲动，让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受损害的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最终伤害的将是整个社会的精神肌体。 南京这两位小伙的做法虽然挺“聪明”，但感觉还是过度防范，说到底，是一种无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用一种看似智慧的方式，再次强化了一种意识：好心未必有好报，弄不好，做好事也有可能付出代价。

燕赵晚报：禁止未成年人救火背后的双重理性

少年赖宁曾是70后、80后年少时代的“英雄记忆”，法治时代如何让孩子们既学会自我保护，又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常识和智慧？９日下午，《上海市消防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交付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15次会议二审，立法凸显了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生命权利保障”。（12月9日《新民晚报》） 报道说，修改稿第44条提出：幼儿园、学校„„应有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其中应当包含火灾发生时幼儿、学生等人群的保护措施。以法规的形式明确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并细化出惩处措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制度设计应更加注重和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更加充满人文关怀。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生命关爱”，还彰显出值得称道的制度理性。

长期以来，在公共救灾灭火等层面，我们一直大力倡导“逢灾必救”、“遇火必灭”的社会氛围——不分男女老幼、不论有无能力，人们都以参与“灭火”为荣，以逃避“灭火”为耻，哪怕是为之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上世纪80年代，不惜牺牲去扑救山火的12岁少年赖宁，就曾在我国中小学校园内被作为楷模广为宣传。

其实，这是被无限泛化了的道德期许和道德自律，无形中给人们套上了某种“道德紧箍咒”——发生火灾要勇敢冲上去，若袖手旁观甚或退避三舍，要面临社会的舆论谴责，还会面临自身道德良知的自我拷问！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传承这种道德精神。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让不具备“勇为”技能和条件的人去“蛮为”，进而造成无谓牺牲，又实在是不道德。道德使人“向善”，但道德的标准不宜定得过高——应该尽量降低人们因遵从道德而产生的“成本”。鉴于此，用法规的形式规定“未成年人严禁参与灭火”，与我们提倡的“见义勇为”与“见义智为”一样，不是道德的退步，而是现代文明对于道德的“修正”，是道德理性的回归，是对生命的尊重。

网评：仰望哥本哈根时我们的脚下正在水漫金山

尽管在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上，一名斐济代表在谈到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消失危险的太平洋岛国时泪洒会场，令人动容，可中国人还是更关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倡禁欲，性工作者免费服务表抗议”、“中国官员三次被拒气候大会门外，中方强烈不满”之类的八卦新闻。与地理概念上的哥本哈根相比，在

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离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似乎更远。

电影《2012》中所描绘世界毁灭的场景确实可怕，我们也理由相信，如果我们对地球、对大自然、对气候问题不给予相当的尊重，这一天必将成为现实。甚至在埃塞俄比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在帕劳共和国，这一天已经提前来到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这些不幸的人们，成为第一批气候恶化的受难者。可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一天还是太遥远。例如，当房地产商与政府组成的拆迁队对你的房子虎视眈眈的时候，你却担心三十年后它会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当你的孩子吃了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索赔无门的时候，你却担心他在三十年后可能遭遇干旱的袭击，喝不到水——这是不是很扯呢？ 仰望星空是需要有一定条件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知礼节”和“知荣辱”，这两者，都是建立在“仓廪实”和“衣食足”的基础之上。同理，能够关心气候变化、参与减排活动的人，不说衣食无忧，至少不必担心明天的早餐吧？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企业家王石乘坐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气候专列”抵达哥本哈根，并且在那里完成了一次环城自行车之旅。王石先生对媒体说，“我减排了115公斤的二氧化碳。”如此亲力亲为，宣传和实践减排活动的精神当然值得赞扬。遗憾的是，王石只有一个，更多的中国民众可能也只能远隔千里之外，在电视新闻里看看出席哥本哈根的各国领导，讨论一番，然后该干嘛干嘛去，生活还是沿着以往的轨道继续前行„„

说真的，我也愿意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为减排二氧化碳尽一己之力，比如，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可公司离家太远；早上费劲九牛二虎之力赶到公司，最大可能是碰到老板一张冷冰冰的脸：你小子又迟到了！当然，也可以坐公交车和地铁，可公交车太少，地铁还一时半会儿铺不到我这儿来。那么，电动自行车也行啊，但众所周知，电动自行车已经被一些大城市给禁了。没有禁止的城市，也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

清华大学学生李木子，和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同伴，站在哥本哈根贝拉地铁站的路口，喊着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决定。”没错，地球是我们的，但是亲爱的中国学子，我们的未来你可以决定，你的未来，甚至你明天的工作，却由不得你做主。

很显然，一个不着眼于环保的国度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我们对现在的生活都还没有把握。

南方日报：真的需要过那么多“洋节”吗？

一年一度的洋节“圣诞”又到了,大江南北,神州上下,几乎“满城尽是圣诞树”。进入12月以来,行走在闹市区,入耳的圣诞音乐比我在纽约和巴黎感受到的还要喧嚣和热烈。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引进和学习外来文化固然是好的,也是笔者一直提倡的,但必须在继承自有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自有文化为依归,如果一味地追求外来文化以满足我们的新鲜猎奇心理,实不足取。崇洋轻中,对“洋节”趋之若鹜,对自己的节日则冷淡处之,甚至无知于然与所以然,似乎已经成为时下这个浮躁商业化社会的痼疾。

由圣诞这个“洋节”在各地商家联动的商业炒作,已经形成热闹无比的强大气场,吸引无数青年人参与其中且乐此不疲。难道只有“洋节”才能刺激消费?试问,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今年是耶稣老人家诞辰几多年?难怪有老外惊奇:为什么在无神论的中国,不信教的人竟把纪念耶稣诞辰的节日过得比很多基督教国家还热闹?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文化在千百年里长期积淀和凝聚之后又经后人总结和实践而形成的,从种种节日风俗里,后世的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先民生活的历史文化图景。当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被当作拉动经济的机会和手段时,节日的文化内涵就越来越被忘记,人们普遍地缺乏文化自觉。事实上,被国人疏远了的又何止于一些节日,别说四书五经中的精华内容,就连立规矩、劝行世的《弟子规》、《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这些简单的蒙学读本,都很少有人读过,更何况那些经典的历史和文化古籍了。

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节日也是如此,如果连自己的节日都搞不明白,又怎知如何过别人的节日?正所谓过犹不及,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等当然可以体现我们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也体现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

的交流和对公共价值的尊重和遵守；但诸如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等完全属于基督教文明的节日,又何必一窝蜂呢?比如装神弄鬼的万圣节,在当下的很多大城市年轻一族中得到追捧,而具有同样意义的中国“鬼节”盂兰节却饱受冷落,仿佛就连鬼也是外国的鬼好!再如只是北美洲独有的感恩节,原本是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初次在马萨诸塞州登陆北美新大陆的102名清教徒殖民地开垦者为庆祝丰收和感谢土著印第安人的,在全球各地除美国和加拿大外鲜有人过,国人为何也来凑这种热闹?

对于舶来的“洋节”,笔者认为那些真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体会和享受自由、民主与博爱、和谐等普世价值的如国际儿童节、国际劳动节、国际妇女节等等,理当举国欢而庆之,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核心价值更不应该眼看着日渐消失,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过好自有的传统节日,我们的生活会更丰富多彩且富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