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史学

——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初步发

展

第一节：中国史学的起源

一、人类社会早期的 “口述历史” 口耳相传——辅之以“结绳”、“刻契”和绘图记事的手段。早期的“口述历史”自然有其真实性，但人类的记忆能力相当有限（信息量的），势必造成一些历史大事的失传，而且口说也往往有个人虚构成分，再加上为便于记忆流传，也往往以“史诗”的形式记述历史，带有很深的艺术加工色彩，因此它带有很大的不真实性。《荷马史诗》；《诗经》 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现象既非常害怕，又有征服自然的愿望，于是产生了神话，并与口述历史往往杂糅在一起，口述历史神话化。从中国现存的这些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氏族社会的生活和生产的内容。 第二，人类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的传说。第三，关于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虽然传说不可能把远古时代的历史都传述下来，而传述下来的部分在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上又往往带有神话和传说的成分，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但这些远古的传说，都是当时现实生活斗争的反映，并非完全没有现实生活依据而幻想出来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透露了一些原始的历史意识，是历史记述赖以发生的前提。当人们创造出文字以后，这些远古传说经过后人加工、整理并记载下来，成为史家探索、揭示先民初始时期社会历史面貌的重要资料。总之，人类社会早期的口述历史为文明时代的史学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二、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文字、历法和记事者 1．文字的发明

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书——现在所发现的最古文字，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2、历法的产生

历法的产生，是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夏代，历法已经相当精密。 3、记事者——古代的史官 （1）史官的产生

传说我国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夏始，就出现了“史”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清代江永：“凡官府簿书谓之中，„„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史”——用文字记事的人。商朝的史官名称，甲骨文中称为“作册”、“史”、“尹”等，到西周初期仍然沿用。在西周的金文里，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 （2）史官职掌

商朝的史官主要从事占卜和巫术，他们和其它几种宗教官“卜”、“占”、“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都是神权的掌握者，充当着神人之间的媒介，传达上帝的意旨，以之影响和监督商王的行动。此外，还负责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档案。《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今文尚书》中的五篇《商书》 ，也是当时人所记。 （3）西周时史官有明确分工

《周礼》载，西周王室五史有明确分工：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国家的典章制度，记录大的事件。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记载王室与诸侯相联系的事情。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记周王的命令。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治，掌三皇五帝之书。”――传达王命，掌握地方事务。御史：“掌邦

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传达法令。 《周礼》卷一《天官冢宰》：“史掌官书以赞治。” 左史、右史：清人黄以周认为即大、小史。 （4）史官的职业是世袭的

（5）诸侯国也有史官，有些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其职掌大体与王室史官相同。诸侯国史官：鲁国有太史，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秦国、赵国则都有御史。其中，名字可考的，周王室有“史佚”、“史伯”、“史良”、“史籀”；鲁国有“克”、“固”、“左丘明”、“掌恶臣”；齐国有 “阙名”、“南史”；晋国有“史墨”、“史赵”、“史龟”、“史苏”、“董狐”；楚国有“倚相”、“史皇”；魏国有“史起”；虢国有 “史嚚yín”（嚚，蠢而顽固，奸诈）；卫国有“柳庄”、“礼孔”、“华龙滑”，等等。 4、中国记史制度的出现

（1）商朝没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商朝史官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2）史官职掌

商朝的史官主要从事占卜和巫术，他们和其它几种宗教官“卜”、“占”、“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都是神权的掌握者，充当着神人之间的媒介，传达上帝的意旨，以之影响和监督商王的行动。此外，还负责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档案。《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今文尚书》中的五篇《商书》 ，也是当时人所记。 （3）西周已经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

“殷鉴”——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 （4）官方记史制度形成于西周宣王前后。 白寿彝：《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判定“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 ， 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5）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 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墨子称“吾见百国春秋”《左传》中所见《郑志》、《郑书》孟子所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春秋》最早是指编年史。为什么叫《春秋》呢？商承祚在1932年发表《殷无四时考》，1934年唐兰、1940年胡厚宣也都分别指出“春秋”并非就当春季秋季讲，而是年岁之称，“今春来春”、“今秋来秋”犹言今年来年。于省吾认为，商和西周初、中期尚无四季概念，在甲骨文中只有春、秋二季而无夏冬，因此“春秋”就是一年。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 一、《尚书》

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即上古之书，被儒学列为经典，五经之一。秦始皇焚书——汉文帝时《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古文尚书》——东汉末战乱，今古文二本均失传——东晋元帝时梅赜奏上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55篇，其中今文经28篇，这是真的，其余全为伪造。 唐代孔颖达给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作疏，立为国学，作为钦定的官书，颁布学界。宋代学者开始怀疑梅赜所献之书为假，南宋的吴棫和朱熹；元明两代，亦有学者进行考辨，如明梅鷟写《尚书考异》说其是伪造。直到清朝，阎若璩花了30年精力加以研究，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提出12证据，证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系伪造，至此

《古文尚书》之伪铁案如山。现在通行本《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尚书》，是《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计58篇。如何辨别其中的真伪？简单地说，今文、古文篇目均有的33篇为真，其余的都是伪造。《尚书》是记言为主的史书，后人将其各篇进行归类，分成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典是重要的史事记录；谟是臣对君的谋划；训是训词；诰是君对臣的谈话；誓是王誓众之辞；命是册命或君主的某种命辞。其实这并不能包括全部《尚书》，它主要是记言，但又不完全是。 二、《逸周书》 原称《周书》。有的篇章是战国乃至汉代人拟作或伪作，但基本上属于西周的作品，也是早期的历史记载。 三、《春秋》――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 1．《春秋》记载的时间和内容：⑴《春秋》记事，每年都有史事记载。这是中国史学上前所未有的。⑵《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它采用鲁国纪年，以鲁国为主，记载了周王朝和列国在这个时间的大事。主要是周王室和各诸侯的政治、军事活动，包括朝聘、会盟、战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也涉及到各族关系、筑城、田赋等各方面的史事。 2．《春秋》的“属辞比事” “属辞”，指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指排比史事。

(1)《春秋》的比事之法有二：一是按年、月、日顺序地把史事排列起来，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逐年编次。二是排比史事，就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所谓“约其文辞而旨博”。 (2）属辞，即缀辑文辞，讲究文采。用词造句，采用一定的书法，以表达自己的爱憎，阐明自己对事件的性质、人物善恶的基本看法，即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传》：“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3、孔子修《春秋》在史学史上的意义：第一，开我国私人修史之先河。促进了私人修史和私人论史，有利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确定了年、时、月、日的记事方法，《春秋》是中国编年史书的雏形，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第三，《春秋》记载242年史事，重点放在当代，详今而略古，这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影响深远。 4、徐中舒先生关于《春秋》的意见：第一，《春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今传《春秋》就是原来的鲁国国史，是鲁太史世代相续，按年、时、月、日登记的档案，并未经过孔子的笔削整理。第二，《春秋》传自孔门，其中记载孔子生年或卒年，乃是孔门弟子尊崇本师之故。第三，《春秋》书法是太史的职责。书法必须有广大的支持，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然后才能使乱臣贼子惧。《春秋》记载赵盾、崔杼弑其君，原是晋、齐两国太史的笔法，有晋、齐两国的支持，因此鲁国太史才能同意而转录于本国《春秋》之中。 第四，《论语》记载孔子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最多，对《春秋》则没有一字。孔子时，《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国史，晋国韩宣子也只是在鲁国太史处见到此书，孔子不可能利用它。第五，孔子在世时与鲁国太史、乐官常有往来，乐官执掌的诗篇还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孔子死后，鲁国官府典籍开始散亡。孔子弟子因在鲁国找不到出路，与太史、乐官结伴去游说诸侯，《春秋》继《诗经》之后或为孔子传授的经典，也是孔子弟子责无旁贷之事。《春秋》古文经终于孔子卒年，也说明《春秋》的流传必在孔子死后。 四．春秋时期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

1、历史观：开始从“天命观”到“人事观”的转变。 商朝人每事必卜，完全是神意史观。西周灭商，开始思考天人关系问题，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论调，出现了“天命论”向“人事观”转变的趋势。春秋时期就更为明确了。如郑国的子

产“天道远，人道迩”，晋史官“社稷无常奉，人事无常位。”战国初年成书的《左传》：“阴阳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由人”。

2、史学思想：第一，历史知识受到重视，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西周：“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第二，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齐国太史兄弟、南史。 第三，提出了“良史”的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 “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楚王赞倚相为“良史” 。第四，记言、记事分工。《礼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认为根本就没有记言记事的分工。 第五，记时法有了进步，出现了时间分明的编年史，出现了年时月日的记录方法。甲骨文用干支记日，顺序为日、月、年。金文偶尔出现年、月、日的顺序。《春秋》则定型为年、月、日的顺序，有时加上季节“年、时、月、日”。第六，编纂体例和内容上，记事的史书比较简单，记言的比较详细；记事着重于政治和自然现象，经济方面则较少记载，仍处于幼稚和零散的阶段；各国均有史官记载各国历史情况，记录史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上种种情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

一、记言史的发展 内容丰富了，范围扩大了，技巧生动了。 1、《国语》

太史与瞽蒙；这两种史官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诵为主，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瞽不失诵”。他们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称为“语” 。《国语》是分国记言的一部有关春秋历史的史著，是以政治言论为主的文献汇编。成书于战国初年，不是一人一时所完成的，是汇集周王朝与各诸侯国所录之“语”编纂起来的。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资料。 2．《战国策》

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这一时期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及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形势。西汉刘向编定。 3．《战国纵横家书》

记载战国时期辩士言论的史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未标书名，经过整理，凡27章，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外16章为久已失传的古佚书。把它和《战国策》、《史记》的有关篇章相对照，可以校正后者的一些错误，并补充其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编年史的发展 1．《竹书纪年》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晋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纪年》从夏开始一直到战国魏襄王止。西周前统一记载，后主要记载晋国，晋后主要记载魏国。 史料珍贵，与传统说法有很多出入。宋代时绝大部分佚失。 2．《左传》

（1）第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班固才使用《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2）《左传》的作者：传说是左丘明；也有人认为是左氏，而非左丘明；有人认为是瞽史；有人认为刘歆伪造。多数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写。（3）《左传》是一部的史学著作，但汉代时与《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通称“《春秋》三传”。（4）《左传》的起止时间。（5）从历史编纂来看，《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如同大事记，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左传》记事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历史事件一定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同时，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突

破了先秦记言、记事的格局，做到了“言事相兼，烦省合理。” 相对于《春秋》来说，《左传》才是一部严整的编年体史书。严整的历史书的标准是：时间清楚（明确的时间顺序）；事件完整（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有头有尾）；人物言行具备，如《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触龙说赵太后》 （6）《左传》善于描写规模宏大的战争，善于写历史人物，辞令也非常出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7）有历史评论。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开创了我国“史论”的先河。（8）徐中舒先生关于《左传》的意见：第一，左氏传经，其中有无经之传和传经相异的记载，这正是史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谨严态度，但不符合汉代传不违经的通例。第二，《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出身鲁国贵族，是一个有修养的瞽史。《左传》和《国语》是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姊妹篇，《左传》引用《国语》很多资料，但并非直接抄录，往往删节润色，言简意赅。二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第三，《左传》记事有浮夸失实的地方，但还是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成文的以及传诵的一切文献资料，有意识的以《春秋》为纲领，按年编写这个时期的历史，并保存了春秋以前相传的古史传说。

三、战国时期其他的史书 1．《世本》：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的史事。分类编纂，是我国最早具有分类性质的史书。有人认为是纪传体史书的雏形。2．《铎氏微》：3．《虞氏春秋》： 四、战国时期的历史观

历史观在战国时期有了很大发展 1、历史循环论

（1）孟子的“一治一乱”思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种治乱交替循环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 （2）邹衍的“五德终始论”。 “阴阳五行学”的创始人。 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相生 水-----木-----火-----土-----金-----水 相克 水-----火-----金-----木-----土-----水

历史五德终始说:黄帝(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 邹衍的这个“五德转移”的历史观，就是把土、木、金、火、水这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五行），和历史过程的某些时期次第对应，并认为这是天赋予这个历史时期的总标志和政令、服色制度的总根据。所谓“转移”，就是用这五种物质形式相互间一些关系，附会以解释人类历史更迭的必然性。按照他的理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按五行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往复循环的。 2、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越来越进步的，代表这一派的是法家。 （1）商鞅：“世事变，而行道易。” 商鞅把古史分为“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并描绘了社会进化的过程。《商君书·开塞篇》，又分为“上世”、“中世”、“下世”，总结了大约相当于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阶段的政治特点：“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2）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等人的观点，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认为每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各不相同。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提出了历史必变思想，为历史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他们都努力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去肯定历史的变化发展，肯定今胜于古；在阐述历史过程中，又注意到不同时期的特点而给予阶段性的划分，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 五、战国时期的史学思想

1、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2、孟子评《春秋》时说，史书要有事、文（表达文字）、义（包含的思想），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

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3、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孔子：“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 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韩非：“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4、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周易·大畜· 象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5、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 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 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 《礼记·经解 》：“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彰往察来”。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了莫大的可发挥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荀子》有明显的“会通古今”的观点，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 。《吕氏春秋·长见》 ：“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